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苏洵:“真王佐才”

曾枣庄

苏洵是一个“得史迁笔”的史学家、主张“有为而作”的文论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博辩宏伟”的散文家和培养出苏轼兄弟的教育家,更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力主革新的政论家、“本好言兵”的军事理论家。这里重点谈谈他在政治方面的历史贡献。

苏洵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27岁以前“落拓鞍马间”的青少年时期。他的《忆山送人》诗,生动而又详尽地描述了他历次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情况,诗的开头六句总写他爱好游览祖国河山:“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落拓者,不拘小节,豪迈放浪是也。落拓鞍马、纵目天下、浩然忘还等语,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少年苏洵的豪情。

从27岁到37岁发愤苦读而屡试不第的时期。他18岁曾应进士试,29岁再应进士试,37岁应制科试,均以失败告终。顺便说说,《忆山送人》可作为他青壮年时期的自传读,除青少年时期岷峨之游外,还记载了27岁他经荆渚赴京应试,落第,重返故乡,经过嵩山、华山、终南山、秦岭返乡;“归来顾妻子,壮抱难留连。遂使十余载,此路常周旋。”十余载常周旋中的一次是37岁入京应制科失利,南游庐山、虔州,因父死返川后,“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直至送二子入京才再次出川。

从37岁到48岁是他“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即“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的时期。写下了《权书》《衡论》等足以使其永垂不朽的著述,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

从48岁到58岁的最后十年,是他名动京师而“官不过于九品”的时期。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送二子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荐之于欧阳修。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其文,苏轼兄弟又同科进士及第,父子三人名动京师。但直至嘉祐五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他在《上韩丞相(琦)书》中说,在汉朝、唐朝,布衣可因一言而位至卿相;宋朝官吏最滥最冗,但真正有才华的人却很难破格提拔。苏洵鉴于试校书郎的官职,“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就职一年后,上书宰相韩琦要求“别除一官”。信中愤慨地说:“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乎,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不平之意,溢于言表。嘉祐六年(1061)七月,太常寺要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才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人一同编纂礼书。县主簿也不过是从九品上到从八品上的小官,难怪张方平说韩琦对苏洵的态度是“知其才而不能用”了(《文安先生墓表》)。

苏洵死后,士大夫大多前往苏家吊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并口号》(清康熙三十七年二十卷本《嘉祐集》附录),对苏洵的巨大贡献和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一时之杰,百世所宗”,“道兼文武之隆,学际天人之表”,并对其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

苏洵是一位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他一反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传统观点,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上皇帝书》),“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利者义之和论》);认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乃人之常情,不承认这种人之常情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加以引导,使之不越轨。这可说是苏洵《六经论》的中心思想。

其《易论》认为“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在苏洵看来,《易》之所以要弄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测,无非是圣人利用人之常情——对那些“新奇秘怪”的东西特别尊敬的心理,来维持其对圣人之道的尊敬;无非是“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苏洵实际上是把儒家视为神圣的《易经》看作神道设教,看作愚民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圣人之道当作宗教来信仰,这样看待《易经》,确实是大不恭的。

苏洵的《诗论》更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人情说。如果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愤憾怨怒,“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那当然好。但是,“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这种好色之心,是非不平之气是无法禁止的,禁之过严,反而要出问题,走向反面:“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如果不是禁,而是加以节制、引导,使其不越轨,才符合“人之情”,才能被人接受。这样,不禁止好色而只禁止淫,不淫是可以做到的;不禁止怨而只禁止叛,那么不叛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只要人们的“愤憾怨怒”还能自我克制,人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他晚年解《易》,剥去了“诸儒”的“附会之说”,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其词”。前人指责苏洵“经术甚疏”,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是“不根之谈”,是“战国纵横之学”。其实,苏洵思想之可贵正在于这种“务一出己见,不步蹑故迹”的独创精神。

力主革新的政论家

苏洵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他尖锐地抨击了北宋腐朽的官僚制度,“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上文丞相书》);深刻揭露了当时土地兼并、阶级对立的严重性,“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田制》);他无情嘲笑了宋王朝岁以金缯“数十百万”以资辽、夏,“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审敌》)。其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10篇《衡论》和洋洋五千余言的《上皇帝书》中。

