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宝月大师惟简

蒋 蓝

苏轼《宝月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与成都大慈寺的佛源甚深。究其根底,除了他自幼受苏洵影响雅好佛画艺术以及青年时代在中岩寺读书耳濡目染,加之母亲程夫人本就是虔诚的佛教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苏轼与大慈寺胜相院的住持惟简(1012—1095年)堪称为生死莫逆之交。

惟简俗姓苏,眉山人,是苏轼的宗兄。古人称之“无服兄”。“无服”,系古丧制,指五服之外无服丧关系者称“无服”。他9岁出家,19岁得度,29岁宋仁宗赐紫袈裟。“赐紫”值得一说:唐宋时三品以上官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官为绯色,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为皇帝所宠爱者,特加赐紫或赐绯,以示尊宠。而僧人亦有时受紫袈裟。到36岁时,又赐号“宝月”大师,直到84岁圆寂,从未离开过大慈寺。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苏轼和父亲、弟弟,到成都拜谒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利用机会又拜会了大慈寺的文雅大师惟度和惟简,他们均为同门。

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在眉州服程氏母丧期满,到成都与惟简过往较多,关涉佛事者如“要绣观音”“借浮沤画”等。他离开成都返回汴京时,惟简还远山相送“至刻厚意。”

后来苏轼、苏辙随父举家离蜀,北行赴京,与惟简相约在嘉州(乐山)相会, “及至嘉州亦五六日间,延望不至,不知何故爽前约也”。(苏轼《与宝川大师三首》)对这次未能与惟简见面,苏轼感到非常遗憾,怅惘之情溢于言表。

几年之后,苏轼应惟简之请,为大慈寺胜相院(原名中和院)写了一篇《中和胜相院记》。记中回忆说,苏轼游历成都大慈寺,见到他所爱戴的两位高僧:文雅大师惟度,气质高尚,纯朴忠厚,他还能回忆许多唐末、五代史书没有记载的史事;宝月大师惟简,精明敏锐,礼敬佛祖,他管理僧众严厉谨慎而颇具威望。记中又说,胜相院壁上,有唐僖宗和陪同他西迁而来的文臣武将共75人的画像。画中人物精妙绝伦,栩栩如生,令人神往。这里最早的住持,是京兆长安人广寂大师希让。希让传了六代衣钵,传到惟度和惟简。惟度圆寂之后,惟简顺理成章担任大慈寺胜相院住持。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二十八日,苏轼与弟弟苏辙再游成都大慈寺极乐院,这次成都之行就是观赏壁画,他对唐代著名佛画家卢楞伽的绝作备加赞赏,称其为“精妙冠世”。

英宗治平四年(1067),苏轼在川居父丧。惟简前往造访,恰遇到苏辙出示唐人摹本《兰亭》,惟简大喜过望。九月十五日,苏轼为苏辙送给惟简的唐人摹本《兰亭》书写了一篇跋语《书摹本兰亭后》。苏轼早对《兰亭》烂熟于心,他对唐代书法基本持否定态度,是指盛唐以来重“法”的风气。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曾指出:“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这一论断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这一唐人摹本系苏辙从河北带回蜀中,惟简见后爱不释手,持归成都,特请绵州僧人意祖摹刻于石碑。同年苏洵逝世,苏轼、苏辙自开封扶父以及妻子王弗灵柩归眉山可龙里安葬。丧事完毕,兄弟二人专程到成都大慈寺拜谒惟简,捐赠了苏洵视为至宝的四菩萨门板像。

对于这一稀世之宝,惟简许诺:“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斫,吾画不可夺。若是,足以守之欤?”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二十六日,苏轼撰《四菩萨阁记》,叙述了四菩萨像的来历和建阁的曲折:长安有唐明皇时建造的藏经龛,经龛四方开门,八扇门板上都是吴道子的亲笔画作,正面画菩萨,背面画天王,一共16幅。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广明之乱”之际,藏经龛毁于兵燹。

