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东:数万条“陈述”直面南方丝绸之路东线

——读赵晓东先生《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

郭广辉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 赵晓东著

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 )概念以来,经过近150年的演变和发展,其含义不断深化和泛化,现已成为古代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统称,一般分为“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1]其中,南方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以至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交通线路。经过近百年的探索研究[2],学界已确认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成都平原,从成都向南分为三条主线:西线经今四川双流、 邛崃、雅安、西昌、攀枝花等地,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再西折至大理,这条路线被称为“零关道”(或“灵关道”“牦牛道”);中线从成都南行,顺岷江而下经乐山、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在大理与西线汇合,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东线则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称为“牂牁道”或“夜郎道”。[3]但各条线路的研究进展并不均衡,过去大多学者聚焦在西线和中线上,而对东线的关注较少。虽然有一些学者已认识到东线的重要性,并作了初步探索,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依然非常薄弱,对其具体路线、形成动力和历史价值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全面。[4]这一研究现状限制了人们对南方丝绸之路的整体理解。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又掀起一个新高潮。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的赵晓东先生以探索泸州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为初衷,自2014年底开始投身其中,历时八载完成《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下文简称《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一书,于2023年3月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整体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第一部专著,不仅对具体线路作了考察、论证和确认,取得一系列重要新成果,并且其研究方法富有特色,值得借鉴。该书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继续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新成果: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确认与论证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在南越吃到蒟酱,后来在长安从蜀地贾人那里得知,只有蜀地才出产的蒟酱,经夜郎地顺牂牁江而下,可达南越。唐蒙将这一信息向汉武帝汇报后,被任命为中郎将负责开通此道路,但以失败告终。[5]虽然不少学者相信那时存在从西南内陆到东南沿海的陆海通道,但因传世文献有关该条道路的记载极为稀少且分布零散,长期以来难以获其真相。任乃强、蒙文通、蓝勇、张合荣、李富强、邹芙都等学者利用文献资料或考古发现,为考察这条道路曾作出不懈努力。[6]一方面,他们的研究确认了该条道路的存在,并对具体路线作了初步探索,具有奠基之功;另一方面,受限于主客观条件,他们未能在整体上对该条道路作系统研究,对路线的认识不够全面,甚至存在不少错误。赵晓东先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多年实地踏勘、文献查证和地图比对等研究工作后,确认从先秦到汉晋时期由四川经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的出海之路才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并将其称为“中国西南陆海走廊”。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由十一章主体内容和“结语”组成。依笔者理解,该书可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二章组成,相当于本书“导言”,简要介绍了“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概念及其路线、相关学术史回顾、研究缘起和过程等内容。第二部分由第三至五章组成,分别从物资、文化和人群的角度论证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陆海走廊的存在。第三部分由第六、七章组成,对西南陆海走廊的路线以及沿线重要城镇作了详细论述。第四部分由第八至十一章组成,分别从军事、商贸、文化等角度论证西南陆海走廊形成和长期存在的动力与原因。第五部分是“结语”,从八个方面对全书内容作了简要而又深刻的总结。其中,第二 、三 、四部分为本书核心内容,对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存在的证据、具体线路和发展动力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行文上各部分虽各有侧重,但并非截然分立,而是相互交叉。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内页

与前人根据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来推测或探讨南方丝绸之路东线某一分段的存在不同,赵晓东先生综合利用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民族志调查资料,对全线作了考察和论证。他广泛收集和阅览数十年来走廊沿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和越南等地的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资料,细致对比了各地石器、玉器、陶器、青铜器、铁器、金银器、漆器、海贝、珠饰、佛教造像和图案等的样式和特点,利用文献资料具体论证了传说故事、礼仪习俗和茉莉、荔枝、茄子等花卉植物的分布特征,综合文献、地名、语言和实地考察资料呈现了僚人、濮人、僰人等族群发展和互动的历史。从物资、文化和人群等多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从先秦到汉晋间,走廊沿线地区的物资和文化在巴蜀与南越间的双向流动,人们互通有无,互相影响。这条走廊肇始于石器时代,到商周初显,至汉晋蔚为大观。如此全方位、多角度论证南方丝绸之路东线或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存在依据,并提出其发展的时间脉络,在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学术史上尚属首次。

对具体路线的考察和确认,是研究通道或走廊最核心的内容,亦是难度最大的工作。赵晓东先生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通过对照文献、排比文物、实地勘察,再综合各方观点,反复思考和讨论,提出南方丝绸之路东线的具体线路。因该线路水陆并举,且跨度长、地域广、支线多,受篇幅所限,难以一一缕述。[7]笔者在此谨将其主线作一简要描述,以明其走向及主要站点。

