《圣教入川记》故意抹黑张献忠

李后强 林彬

人们相信张献忠(1606—1647)屠川故事,一是民间传说,二是清代编撰的《明史》,三是由法国传教士古洛东①编著的《圣教入川记》。《圣教入川记》依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②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③在四川的活动记录而成书。说张献忠屠川,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圣教入川记》。其实,这本《圣教入川记》是靠不住的。除了利类思与安文思在四川传教活动有点史料价值,天主教与四川道教的冲突等部分内容有一定真实性外,他们二人与张献忠的关系特别是写张献忠杀人的事,没有任何可信度。

一、《圣教入川记》的来历可疑

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影响最大,特别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都认为这是外国人写的,应该真实、可靠、可信。实际上,这正好暴露了中国学者的致命弱点——崇洋迷外,盲目跟从。这也正好落入清朝政府精心设计的圈套。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屠川”张献忠,就是被清朝政府故意“打扮”后的丑恶形象。

《圣教入川记》的作者古洛东在序言中说,他在上海时,耶稣会神父给了他一本利类思和安文思的手抄本,但实无证据,至今也没有发现手抄本原件。学界对古洛东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古洛东发现200多年前的手抄本,并且不保留珍贵的原件,乃天下奇事!谁相信?除非你愿意交纳“智商税”。即使古洛东说法可靠,但《圣教入川记》是“古洛东著”,说明古洛东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重新编写了张献忠杀人故事,这个可能性很大。因为杀人时间、人数、地点都有矛盾。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最初是铅印本,不分卷,初版于1918年,是经川东教区主教舒伏隆(Chowvellon)批准,由圣家书局排印出版,印数不多,约2000册。当时主要供应川东教区的教徒使用,只有少数为其他地区的教会所购买。由于印数少,又是教会内部发行,所以,现在已很难见到。直到1981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才公开出版《圣教入川记》。

二、利类思、安文思是矛盾体

利类思、安文思在张献忠军中先是受到优待,任大西国的“天学国师”,后来差点被砍头,因此对张献忠有情有仇,好话坏话都可以说。利类思1637年来华,在江南传教两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安文思1640年来华,一直在杭州传教;利类思和安文思入川到成都传教均为1642年。1643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于成都“沦陷”前逃到雅安山中,不久即为张献忠起义军所获,但张献忠不但没有“杀”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而且封为大西国“天学国师”,并委以重任——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体仪、地球仪、日晷等器物,同时从事传教活动。1647年1月2日张献忠遇难后,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又为清军所俘,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肃王豪格的清军到西安;1647年被肃王豪格押到北京;1651年获释后,先后受到清朝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允许他们传教。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四川住了5年左右,而且在张献忠大西军中呆了两年多。

利类思曾撰写大量的有关天主教的著作。安文思著书较少,他在北京时曾著有《张献忠记》(Relacao das tyranias Obradas Por Chang-herien Chungo Famoso China,em e anno,1651)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军中的经历和见闻。但《张献忠记》的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古洛东所说他在上海见到耶稣会神父出示的抄本,如果属实,应与《张献忠记》有关。可以推测,古洛东是根据安文思的《张献忠记》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写成了《圣教入川记》。但是,只要认真阅读《圣教入川记》就会发现,大量叙事都是古洛东的想法,故意强加在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头上。两位传教士死去了200多年,已无法辩解,这就是古洛东的聪明之处。利类思是写作高手,丰产作家,为什么不写张献忠?而不太善于写作的安文思却详细记录了张献忠?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古洛东、利类思、安文思的叙事也自相“矛盾”,前文说张献忠胆识过人、有勇有谋、治国有道等,评价很高;而在后文又突然说张献忠憎恨川民、杀人如麻、血流如渠。其实,《圣教入川记》对张献忠的“自相矛盾的评价”,都是因为道听途说,不是亲眼所见。因为古洛东是张献忠死后200多年才到重庆传教,而利类思、安文思虽然曾与张献忠有过密切接触,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张献忠的军事活动,所见所闻毕竟有浅薄之嫌。

三、利类思、安文思受到清朝政府的优待

张献忠在四川西充县凤凰山遇难后,利类思、安文思这两个外国传教士被清军俘虏,成为八旗的奴隶。利类思、安文思通过著名传教士汤若望的推荐,受到多尔衮和顺治的欢迎,“皇上赐给房宅一所,银米若干”。1648年开始在肃王府当差,肃王府内人员对利类思、安文思比较尊敬,不把他们当奴仆看待,而且准许他们自由外出,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后来,利类思、安文思受到清统治者的优待,在北京拓展教务。

