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著名作家谌容女士于2024年2月4日9时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谌容是《当代》杂志的重要作者,编辑部对她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

谌容,祖籍重庆巫山小三峡,1935年生于湖北汉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入川,1945年抗战胜利至北京,毕业于东城私立明明小学,后考入北京女二中。1948年初随家人回重庆,就读于重庆女二中至初中二年级。

1951年参加工作,在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书店)售书。1952年调入《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任干事。1954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享有国家调干助学金的大学生。1957年毕业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从事翻译工作。1961年病休。1962年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待分配。病休中开始练习写作。

1975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在《收获》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1980年,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改革开放40年间,在全国各地期刊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多次获得各种奖项。由作者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获得当年“百花”“金鸡”“华表”三大奖,得到广泛赞誉。

谌容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代》发表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太子村的秘密》等。其中,《太子村的秘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代》2022年第1期又刊发了她重启小说创作后的新作《信不信由你》,潇洒而超脱,体现了不竭的艺术创造力。

谌容曾将文学创作称为“给我以生的一条路”,“每一步都是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今天特分享她这篇自述,以志纪念。

每一步都是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

谌容

记得除了有关单位要求填写的履历表,自己从未写过自传之类的文字。也因此,有关作者的年龄、出生地、祖籍、家庭、经历等,被介绍时多有差误。其实,差不差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因而也就一直没去管它。直到这次出版文集时,周围的朋友特别是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劝我还是写一篇小传,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比较好。也好,那就从头说起吧。

首先,我这个姓,《百家姓》上就没有。谌,这个字《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音:chén。我们家祖祖辈辈却念“甚”。记得四十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我的小说,天天结束时,夏青同志都要用悦耳的声音说:这是女作家“陈容”的作品。我听着觉得别扭,给电台打了个电话,那边回复说,电台播音的依据是《新华字典》,又客气地说,别的字典可以证明是多音字也行。如果这事放在今天,我肯定是听之任之,绝不会去打那个电话。可笑那时,放下电话就搬出几本字典,还真被我找到了。《康熙字典》上“谌”字作为姓氏时有三个音:“陈”“甚”“真”。谌,是谨慎的意思。当时我还如获至宝,立刻就特别高兴地通知了电台。结果,在最后几天的播出中,夏青同志只好加上一句:“谌容”同志就是大家熟悉的女作家“陈容”同志。

“谌容”是我的名字也是笔名。我今年83岁,汉族,祖籍重庆巫山县,1935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北汉口,出生后在汉口居住约两年。据家人说,一岁多时我曾患小儿肺炎,眼看气息奄奄生还无望,已被家人从床上挪放于地。幸蒙中医名家冉雪峰先生到来,一服中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冉先生是巫山县人,家父的小同乡)。这也算作者生命中的大事件。救命之恩难忘,至今我对中华医学顶礼膜拜坚信不疑。

1937年日寇入侵,父亲供职的机关疏散南迁,两岁多时随家人乘船逃难至四川成都。1942年的一天,日本飞机突然轰炸,因年幼不及避入防空洞,炸弹近在咫尺爆炸,当场家人头部中弹片血流满面。如无家人身体遮挡护佑,可能我就难逃一死,那年我七岁。

1943年日寇对我大后方的城市狂轰滥炸,全家随父亲的机关疏散至重庆巴县歇马乡,我就读于歇马乡村里的“小弯小学”。记得上学的路上周围是一片水田,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河岸边有一家人开了个油坊,油坊那架很大的木头水车昼夜在河里转动,掀起小小的透亮的水帘子。每天上学都要站河边看一会儿慢慢转动的水车,然后才踏过小石板桥跑进校门。四十年后我又回到那里,学校简陋的小院儿还在,只是旁边盖起了新楼。校门前的小河干枯了,水车没有了,油坊老板也搬走了。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工作调动至北京,我的小学生涯才算断断续续告一段落,终于在北京东单三条私立“明明小学”毕业。这个小学设在胡同中的一栋洋楼里,颇有点“贵族气”。记得毕业典礼那天,一位女老师拿了一套外国机器来,教我们自己做冰淇淋以示庆祝。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淇淋,所以记忆犹新。毕业后我考入当时的北京北新桥女二中。

1947年年底父亲调回重庆,全家随行。我考入重庆南岸女二中,读到初中二年级。在这个学校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时放的那一把大火。那天夜里,我们站在学校的山坡上隔江远望,只见对面城里一片火光,烧红了半边天。师生们都惊恐万分,怕回不去城里了。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国民政府的市长杨森逃跑前下令放的火。回城时从码头上来,我看见林森路一条街几乎被烧光了。

1950年刚解放时,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未作结论,工作也没有落实,父母就把我和妹妹送到了成都一个远房亲戚家。在亲戚家住着很不适应,不到一年,我就自作主张买车票带着妹妹回了重庆。

