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苏轼民本思想

的渊源、特点及其实践

邱俊鹏

苏轼民本思想主要源于《尚书》“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不仅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也是君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苏轼一生都主张执政者要结人心、减赋税、让百姓先国而富。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他终身为官的实践,始终致力于为老百姓解困救难,做了不少利民、惠民的实事,并由此受到民众的普遍爱戴。

苏轼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想的形成

我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夏朝即提出了“民为邦本”的观点。《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第一首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而成为我国民本思想的源头。这一段话对后世影响很大:“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段话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与国家、君王的关系,以及为君者应持的态度。

其后谈民本思想的还不少,例如:“民者,君之本也”(《春秋·糓梁传·桓公十四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王者以民人为天”(《史记·郦生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互仪》)等,都是比较有名和影响较大的言论,但无一不是自《尚书》的民本思想演化而来,只不过其中所包含的方面各有侧重而已。

苏轼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对《尚书》做过深入的研究,对《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有着专门的解释。只是由于苏轼喜欢钻研历史,“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苏轼《上韩太尉书》),对历代王朝存亡、兴衰的情况及其原因,都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深知人民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在苏轼的民本思想中,更加强调民之可畏与人君所处地位之危。这就是他一再强调人主必须摆正自己的地位的原因。他认为“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而人民“实执存亡之权”(《策断》)。

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他认为仁宗晚年积弊多而且深,应该坚决进行改革,但首先应该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免生二心。他在劝谏仁宗要“深结天下之心”时,很形象地描述了君王所处的地位:“臣闻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是故古之圣人不恃其有可畏之姿,而恃其有可爱之实;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势,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则?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

接着,他认为君王要“结人心”。如果君王仗恃国家机器来统治人民,平居无事之时,犹可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到时,甚至“欲分国以与人,而且不足矣”(《策略》)。“结人心”,源于《孟子·离娄》:“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正是由于苏轼视人民为国家之根,“实执存亡之权”,所以他非常重视民心之向背,劝谏仁宗要“思百姓之可畏”, 而“深结天下之心”。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批评变法不顾人民的惶惑和怨愤,而欲以人主之势,胁而成之。接着又在《上神宗皇帝》中劝神宗“结人心”,并直接引《尚书》“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来说明“天下莫危于人主”。接着论述人心之得失,对于人主而言可谓头等大事:“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人主失人心则亡。”

基于上述观点,形成苏轼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政治改革主张和为官施政两个方面。

苏轼民本思想体现在其政治改革主张当中

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在仁宗时所上《进策》中表现得最为完整,其中心是解救民困,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以确保国家能长治久安。

当时,尽管苏轼已看到仁宗晚年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现实,也主张应该果敢、坚定地改变这种现状。但是,苏轼更清醒地看到人民赋役负担的繁重和生活贫困,以及艰苦无告的严酷现实。因此,在苏轼改革弊政的主张中找不到一条是要增加政府收入的,除了整顿吏治,精简机构,节约国家开支(从后宫开始)等而外,最主要而一再强调的是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苏轼认为,越是在“扰攘急迫之中”,更应“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使“民得以少苏”(《上韩魏公论场务书》),才能恢复和发展生产。人民富裕了,国家自然就富裕了。

基于这种认识,苏轼坚决反对在当时已经“求利太广”的情况下,还在寻求“广利之门”。他尖锐地指出,朝廷数十年来“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足”“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这种贪得无厌,恶性循环,使朝廷采取了“天下之利,莫不尽取”,一切“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的方针(《策别·厚货财一·省费用》)。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才造成了当前“民日困,官日贪”的现状,而“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择”。他强调这才是“从来不革之过”。只有革除这一积弊,采取“节用以廉取”的方针,才能使人民得以“息肩”而有能力进行生产,以改变“民困国贫”的局面。

基于这一观点,他甚至在仁宗逝世,“山陵事起,日费千金”的时候,建议“以官榷与民”,取消官卖,还利于民。他认为这样做虽政府的收入有所减少,但“民尚可以生”,否则“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岁复得千万,无益于败”(《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后来,他知密州时所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对这种严重的后果作了具体描述:“民不堪命”之时,“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他清醒地看到,民不聊生是社会动乱之源、国家存亡之所系:“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或为豪杰之资,而致(陈)胜(吴)广之渐。”苏轼也知道,改变这种局面,不能单纯惩治和镇压,关键是要给人民一条活路,“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

在他看来,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才有社会的稳定;只有民富了,国才能强。

当神宗实施新法,以期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立即遭到苏轼的坚决反对,一再上书神宗,表示自己的意见。苏轼反对新法,主要认为新法是在“求广利之门”“与民争利”“聚敛于上”。他引用《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来影射神宗也像鲁哀公一样——想靠加重人民的负担以增加国家收入(《论语·颜渊》)。接着,苏轼质问:“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拟进士对御试策》)