1655年,清顺治皇帝特批利类思、安文思在紫禁城东华门一带开始建立天主教东堂,这便是北京城内第二座圣堂(第一座为南堂),也就是最早的东堂,成为现在王府井商业街的地标建筑。如果古洛东的说法靠谱,也就是在此期间,安文思写了《张献忠记》,至于书中内容,现已无从稽考。但古洛东却把《张献忠记》的内容,加以“摘录、编纂、注释”在《圣教入川记》内,则突破了“圣教入川”的主题范围。不难想象,如果上海耶稣会神父给古洛东的那本利类思和安文思的手抄本就是如此,那么,受到清朝政府优待的利类思、安文思就所言不实;否则,就是被清朝政府收买的古洛东在为清朝统治者说好话,把张献忠抹黑,完全合理合情。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外国人也懂的。

四、利类思、安文思主动或者被迫说谎

利类思、安文思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天主教,不是来参与战争,不是来说三道四,不是来评判是非,不是来当史学家。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是一本教会出版的书,它主要应该记述天主教“入川”并在四川的活动,其中包括明朝末年天主教传入四川的最初情形、清初四川地区教徒的概况、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天主教与四川道教的矛盾,以及四川人民反洋教的斗争,等等。但是,宗教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来都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织一起,政治恶意性是宗教渗透的核心特征。因此,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借助宗教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影响,清朝统治者不会不懂、不会例外。

利类思、安文思到中国“传教”,关于张献忠与明军、清军打仗的事,不是他们“宗教”应该真正关心的事。否则,宗教就沦为了“渗透或干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工具。清王朝允许利类思、安文思修建大型教堂,进行大规模传教活动,作为传教士的他们必然感激不尽,“被迫”说谎,即以宗教交流传播为掩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对中国人物和历史进行“记叙并妄加评价”,即“帮统治者”说话,占领和控制思想阵地,消除和瓦解中国人民的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人民对本国历史和人物的客观认识。由此可见,利类思、安文思说张献忠的坏话就顺理成章。道理很简单,如果清朝政府不允许利类思、安文思传教,他们来中国的任务就落空了。利类思、安文思作为在张献忠军中任职的外国人,应该“最了解”张献忠,如果不说张献忠的坏话,“讨好”当权者,肯定过不了“政治关”。为了自己的使命,主动或被迫说谎,才能与清政府保持一致,得到重视和特权。清朝统治者很清楚,自己说张献忠坏话,可信度不高,但外国人说张献忠杀人,中国人肯定会相信。实践证明,这招非常有效,影响至今。

五、“七杀碑”实际上是“圣谕碑”

清朝统治者平定四川后,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七杀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学界考证,这是清政府故意编造、抹黑张献忠。实际上,这是张献忠的“圣谕碑”。在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的圣谕碑,没有一个“杀”字。成都少城公园陈列的碑,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圣谕”,即:“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圣谕碑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清朝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清朝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圣谕碑,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攻克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所立,碑额刻“圣谕”二字。碑文:“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神鬼明明,自思自量。”此碑已被收入《中国历史名胜大词典》一书(图片来源:微新广汉)

综上,利类思、安文思和古洛东是被清朝政府优待和收买的传教士,他们杜撰的《圣教入川记》完全不可信。勿容置疑,战争是要死人的,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也不例外,“一将功成万骨枯”,许多将士“战死沙场”,但把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全部归罪于张献忠,这缺乏公允和客观。其实,四川人口大量减少是在张献忠死后,主要原因是川民持续抗清,以及“吴三桂乱川”,连年刀兵不息,“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眕灭。然四川际此兵烫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徐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吝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张献忠像(图片来源:企业家日报)

2010年8月15—17日,首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全国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定边县举行,许多学者认为,古洛东的《圣教入川记》来历可疑,不能作为张献忠屠川的证据。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由于受到清政府优待,主动或被迫说谎,其言语矛盾重重,更不可信。因此,要求给张献忠平反。2010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中华名将张献忠》播出,认为张献忠是真正的农民起义英雄,却被清朝政府诬陷和妖魔化了,这是清朝政府的阴谋。其实,张献忠军队纪律严密,不扰民,深得百姓拥护,川民抗清坚持了32年,其影响可能超过了李自成。因此,对被冤枉了300多年的张献忠,应该全面地、历史地和辨证地进行评价,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张献忠形象。

注释:

①古洛东(Gourdon:1840—1930):法国人,1866年到重庆从事教会活动。《圣教入川记》(教会内部版),是经川东教区主教舒伏隆(舒若瑟Chowvellon)批准,1918年圣家书局出版(铅印)。本文所称《圣教入川记》,是1981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圣教入川记》,后文不再注明。

②利类思(buglio:1606—1684):意大利人,1637年(崇祯十年)来华,曾在江南传教,在北京修历法,1642年(崇祯十五年)入川传教,成为第一个进入四川传教的西方人。

③安文思(cabrielmagallaens:1609—1677):葡萄牙人,1640年来华,1642年入川传教。

定稿于2024年1月16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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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林 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张献忠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