1951年返回重庆。三月,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书店)招考售书员,我去报考,被录取了,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

当时书店是开架售书,店员的任务是站在一旁监管服务。无奈当时年龄太小(十五岁),只顾站在书摊旁看小说,完全忘了自身的职责,以至于在我的看守之下许多书都不翼而飞,被领导批评教育是家常便饭。大概是因为屡教不改,经理就把我调去开发票。对这次的调动我心中窃喜,开发票只要不写错就行,丢书就跟我没有关系了。那时刚解放,文化人都比较穷,书店里看书的人多,“偷”书的人也不少,买书的人却不多,开发票的工作相对轻闲,责任也小些。虽然顾客多的时候不便低头看书,人少时还是可以的。因而就盼着下雨,那种天气逛书店的人寥寥无几,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桌子后面看小说,经理也不会管你。往事如烟,一去不复返,年迈之人追忆当年白纸一般的少年心境,莫名的伤感时时涌上心头。

我们这个为工人服务的书店是解放后才建立的。经理是上海刚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南下干部,二十四岁。其他售书员都是像我一样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那是一个非常年轻、充满活力的集体,大家都住在书店的楼上,停止营业插上门板后就一起去看电影,或者经理打着拍子教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我们还把书送到工厂矿山的工人手中。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一组,一路搭乘轰轰作响冒着黑烟的长途汽车,背着书到了著名的天府煤矿。出于好奇,我们想下矿井看看,却被周围的师傅们坚决制止了,理由是井下的工人都一丝不挂。

1952年6月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与新华书店合并,小伙伴们都去了新华书店。好像当时《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需要一个干事,就把我调到了编辑部。他们私下告诉我,之所以调我去是因为我开发票时字写得不错。庆幸家严从小让我临写颜真卿,使我得到了这份工作。那年我十六岁,既无学历也无资历更没有后台,在编辑部我的工作既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是为编辑部服务的干事。不过我很忙,要负责给编辑记者们领工资、发电影票、跑印刷车间、拆看读者来信,然后分类交给编辑回信。晚上十二点起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因为当时没有电传之类,为了不耽误第二天见报的重要新闻,只能夜半时分由我一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然后交夜间值班总编。虽然整天被呼来喝去的,我对这份工作还是相当的满意。首先,穿上了灰色的双排扣“列宁服”,参加了革命工作自食其力,脱离了家庭。其次,好歹这工作与文化相关,有利于自己的学习。因此,在那两年的工作中表现还是很积极的,曾得到冯社长在全报社大会上的表扬。写上这次的表扬并非为了夸耀自己工作得多么好,而是因为这次的表扬对我即将报考大学至关重要。

1954年中央出台了一项政策:凡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青年干部可以报考大学,入学后由国家给予助学金,享受调干大学生待遇。这消息对于我无疑是喜从天降,我的工龄三年半,够了,于是立刻跑到人事科报了名。多年后我才得知,我的报名曾引起人事科一番争论,原因很简单:我的家庭出身问题。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这个简单的道理谁都懂。然而不幸,在那一股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大都会被另眼看待,或者说受到歧视,我也不能幸免。这个家庭出身问题竟困扰了我半生,几乎毁掉了我的事业与前途,直到改革开放阳光普照的新时代才得以解脱。

因此在这篇小传里,有必要把我的家庭情况交代清楚,也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个作者。

我的父亲谌祖陶(字述尧)是重庆巫山县人,就读于三十年代北京的“中国大学”。很遗憾,他选择了法律系,毕业后只能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机器。他历任地方法院的书记员、推事,高等法院的院长,直至最高法院的庭长。所幸他老人家经办的是民事案件,不涉及刑事人命官司。重庆解放,他的历史被审查清楚后就留用于西南最高人民法院。我的母亲杨淑芳(字哲生)是河北保定清源县人,出身于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她的寡母顶住族人的压力,用自己的私房钱偷偷送她外出求学。母亲读完了河北保定女子师范高中,毕业后在北京东城的史家胡同小学任教。抗战时期我家疏散在农村时,因村里的小学没有教员,她也当过两年乡村教师。印象中,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红楼梦》《聊斋》是她常看的书,对京剧《锁麟囊》《玉堂春》不但熟知还会唱几段,她说自己年轻时还是京剧票友。母亲的一生与政治毫无关系。我的祖父祖母都在老家重庆巫山县。至今我也没有回过巫山,没有见过祖父母。听家人说,他们一生就住在山清水秀的小三峡。虽然我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无所知,但在旧社会贫穷的深山里能供出一个大学生,定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因此,从参加工作以来,在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都填上“官僚地主”。在那个动不动就“查三代”的年代,我这个家庭出身显然是极不光彩的,也难怪在我申请报考大学时会遭到一些革命同志的反对。不过,我运气很好,人事科的一位女组长(也许是副组长)坚持同意我的报名。她的论点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重在个人表现”,举的例子就是:“她本人工作积极努力,曾在全社大会上受到过社长表扬”。平时我和这位大姐从无交往,只知道她姓张,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参加游行时被国民党军警的刺刀刺伤,留下了后遗症,身体不大好。算来她应该九十高龄了,每每想起我报考大学时的往事,总会想起她,尽管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是由衷地感谢她的仗义执言。