在王安石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以前,苏洵已在《衡论》中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革新主张。《衡论》作于至和二年(1055)以前,他在这年初见张方平时就献了这部书。针对宋王朝当时“大弱之实”的形势,苏洵认为,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应“定所尚”(制定好带根本性的指导方针);尚威,用强政,是摆脱“大弱之实”,使宋王朝振兴的有效办法。通过尚威和强政,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之人的进取心,这就是苏洵政治革新主张的总精神。

他具体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举措:

加强吏治。《衡论》中的《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广士》《养才》等篇,以及《上皇帝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讲这个问题的,概括起来就是:要信用腹心之臣;用人要不拘一格,选拔官吏应重真才实学,任人唯贤;重视选择边远之郡的官吏,反对把边远之郡作为安置被贬官吏的地方。

加强法治。《衡论》中还有《议法》和《申法》两篇就是讲这一问题的。认为法令不宜过繁过密,关键在于有法必须执行,应修改一些弊法,他反对以钱赎罪:“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是恣其杀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

应抑制土地兼并。在《田制》一文中主张,“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贫民耕而不免于饥饿,富民坐而饱以嬉”,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应当怎样解决“田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这一问题呢?他主张限田。所谓限田,并不是要把富民多于限额的田交出来分给贫民,而是仅仅限制今后占田不得过限。至于富民现在已经过限的田,他认为数世之后,“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而彼尝已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以为几”,即子孙分家,这样其所占田也会自然减少。其实,苏洵主张的实质是在不触犯富民一丝一毫既得利益的原则下,来解决土地问题,仅对其未来利益稍作限制。这与妄图恢复井田制一样,同样是幻想。既然不敢触动现有富民的既得利益,未来的富民超过了田限,也就是那时富民的既得利益,还敢触动吗?这样的“限田”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土地问题和贫民当下之饥。

苏洵《上皇帝书》所条十通,除个别意见外,多数都是切中时弊的。《上皇帝书》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作于嘉祐三年(1058)。当时苏洵拒绝赴阙应试,于是把他的政治革新主张,“条为十通,以塞明诏”:一是重爵禄,二是罢任子,三是严考课,四是尊小吏,五是复武举,六是信大臣,七是重名器(每次科举考试取人很多,苏洵主张“苟非有大功与出群之才,则不可以轻得其高位”),八是专使节,九是停郊赦(即大赦),十是远小人。

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内容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上皇帝书》专谈政治改革,主要是谈吏治改革尤其是用人问题,由此可见他对改革吏治的重视。在《衡论》中,苏洵已提出“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而《上皇帝书》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王安石强调法治,苏洵父子强调吏治,这是苏、王之间重要分歧之一,而道不同又是导致苏、王交恶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好言兵”的军事理论家

曾巩《苏明允(洵)哀词》说:“明允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苏洵的《权书》《几策》《衡论》中的大量文章,都是专门“言兵”的,《上皇帝书》等也涉及军事问题。

他坚决反对以“岁邀金缯”换和平的媾和政策。宋王朝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一直软弱无能,苟且偷安,每年给辽、夏大量贿赂。他著名的《六国论》劈头就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以地奉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些话名为讲史,实际上完全针对宋王朝的屈辱媾和政策。其中《审敌》一文则直接反对贿赂辽和西夏,他指出:岁邀金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由“数十万”到“数十百万”,将来还不止此数;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贿益多则税益重,民益残;他揭露了这种政策的实质,名为息民,实为残民,名为外忧,实为内忧,对此不早为之计,天下就不可能“久安而无变”。

他有一套独到务实而又较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色彩的军事思想。为了取得对辽和西夏的战争的胜利,苏洵在他系统研究战略战术问题的军事专著《权书》中提出:一是要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二是“凡兵尚义”,认为战争的正义性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强调用兵要“知敌”“知理”“知节”;三是析出了战争中的强弱、攻守、义利、内外、本末、贤愚、长短、难易、安危、多寡、大小、得丧、存亡、正奇、动静等一系列对立因素,并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它们间的辩证关系;四是他研究战略战术很强调实用。反对“先图所守”的保守观点,主张主动出击,夺取战略上的有利地位,为此,不惜小有所失。在如何进攻的问题上,他反对打攻坚战,主张避实击虚,力求速决。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曾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