“民本”思想的坚定信奉者苏轼,当然不会同意新法的出发点,而把新法的主要内容都否定了。“所操之术各异”,“富民”还是“富国”,这就是苏轼王安石之争的焦点。

与此同时,苏轼还以为政若“求利太广”,甚至“尽民之利”,不仅会加剧人民处境的艰难,影响到国家根基,而且也是败坏道德的催化剂,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堕落。

苏轼民本思想体现在其为官施政实践当中

苏轼的民本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和改革主张中,也贯穿在他一生的生活之中。

无论在朝为官,还是执政一方,苏轼都能关心人民的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王安石变法时,为不继续加重人民的负担,苏轼冒着触犯“天威”和得罪执政的危险,不顾个人前途,勇敢地起而反对新法。司马光执政时,新法执行了16年之久,免役法已逐渐为人民所接受,而免役法和差役法的利弊相当。司马光未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在废去新法时连免役法也要一并废去。苏轼并未考虑自己刚从贬所被重新起用还不到一年,只想到“法相因则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为了人民的利益,又起而反对司马光欲废免役法。

至于苏轼在各地方官任上,更是每到一处,都着实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之事,而获得人民的爱戴。有的地方为其立生祠,以纪念他为官的善政。有的地方的人民,在其离任时长距离送行,久久不愿离去。苏轼曾经为官的地方父老,当知曾为自己的太守因赴新任要经过本地,都扶老携幼,前来迎接、看望。这些佳话已载入史册,流芳百世。徐州防洪,杭州赈灾、治疫、兴修水利等,已是众口皆碑的丰功伟绩。我们只要翻检一下史籍和苏轼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苏轼每到一地,都十分关注民情,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了解到民间的疾苦,并着手加以解决。

苏轼官凤翔时,到任不到一个月,即在给宰相韩琦写的《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凤翔人民差役之重,及其对人民生活的严重损害。并深深地慨叹:“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后来又相继写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和《上蔡省主论放欠书》,反映凤翔人民的贫苦状况,以及因服役而无辜被扣押的人民之冤屈,希望加以解决。在苏轼的努力下,终于解决了部分衙役之害,释放了无辜扣押的民众。

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苏轼知扬州,从颍州赴扬州任的路上,苏轼记述了他沿途的亲察暗访:“每屏去史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胜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 积欠在熙宁变法前即已存在,新法实行之后,由于推行青苗、市易、免役等法,民间对政府的积欠大大增加,而民间对政府积欠的原因十分复杂,其间有不少无辜者,但政府催收积欠的手段非常暴虐,因此,积欠已成为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一块巨石。元祐更化以来,朝廷已多次下诏以减、免,或折算后补等办法来解决民间的积欠问题,但不少州县阳奉阴违,不执行朝廷号令。一个月之后,苏轼又以《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上奏朝廷。结果,部分得以解决。苏轼知扬州仅有半年时间,除上述2件奏议而外,还有6份奏议和1份上执政书,反映种种扰民之政,使漕运操舟者的困顿得到较好的解决,也取消了地方税务年终增额有奖的规定,解决了税类欲多得赏钱而在收税时的“刻虐”行为。除此之外,苏轼一到任就取消扰民的“万花会”,人民无不拥护。短短半年时间,处置和解决如此多的有关民间疾苦之事,确实难能可贵。

苏轼不仅在位时关心民瘼,尽心尽力地造福人民,甚至在自己被诬谪贬,身处困境时,仍时常为民着想,做一些力所能及于人民有利之事。谪居黄州期间,得知当地溺婴事件较多,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朱寿昌除以行政干预溺婴之事外,并建议政府对无力抚养更多子女而被迫溺婴者加以救助。

谪贬惠州时,博罗大火,百姓千人露宿沙滩。苏轼写信给时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正巡视广州的程正辅,希望尽快安顿、救助灾民,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还建议程正辅与有关部门联络,上书朝廷,取消纳粮时硬性规定折纳现钱的决定,“视收成丰歉,务从民便”。

如此等等,足见苏轼爱民之深,助民之切。有关苏轼的民本思想,在当时即流传一个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故事。宋代王巩《随手杂录》记载了苏轼知扬州时的一个属下名曾旼,离任后见到新党骨干、善于钻营的吕惠卿。吕惠卿询问了一些苏轼的情况,被曾旼语含讥刺的回答所激怒,又问:“苏轼所学如何?”曾旼答曰:“学孟子。”吕惠卿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欤! ”曾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学孟子也。”吕惠卿听后“默然久之”。可见苏轼鲜明的民本思想,不仅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赞许,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默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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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邱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