终于准许我报了名,而且按规定给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以我这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三十天的复习功课时间想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感谢我的工作环境了。在编辑部,我周围的编辑记者大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社领导是有学识有革命资历的老干部,我非常羡慕他们有学问还会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尽管当时我在编辑部是年龄最小、职务最低,学历更谈不上的小干部,倒也没有自暴自弃甘居下游,而是自强不息暗中努力,希望能迎头赶上他们。我的工作虽然烦杂琐碎,却有很大的机动性,只要把分内的事干完了,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没有人管我。于是,在这期间我读完了初、高中学生应学的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数理化没兴趣也看不懂。此外,刚解放时俄文很受追捧,电台里天天教俄语。我也弄了个小收音机很认真地毫无目的地跟着学,也就是想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而已。

想来可笑,我这一系列“盲目”的自学,竟仿佛是为日后考大学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时还要考一门“政治时事”,这对我更容易。每天我记录的新闻都是国内外大事,答起考卷来驾轻就熟,比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强多了,根本不用复习。在报考什么大学的问题上无人可商量,加上我非常自信,直接报考了北京的“外国语大学”(那时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很幸运,录取通知书寄来,大学我考上了,那年我十九岁。

如梦中一般,1954年我居然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大学生,而且享受调干学生待遇,由国家每月补助25元助学金。那时物价便宜,在学校食堂一日三餐,每月饭费交十二元五角就够了,自己还余十二块五。因为我有弟妹四人,母亲没有工作,家庭负担重,我每月寄回家十元,剩下两块五零用。那时人们都不富裕,有些自费大学生连这两块五零用钱也没有。

大学对于我绝对是一个美好的新天地,特别是图书馆。俄语我自学过一些,应付苏联老师考个“五分”并不难,我的专业学习成绩甚好。在大学的几年间,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图书馆,真是如饥似渴般阅读中外名著,还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而且“荣任”社团的“联络部长”。三年间寒暑假没有回过家,一来没钱买火车票,二来主要还是舍不得泡图书馆的时间。在那所大学里,与其说我读的是外语系,不如说上了一个“中文系”更贴切。那一段时光对我走上文学之路想来还是重要的。

入学时我们学校名为“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地址在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沿用着一部分旧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舍,很快我们就搬到了北京西郊魏公村的新教学楼,并且改名“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本来学制是三年,应该1957年毕业。那年正赶上反右派运动,听说是因为学生分配的问题,延期一年,改成四年。1957年只有少数学生被一些单位挑走。中央广播事业局(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到学校要了四个人,两名男生两名女生。又是很幸运,我是其中之一。

那时人们都没有电视,也无须电视台,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被分配在中央台的伊朗、土耳其语组。因为当时缺少懂这两门外语的人才,就由我们把稿件翻译成俄语,再由懂俄语的专家译成他们本国的语言广播。不久,我们有了懂这两国语言的同志,我就被调到了对苏联广播部听众来信组。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电台收到的苏联听众来信很多。我们组有五六个同志,每天办公室里只听见打字机响成一片,甚至还要加班加点。

很不幸,1960年我晕倒在笨重的俄国打字机旁,从此开始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打针、吃药、住院,中西医都无济于事,关键是不能确诊是什么病因导致的频繁晕厥。晕倒总是突如其来人事不知,醒来则一切如常,只是精神不济,人也日见消瘦,一米六的身高,体重只有八十斤,倒也无须减肥了。最尴尬的一次是刚出家门,去医院等车时晕倒在13路公共汽车站。那时的人们崇尚急公好义救死扶伤,热心人从我的包里找到我家地址。幸亏宿舍离车站近,传达室的老王同志跑来把半死不活的我背回了家。

1962年左右中央机关精减干部,我榜上有名,被精减到北京市教育局。虽然在病休中被机关精减,似乎有些绝情,但若换位思考,从工作的需要出发,当局的决定也无可厚非。对于我个人,身体才是本钱,如果学校教书工作不那么紧张,从此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未尝不是好事。谁知天不从人愿,站在讲台上照晕不误,万般无奈,我只得拿着病假工资待在市教育局,成为“待分配”干部。