南方丝绸之路东线从成都平原的广汉郡郡治雒邑(今四川广汉金轮镇)和成都出发,沿“中水道 ”沱江到达江阳(今四川泸州),向东顺长江至巴符关(今合江南关),再转向南溯“鰼部道”赤水河而上到达平夷(今四川叙永赤水镇)。在此起旱走陆路向南分两线:一是向东南转“牂牁道”,通过今毕节清水铺,绕行九龙山(不狼山)进入鄨邑(今贵州黔西谷里镇),渡鸭池河后向西南过今贵阳清镇等地,进入安顺地区牂牁郡郡治故且兰,继续向南出安顺坝子转入镇宁、 关岭、白层、贞丰一带;一是经毕节向西南转“南夷道”,经汉阳( 今贵州赫章可乐彝族苗族乡)、威宁再转入“五尺道”,过今云南宣威、曲靖,到达陆良、师宗、石林、泸西一带。两条线路在今滇黔桂接合部三角地带相汇,或以水路,或以陆路,或水陆相接,构成“句町—漏卧道”,其内部存在十余条支路,彼此联通。各支路在今云南辖区内的剥隘和广西百色相会,沿“蒟酱道”右江顺航而下,经田阳、 增食(今百色田东县)到达南宁三江口宋村。自宋村始,分三路通达海港。一路为继续沿着“蒟酱道”,顺邕江—郁江—浔江—西江—珠江经今南宁、贵港、藤县、梧州、肇庆等地直到广州;一路为“合浦道”,在藤县溯浔江支流北流江南行,翻过“陆桥”桂门关后转南流江而到达合浦;一路为“交趾道”,即在宋村向西南溯左江而上,经秦象郡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汉雍鸡县(今广西龙州县上金乡),到今越南境内的谅山雍鸡关,在此起旱陆路穿过红河三角洲平原抵达西汉交趾郡郡治羸楼(今越南河内市西北),再顺红河到达河内出海,该路线是中国西南陆海走廊进入交趾的东线。自滇黔桂接合部出发,还有通往交趾的“交趾道”中线和西线。中线由西汉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经今弥勒、蒙自、文山,顺盘龙江(越南境内称为清水河或明江)而下,在麊冷(今越南河内市麊冷县南)汇入红河。西线则从滇池沿陆路南下,经今江川、建水、屏边等地,过进桑关(今云南河口),顺红河先后与中线、东线交汇出海。相对于前人对该线路模糊、片面甚至错误的认知,《中国西南陆海走廊》首次对南方丝绸之路东线或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全程路线作如此细密、翔实的梳理和 考证,具有全程化、精细化和实证化等特点,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然而,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并非仅仅是一条路线,其关涉的是多个区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如书中所言,“中国西南陆海走廊所处地域, 既沟通西南与岭南,又北连关陇、中原,东接楚湘,西通缅印,南入中南半岛,陆海相接,中外毗邻,地位突出。”[8]因此,必须从区域与全局互动的视野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条线路的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与机制。赵晓东先生分别从军事、商贸和文化3个层面作了深入探讨。商贸是该条走廊的“底色”,其中盐、铁是主要商品,还有马、牛、羊等畜产品以及蜀锦、夏布、蒟酱、茶、酒、六博等各类消费品。在这些商品中,盐是根本。因为在滇池以东的西南夷地区(包括今整个贵州和云南曲靖、昭通、红河、文山及广西百色等地)均不产盐,必须由外部输入。但滇地所生产的食盐无法满足其需求,因此巴蜀和瓯骆的商人就分别将本地所产井盐和海盐运来。盐不但是这一地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交流。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西南陆海走廊是一条“盐道”。盐、铁、畜产品等既是生活消费品,对西南夷的方国和君长来说也是战略资源。当时各方国为争夺这些资源而引发的战争,以及王朝国家为控制地方局势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征战与政权建置,对建设和保障西南陆海走廊的通达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秦汉时代的内陆移民与当地族群在文教、政治、习俗、语言等方面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促使各族群形成对中原文化的认同。这一文化认同保障了西南陆海走廊的长期稳固。综前所述,先秦至汉晋时期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商贸是基础,军事是促进,文化是保障。这一观点论证扎实,引人深思。

