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三苏生平通俗演义(六)

彭 飒

颍扬之治:造福一方拒扰民

元祐末期,苏轼知颍州,拒开八丈沟,整治西湖;后知扬州,上疏宽免积欠,罢扬州万花会。

元祐年间,苏轼第二次奉旨回京,但很快又离去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以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院的主官)召还入京。

五月,他上奏《杭州召还乞郡状》,表明自己入仕30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的情怀和追求,不愿再回那种党争旋涡中去。他说,如果我在朝堂继续坚持“初心”,则会“群小侧目,必无安理”。

这颗初心,正是苏轼无论何时何地,都把爱民、忧民、亲民、惠民视作己任,竭尽全力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义心。这颗初心,正是苏轼不以一身祸福而易忧国忧民之志,仍然坚守以直言直谏来报效国家的一片忠心。

但是,自杭州召还以来,苏轼已七次上章乞郡,高太后都不允。高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只有用公忠体国的苏轼,才能制衡朔党刘挚之流的权力野心。同时,苏辙请罢尚书右丞,也未获准。

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八月刘挚党羽指控苏轼竹西寺题诗是“闻讳而喜”,犯有悖逆之死罪。尽管苏辙代兄辨谤,但苏轼去意已决。最后获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颍州。

拒开八丈沟,整治颍州西湖

元祐六年(1091)八月下旬,苏轼抵达颍州任上。这里曾经是欧阳修主政的地方,政务清简,风景秀丽,地方僚属大多是他的知交好友。他深感颍州之任乃“余年之幸”(写给王巩信中所言),大有脱离苦海之感。

然而,八丈沟水利工程上马,成了苏轼到任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八丈沟工程规划,起因于京城连年遭水灾,官员们设计将水分流引入惠民河,此举虽缓解了京城的压力,却又造成陈州一带水患不断。后来,为了消除陈州水患,他们又作出在颍州地界挖通八丈沟的规划,把水流引进河床较低的颍河,颍河再注入淮河,从而解决陈州的问题。

从理论上看,八丈沟工程并无不妥,毕竟最为科学有效的治水之策是疏导。但是,凡事较真的苏轼没有盲从,更不愿瞎折腾,初步了解实情后,连忙向朝廷写了两道《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汇报情况:当年的八丈沟(邓艾沟),如今基本上已是民田民房,一旦征用开挖,将会“人情骚动,为害不小”。此项工程预计需用民夫18万人,耗钱米37万贯(石),还损毁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产业和居所。如果上马,“三县农民,必大惊扰”。

朝廷获悉后,希望苏轼尽快提供更新更具体的依据。苏轼便率领精通水利的官员,从蔡口到淮上,会同各县官吏,进行全面精准的勘测和核算。

两个月后,掌握翔实的地情与水文资料后,苏轼向朝廷郑重呈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详细论证了八丈沟不可开的理由:其一,颍河水位受淮水制约;其二,八丈沟并不能起到分流的作用;其三,这个工程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经过苏轼的不懈努力,成功阻止了八丈沟工程的实施,还及早发现和排除了因开挖八丈沟可能导致新洪患的巨大隐患。

经历此事之后,苏轼把系统治理颍州水患,列为了州府的头等大事、当务之急。

当年,颍州西湖疏浚工作,还是四十多年前欧阳修知颍州时所做。如今颍水尤其是西湖的诸多水道淤堵严重。

他一面奏请朝廷,一面把原计划征调黄河治理工程的劳动力,留下一部分送到西湖工地,迅即拉开了万人大会战的帷幕。

有治理杭州西湖的经验,苏轼干起事来驾轻就熟。他和通判赵德麟齐心协力,在直通颍州城南40里的焦坡塘,把淤泥堆成护城堤,并遍植垂柳固坡,为湖光增色。在颍水流域的大润河、小润河和西湖白龙桥,兴建三座堰闸,便利西湖囤蓄泄洪和春耕灌溉。

颍州西湖治理,见证了苏轼治水事功的新高度。到元祐七年(1092)二月下旬苏轼离任时,西湖疏浚工程还在继续,到三月中旬才完工。

上疏要求宽免积欠,罢扬州万花会

接到转知扬州的圣旨,苏轼颇感意外——毕竟到颍州任上才半年时间。

走在通往扬州的路上,苏轼看到沿路百姓“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一路走来,一路叹息。

三月十六日,抵达扬州府衙,苏轼顾不得旅途劳顿,连夜挑灯撰写了一篇长达7000字的《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汇报一路见闻,请求朝廷下旨宽免农户积欠,容许发运司的船夫私载货物,谋点小利以养家糊口。

迟迟未得回音,他又赶写《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呈上去,老泪纵横地恳求道:“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与天下疲民一洗疮痈”。敢为生民奔走呼号,一如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气概。

等到七月,朝廷终于下诏:“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虽说各种积欠并未如苏轼所愿予以免除,但当地百姓已感喜出望外,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百花盛开的春天,正是文人墨客赏花的好时机。扬州满城弥漫着芍药花淡淡的清香。微服私访的苏轼,拄着竹杖,行走于城市街巷和乡村田间当中,看到百姓们正忙着筹备今年万花会的情景,宽慰之感油然而生。

然而,深入了解实情之后,苏轼顿感这春和景明与花会华丽的背后,竟然隐伏着许许多多的虚假繁荣与坑民勾当!