所谓“祸兮,福所倚”!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病竟为我病出了又一片新天地,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尽管这片新天地并非那么鸟语花香,却也是上天的赐予,病中人的希望。我后来写的一篇散文《痛苦中的抉择》,多少描述了那时的真实。

这种病不犯时像健康的好人一样,病休的日子里除了看书料理家务,我曾尝试学过画画,研究过烹调、缝纫,练习过翻译,后来干脆自己编写小说了。在我决定开始写作时,唯一支持我的人,或者说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我的丈夫范荣康。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家庭婚姻状况。

1956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结婚了,周岁不满二十一吧,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是早婚,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我们班上调干学生多,都是在社会上工作了三年以上的人,结了婚有孩子的也大有人在。

范荣康(原名梁达)也是从重庆调来北京的干部。他曾是西南《新华日报》的记者。在重庆时,我们两家报社比邻而居,有时也联合在一起开大会,听重要的传达报告。不过,那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过他写的通讯文章。直到我来北京读书,他调到北京《人民日报》工作,才由我们报社的一位大姐正式介绍认识。好在曾读过他写的文章,也算知根知底。加上本人择偶标准很简单:忠厚诚实文化人,年龄差距六岁也合适。更加上双方都是孤身在北京,例行交往了月余之后,趁着学校暑假就结婚了,放在今天可能就叫“闪婚”。

我的家庭生活很平静也很正常,基本没有吵嘴打架之类的事。正像我后来小说里写的,家庭里的矛盾无非是柴米油盐之争,不涉及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原则问题,不必闹得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当然,夫妻间平静和谐的生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基础之上的。就如我“异想天开”地要写小说,如果最亲近的人不支持,你根本就干不成。更何况六十年代写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个人主义想“成名成家”,那可是大罪。也因此,在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犹如地下工作者一般,只能暗中进行。第一读者只有范荣康,外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很称职的第一读者,不但负责挑毛病还能以他评论员的敏锐在政治上为作品把关,甚至可以动手改错别字和不当之处。后来,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遭到出版社“造反派”不公正的对待时,他和我共同顶住压力。特别是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创作假问题被扣发了三年工资,以至于害得五口之家需要举债度日时,他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当我在重重压力之下灰心丧气企图搁笔时,只有他鼓励我,认为我有写作的潜力,不写太可惜了。这也许又是我运气好,一生中得遇知己,而且是自己的丈夫。

请恕我不想回忆18年前那个悲惨的日子了,那年一个月之内我的丈夫范荣康和大儿子梁左都相继离我而去。有读者常常要求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曾写过“生活中有鲜花也有眼泪”。流泪的日子也要倾尽全力好好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现在我拥有一个大家庭,有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去年有了两个小重孙,已是四世同堂。

诗人、文学评论家张光年(左六)和青年作家谌容(左四)、张洁(左七)等人合影(摄于1985年)

耄耋之年回顾我的文学之路,虽是走得艰难,却也伴着无比的欢喜,似乎每走一步都是置之死地而又起死回生。1974年,我全心全意无比虔诚地写完了长篇小说《万年青》,无视当时政治风云的强劲,迫不及待地就把稿子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幸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我给出版社带去了灾难。出版社楼道里贴满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为什么要出版法官女儿的书,而不出版工农革命群众的书”。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万年青》才得以出版。之后我又写了长篇《光明与黑暗》。这两部长篇都是发表在新时期之前,没有选入这套文集中。

1978年,春满大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我满怀喜悦地写完了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当时我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只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把书稿交给了编辑部的老孟同志。因为字数不够长篇他们不能发表,可是,老孟同志并没有把稿件退还我,而是积极地四处为这篇小说找出路,结果找到了上海复刊不久的大型期刊《收获》。小说稿放在了主编巴金同志的案头,同时也有人报告主编,这个作者“文革”中出版过两部长篇。这个小报告显然对作者是极为不利的,幸而巴金同志没有理睬这些闲话,甚至没有让作者修改直接就刊登了。从此,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收获》的作者。

谌容与巴金

特别难忘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巴金同志听说这个作者还在扣着工资的情况下进行业余创作,就趁来北京开文代会之机,让他的女儿、《收获》的执行主编李小林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作者。记得那天我的三屉桌上是写了三分之一的《人到中年》手稿,她看了就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快写下去。她的突然来访给我全家带来的惊喜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四十年间她不仅是我的责任编辑,更是患难与共的挚友。直至今日,当得知我还没有出版过文集时,她也是那般地关怀安排,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1979年,在我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北京市委由宣传部补发了我的三年工资,并把我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作家。

再回首,一生的选择没有错。文学创作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见证了我孤独面壁时的辛劳,也见证了我笔耕收获的春色满园。我时时鞭策自己:今生不负心中这支笔!

(摘自《谌容文集》,谌容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来源: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