除对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作出整体性研究外,本书还提出很多富有创新价值的观点。比如对牂牁郡郡治故且兰的所在地,本书未采用任乃强、方国瑜等前辈学者所说在贵州黄平或福泉的观点,而是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和地方文博学者的观察,确定其在安顺宁谷一带。[9]对汉代蜀贾人所说的牂牁江,本书认为应该是右江—郁江及其上游驮娘江或西洋江。[10]此外还有很多创见,恕不一一列举。总之,本书进一步确认、修正或丰富了任乃强、徐中舒、蒙文通、方国瑜、蔡美彪、李学勤、蓝勇、段渝等先生对古代巴蜀与南越、海洋之间交通联系的观点或思考。这些观点虽然未必就是定论,但提供了与前人不同的思路,给学界带来更大的思考空间。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内页

二、新方法:文献、考古与“ 线索民族志” 相结合的实践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共650余页、86万余字,全书注释超过2000 条,参考文献共807种,照片近400幅,地图共17幅,可谓是一部“巨著”。如果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做法,将“陈述”作为话语单位[11],那么本书所采用的每条史料、每个学者的研究、每个器物的考察、每个地点的确认、每个访谈记录都是一条“陈述”,全书共包含数万条“ 陈述”,其数量远远超过一般的学术著作。正是如此“超额”的工作量,使得本书具有超丰富的信息量,成功地将有关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宏阔视野和微观认知一同带给了读者。这是作者辛苦耕耘和努力探索的成果。

赵晓东先生系文学专业出身,但多年来坚持向巴蜀历史文化和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请益,不断将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相关成果吸收内化,形成扎实的知识基础和宏大视野,并且能够娴熟应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因此,《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在体例和内容上看既是一部历史学著作,也可视为一部民族志文本 ,在语言风格上具有显著的文学色彩。笔者以为,本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上的两大显著特征,值得学界重视和学习。

在研究方法看,《中国西南陆海走廊》是文献、考古与“线索民族志”相结合的实践。因为该走廊的主要性质是民间性的交通通道,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非常稀少,兼之其所经区域地理环境复杂、族群称呼和地名多变,导致学者对文献记载的理解常常模糊不清或争论不已。赵晓东先生不仅将原始史料搜罗毕集,而且广泛阅读和比对前人对相关史料的解读及史实重建的成果,作为自己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基础。其中,任乃强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其最重要的参考书,作者将其既作为思考文献记载与相关史实的“权威”文本,亦将其作为开展田野考察的“指南”手册。从本书写作风格和思考逻辑看,赵晓东先生受此书影响甚大。然而,在具体内容上,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比如任先生曾提出自夜郎(黑桥)通番禺的四条路线,经作者一一考察后判定只有其中一条是可取的。[12]此外,作者对蓝勇、段渝、郭声波、刘复生、蒋廷瑜、杨勇、张合荣等学者的相关论著亦多有参考,既确保本书的论据扎实可靠,又使得本书的观点处于学术前沿。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作者、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晓东(右四)在云南昭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西南第二工作队负责人杨勇先生(右六)了解朱提古城考古工程进展

除文献资料,本书更多篇幅的内容来自考古分析和田野考察。赵晓东先生广泛阅读各地考古发掘报告,几乎走遍走廊沿线各地博物馆观察相关器物(如对铜鼓和佛教相关文物的考察),采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破解“遗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对沿线各地的人群、 商贸和文化交流与互动提出很多富有创见的观点和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同时,他利用田野考察的方法,去验证史料记载或学者观点的真伪,收集民间依然流传的习俗、语言和传说等,为确认路线或展开讨论提供了更多信息。需指出的是,他的田野考察并不是固定在一处作精深的人类学调查,更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他的田野考察方法与近年学界倡导的“多点民族志”或“线索民族志”的方法相契合。

“多点民族志 ”要求研究者“深入地到处走走”,而非长期居住在某一地点作田野调查,其所追踪的内容主要包括“人的流动和迁徙、物质实体的流通以及非物质实体(如信息、资本)的流动”[13]。“线索民族志”强调人类学研究转到“更为重要的那些构筑起了整个文明的基础性要素及其所显露出来的各种线索”,这些线索包括山川、 河流、湖泊、海洋、道路、玉石、瓷器、服饰、房屋、交通工具及各种食物等,“此一民族志的核心在于线索的展示以及就这线索展示出来的意义的不断解读,并在这些背后切实望见这线索与整个文明之间有机性的连带关系。”[14]赵晓东先生的田野考察和民族志书写就是依据前述理念展开的。他从三星堆、成都、龟亭市开始,考察了沿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重庆等地上百个城镇,详细考察各城镇的地理交通、商贸物产和行政建置等信息;到河流渡口或航行水上,了解各河流的历史通航情况;踏勘古道遗址,了解陆路商道的走向;到考古遗址发掘现场,获取有关遗址、遗物及其与周边地理环境、人群活动的关系;到博物馆观摩各类器物并与馆员交流;到民族村寨,考察濮人、僰人、羿人、俫人、布央人等族群的语言、习俗、服饰和传说等等;还到政府机构或文博单位,与官员、地方学者座谈讨论……通过这样的考察和记录,加上文献记载和考古信息,系统、细致地呈现出中国西南陆海走廊沿线区域人、物、信息和文化的流动,将这些线索联缀成华夏文明在西南内陆和东南沿海传播演进的图景。