所谓扬州花会,是前几年蔡京在扬州太守任上,仿效洛阳牡丹万花会而创办的,一年一度循例举办,每次要投入上等芍药花十万余枝。为筹得海量芍药花,扬州府规定老百姓有花的出花,没花的出钱,既没花又没钱的出力。

然而,这看似很人性化的措施,却被衙役恶吏演变成一种谋取私利、压榨百姓的工具——高价折资收钱,变相收钱不收花,贱买贵卖吃差价等,大发花会横财。

万花会貌似一件美化家园、宣传城市、促进商贸的好事,然而,从芍药栽培管理到布置规模庞大的万花会,所耗人力、物力和财力巨大,而且热闹不了几天花儿就谢了,实为得不偿失之举。

苏轼本也喜花乐游,但这种“以一笑为穷民之害”(《以乐害民》)的事情,他万万不会纵容。一回州府,苏轼立刻下令停办当年的万花会,从此以后不再举办。

苏辙7年获得8次升迁,经略天下的政治才干在元祐年间得到充分发挥

“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明道杂志》张耒语)前些年在地方上和朝廷部门担任幕僚,长期面对公务缠身之累,磨砺出苏辙有条不紊、思虑周详的办事风格。无论在国家财政管理上,还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他通晓民情,强明练达,“吏事精详”(吕公著语),都有独到而突出的表现。有谋略,会办事,善理财,还有制衡其他权臣的能力,当朝能有几人?当年王安石把苏辙纳入变法机构三司条例司,或许正是看中了他这些独特的优势。

高太后自然格外器重苏辙。元祐六年(1091),苏辙任尚书右丞,领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之事。次年,再升任门下侍郎,位在尚书右丞之上。十一月又加封护军、开国伯,食邑500户,食实封200户。与此同时,朝中党争又悄然复期。

历经五年“元祐更化”,苏辙认为“元祐之政”总体来说趋好,但也有一些失误。如在对待西夏的策略上,苏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以求边境安宁,给百姓以安定喘息之机。同时要加强战备,决不可“为其通和,稍有废弛”,时刻防范西夏“乘我无备,辄肆猖狂”。

忧国忧民,苏辙可以说是高瞻远瞩,殚精竭虑。

元祐年间,苏轼第三次奉旨还朝,但同样很快又离去

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奉诏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兼侍读,携一家老小从扬州回到京城。

冬至那天,苏轼担任卤簿使,圆满主持了圣驾南郊祭天的重大活动。随后,被擢升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此生在朝廷里担任过的最高职位。

第二年六月八日,欲急流勇退、打算离朝归老的苏轼上书,请求知越州(今浙江绍兴)。高太后和哲宗皇帝知道无法挽留,便同意他离京外任,但不是去越州,而是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为国镇守北大门。

八月一日,苏轼的人生迎来又一个沉重打击——贤妻王闰之病逝于京师,享年46岁。王闰之陪伴苏轼25年,“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轼本想尽快辞官,陪她回归故里,哪知她忽然撒手而去。

还没从丧妻之痛中缓过劲来,国丧又降——高太后于九月三日驾崩。哲宗皇帝亲政。

九月下旬,苏轼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身份,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临别时,哲宗不予面辞,苏轼只得留下一篇《朝辞赴定州论事状》,阐述治国理政之道,再次叮嘱哲宗为政不要“轻有改变”。

君臣连见面之情都没有了,苏轼兄弟日后的处境可想而知。作为帝王之师,苏轼前后经筵(为帝王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四年,一直尽心尽力。那时苏轼讲课,年幼的哲宗还能听得进去,并把自己书写的诗赐予他。苏轼出知杭州时,哲宗悄悄给他捎去亲笔题封的御茶。渐渐长大的哲宗,长期生活在祖母高太后的翼护之下,早就心生不满,包括对倾力辅佐祖母的那些重臣。这次苏轼从扬州回朝,又多次上书劝谏哲宗施政不可轻易改弦更张,更让深受熙宁变法思潮影响的哲宗生气。

国是将变,苏轼心情异常沉重。与弟弟一家匆匆饯别,即向定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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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飒(眉山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