当时有一位僧人,深知吴道子画作的无上价值,在乱兵大火中拆下4块门板仓皇出逃。门板的木料厚重,他背不动,又怕贼兵追上,于是将门板挖孔做成一副担子,最终流落到陕西凤翔府。这个僧人在乌牙僧舍(南山又名乌牙山,亦名南乌崖。山上建有峰顶寺,又名灵峰寺,是圆证祖师手建的说法道场)圆寂。延宕到180年后,有一位古董商人花了10万钱将门板画买下,并以原价转卖给了苏轼。苏轼知道父亲深爱古画,就把门板画献给了父亲。苏洵一见大喜,在他收藏的上百幅古画里,这4块门板画无疑是他的最爱。

苏轼把门板画捐给大慈寺后,惟简大师筹集了100万钱,还不够,苏轼又捐了5万钱,如此才建造了一座楼阁,特绘苏洵像于其上,名之为“四菩萨阁”,专藏四菩萨像。

苏轼与惟简,在俗家为同乡宗亲,在佛门为度诚信徒,族谊深厚,志趣相投。苏轼宦海沉浮,无论官居礼部尚书,还是贬为琼州别驾,都与惟简长期保持书信往来。苏轼给惟简送去了吴道子所绘的四菩萨像后不久,又慨然相送出另外一幅吴道子的绝作:绢画释迦佛像。这是他在黄州期间得到的宝贝。

苏轼在致惟简的信中写道:

某有吴道子绢上画释迦佛一轴,虽破烂,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养。如欲得之,请示一书,即为作记,并求的便附去。可装在板子上,仍作一龛子。此画与前来菩萨、天王无异,但人物小而多尔。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为惟简撰《胜相院经藏记》。当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之罪,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因此苏轼在此记中隐去了名字,说:“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指惟简),有大因缘。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尤其是“求可舍者,了无一物”一句,极为形象地叙述了当时生活处境以及心情。

在这篇院记中,苏轼对当时佛禅界鱼龙混杂的现状作了严厉的批评,此文一向被认为是“苏轼前期一篇重要的辟佛名作”“是苏轼辟佛文章中最尖锐的一篇”。其实,苏轼在这里主要是辟伪劣之僧,而非一般意义的“辟佛”。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六月二十二日,宝月大师惟简在成都大慈寺圆寂,寿84岁,戒腊六十五夏。六月二十六日,惟简的灵骨奉入成都城东智福院之寿塔中(现在的塔子山公园区域内)。当时,苏轼谪居惠州,惟简的弟子士隆、绍贤派他们的徒孙法舟、法荣,不远万里从成都赴岭南惠州,请苏轼为惟简撰写塔铭。

此刻,苏轼已年近花甲,连续遭到贬谪,亲友遽亡,倍感悲伤。乃用当时最名贵的纸、笔、墨来书写《宝月大师塔铭》。苏轼《题所书<宝月塔铭>》曰:“予摄《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选也。舟师不远万里,来求予铭,子亦不孤其意。绍圣三年正月十一日,东坡老人书。”

《宝月大师塔铭》撰写完成,苏轼又请法舟、法荣给惟简的弟子士隆、绍贤带回《慰疏》。疏中有云:“某谪居辽琼,无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怆不已。惟昆仲节哀自重,以副远诚。谨奉疏慰。”同时他再致书一封。书云:

“舟、荣二大士远来,极感至意。舟又冒涉岭海,尤为愧荷也。宝月塔铭,本以罪废流落、悲玷高风,不敢辄作,而舟师衰请诚切,故勉为之也。海隅漂泊,无得归望,追怀畴昔,永望凄断。”

次年,61岁的苏轼被宰相章惇再贬崖州、儋州。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方获赦罪,得以北归。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算起来,他在惟简圆寂后又活了6年。

明朝吴门华山寺沙门明河撰写的《中华佛典宝库·补续高僧传》卷二三当中,载有宝月大师传记。惟简能诗,可惜散失太多,《全宋诗》收录惟简诗《偈》一首。如下:

莫离盖缠,莫求佛祖。

去此二图,以何依怙。

江淹梦笔,天龙见虎。

古老相博,月不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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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4年1月9日第8版

作者:蒋 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