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泸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于2015年7月和2016年6 月组织多位学者进行了两次集体考察,前后历时20余天,行程达9000多公里。此后,作者又自行开展了20余次小型专题考察,总行程累计达数万公里。无独有偶,与该书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复旦大学侯杨方教授的《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15]是作者长达10年对北方丝绸之路超过20次、累计3万公里的实地考察的结果。两部著作让人坚信,真正高质量的“线路” 研究必须是带着思想“走”出来的。学者要做到读万卷书、观万件物、走万里路,做到文献、考古与“多线索民族志”相结合。在这方面,《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可谓是一部示范作品。

要想做到前述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和大量研究工作的开展,只靠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因此,从研究过程看,《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实质上是一个庞大学术共同体的合作成果。以赵晓东先生及其所在单位为纽带,将高校科研院所的职业学者、政府官员、民间乡土学者、新闻传媒从业者等连在一起,组成一个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 的学术共同体。不同学者有不同专长,参与不同工作,相互合作交流,他们参与的过程和内容都在书中得到呈现。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职业学者主要分两大群体:一是为本项研究提供学术指导和支持的学者,包括李学勤、蔡美彪、胡昭曦、陈世松、 谭继和、向宝云、段渝、郭声波、刘复生、蒋廷瑜、张合荣等先生;二是直接参与研究考察工作的学者,包括彭邦本、蓝勇、晋保平、宫长为、王兴骥、彭华等先生。他们大多来自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巴蜀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在制定主攻方向、破解重点问题、对话理论前沿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地方历史文化素有研究的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大量民间乡土学者通过参与考察、座谈或访谈等方式,提出很多富有见地的观点或难以捕捉的信息,为本项研究做了重大贡献。以赵晓东先生原担任总编辑的《酒城新报》及其他媒体为主阵地,将考察活动和相关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引发了百姓对该项研究的兴趣和关注,使得学术研究成果走向社会、走进民间。因此,不论在研究工作的效率和成就上,还是在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力上,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围绕《中国西南陆海走廊》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及其合作模式,可为很多大型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最后,笔者以为需要给予这个学术共同体中的民间学者更多关注。民间学者因为对当地某些问题有着热忱的研究兴趣和长期的研究经验,广泛占有相关资料、全面了解各种细节、深入思考疑难问题, 因此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或观点实际上具有相当价值。但受到学术生产体制的限制,他们的成果不易公开出版或发表,他们的名字不易被人听到,他们为学术研究和地方文化传承所做的辛勤劳动更不易被人看到。在书中,赵晓东先生采纳或呈现了很多民间学者的观点,让他们的声音得以被外界听到。他还将他们的名字和感人事迹一一列出, 读来令人感动不已。[1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西南陆海走廊》还是一部充满温情的著作。赵晓东先生在书中向学术共同体中的所有人表达了最大敬意。

三、新价值:从国家战略认识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当代意义

赵晓东先生从本项研究伊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在书中列出了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在国家形象、人文价值、文化创意、 交通建设、旅游发展、民族团结6个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17]在此,笔者从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发展等国家战略的角度,再对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当代意义作一申述,以进一步呈现本书的研究价值,并祈望更多学者关注或参与这一走廊的研究工作。

第一,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可为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部多个省(市、区)联合探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举措。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标志着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西路陆海新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调衔接长江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部湾城市群、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区域发展战略相联动,在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西部陆海新通道共有三条主通道:西线通路自成都出发,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中线通路自重庆出发,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北部湾港、洋浦港);东线通路自重庆出发,经怀化、 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其中西线和中线所经区域,都在本书所研究的“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区域内。甚至可以说,先秦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就是当代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和中线的前身,两者有着高度相关性。

目前有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如何建设”上,而对新通道及其所经区域的整体历史研究尚未展开。因此,《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可以说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并且为将来全面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历史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全面深入研究历史时期“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地理环境、交通线路、商贸物产、城镇分布等内容, 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公路网和内陆水运网的建设、完善物流体系、加强通道与产业贸易的融合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历史和价值也启示我们,西部陆海新通道不应该仅仅建成一条经济商贸通道,还应该建成文化通道、信息通道、民族通道。

《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内页

第二,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实例。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主线。这就需要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必须准确认识到“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8]本书所研究的“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地域,从先秦到今天都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深入理解该地区的民族历史对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

王明珂先生曾对西南夷地区人群的华夏化历程及其机制作了简述,并且指出“汉帝国军民的移入在此形成汉人与非汉土著之间居处交错、文化习俗区分模糊的带状华夏边缘,而非地理上线状的、截然划分的汉与非汉族群边界”[19]。这样一种“带状华夏边缘”的形成原因,实际上与“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具有密切关系。《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具体细致地呈现出先秦至汉晋时期这一地域华夏文化与氐羌、濮僚、 百越、苗瑶各支系民族文化融汇共生的图景,指出巴蜀文化在这一地域华夏化历程中发挥的先锋作用,云贵人民则自古形成了“慕义华夏文明”的价值取向,进而揭示出中华民族在南部中国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韧性和向心力。因此,“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地域华夏化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重要篇章,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另外,难能可贵的是,赵晓东先生打捞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人群及其历史记忆,向外界传达了羿人、俫人、布央人、高山汉人等少数族群的声音。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中,怎样才能既关注他们的诉求,又可以让他们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理解自身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三,研究“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可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创新思路。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西南陆海走廊沿线地域,除少数较为发达的城镇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经济欠发达的乡村,乡村振兴的任务非常繁重。全方位开展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研究,深挖历史时期这一地域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智慧、 环境生态理念和道德规范,可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水利交通建设、城乡融合提升、人居环境整治等提供经验和智慧。

乡村振兴需要走文化兴盛之路,需要文化产业赋能。2022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指出,要统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挖掘提升乡村人文价值,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地域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商业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还有种类多样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为文创产品的开发、旅游发展提供丰富资源。通过对“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整体性研究,不但有助于为单类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创新思路,还有利于推进线性文化遗产或文化生态保护区(如夜郎文化)的申报和建设工作。

总之,《中国西南陆海走廊》一书是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探索, 利用了新方法,产生了系列新成果,具有重要的新价值。书中的很多精彩内容和重要价值,还有待读者进一步阅读、发掘和评判。当然,书中一些观点未必成为定论,对某些关键问题的讨论还不够成熟,尤其是文中所呈现的不少内容实际上是从先秦到今天层累出现的,如何对相关文献记载、景观或民间故事展开批判性分析,以真正表述先秦至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的史实,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相当困难的问题。赵晓东先生在本书最后说到,该课题的研究并不会因该书出版而终结。[20]他依然继续关注相关问题,执着于多方收集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沉迷于与专家学者或民间百姓探讨交流。我们有信心期待更加完善、更加精彩的成果问世。

注释

[1]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2]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参见李绍明:《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邹一清:《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4期;罗群、朱强:《20世纪以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述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段渝:《近年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及主要成果》,《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3]邹一清:《先秦秦汉蜀地南北交通线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4期。

[4]相关研究的详细梳理和评述,参见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9-35页。

[5]司马迁:《史记》 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268-3269页。

[6]参见任乃强:《蜀枸酱入番禺考》,载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6- 322页 ;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线路考略》,《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第194页;蓝勇:《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 27页;张合荣:《从考古材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 ;李富强:《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历史考察》,《广西民族研究》 1997年第4期 ;邹芙都:《关于西南丝绸之路东线问题的初步思考》,载凉山州博物馆等编:《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0- 34页。

[7]详见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13页、第41- 59页、第309-416页、第599-604页,以及本书所附《中国西南陆海走廊示意图》。

[8]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52页。

[9]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371-374页,第412页。

[10]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371-374页,第412页。

[1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93-103页。

[12]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391-397页。

[13]刘玉皑:《民族志导论》,民族出版社,2018 年,第231- 232页。

[14]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5]侯杨方:《这才是丝绸之路: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中信出版集团,2023 年。

[16]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59- 75页,第76- 82页。

[17]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59- 75页,第76- 82页。

[18]习近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508页。

[1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6- 228页。

[20]赵晓东:《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613页。

(本文原载2024年1月5日出版的《天府新论》第153-159页,原文标题为《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新探索——读赵晓东先生〈中国西南陆海走廊:先秦汉晋南方丝绸之路东线出海通道研究〉》)

作者:郭广辉,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专业博士毕业,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图为作者在合江县神臂城下的长江江畔考察留影(景俊鑫 摄)

来源:民族史

作者:郭广辉(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专业博士毕业,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