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三苏生平通俗演义(五)

彭 飒

西湖筑堤:主政杭州初心在

元祐年间,苏轼兄弟被朝廷重新起用,守朝刚正,精于理政,青云直上,为元祐之政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人们记得的还是再次外放杭州的苏轼治理西湖的大手笔。

政局遽变,苏轼兄弟重返官场成为令人瞩目的元祐重臣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的太子(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高太后)临朝掌舵,欲恢复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

因而,旧党人物再次被陆续起用,司马光任门下侍郞(副宰相),苏轼担任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

苏辙则于元丰七年(1084)九月,担任歙州绩溪(今属安徽)县令,作《江东诸县括民马》,要求地方官府为国家征调马匹,必须惠民而不扰民,深受百姓拥戴。半年后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京城,十月即委以右司谏(谏官名)之职。

历经无数苦难折磨之后的苏轼,如今重返官场,报国为民的激情依然不减当年。在登州任上仅五天,就去刀鱼寨巡视水军和海防,走访海边晒盐的灶户和盐商,登州的军事和民政状况已了然于胸。即使在随后奉调返京的路上,仍拖着疲惫的身躯,以“前知登州军州事”的名义上了两道奏折:《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和《乞罢登莱榷盐状》,请求加强海防,废止食盐官卖,放开盐业经营,以便利民生。

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奉旨回京,在礼部郎中任上不到十天,就升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侍从官,属从六品)。第二年三月,免试擢升为中书舍人(起草诏旨的中央机要官员,属正四品),掌外制。九月再升为翰林学士(皇帝的秘书官,属正三品),掌内制,知制诰(皇帝的诏令),后又知礼部贡举(主持科举考试)。

这来得有点突然的连番提拔,反倒让苏轼心有不安,奏请皇上收回成命。然而,高太后不仅不准奏,居然还派内臣直接捧着圣旨到苏轼寓所宣诏。众所周知,这是一种最高规格的礼仪,叫做宣诏礼,这种仪式只有逢宰相或翰林学士首次被任命的时候才会安排。当天,宣诏使一来,“里巷传呼”,市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荣耀之极。

元祐二年(1087)七月,朝廷又诏令苏轼兼任侍读,其职责是教皇帝读书论学。

苏辙回朝以后,在元祐元年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74篇,奏请放民间积欠、罢蜀中榷茶,停青苗钱、救灾伤,还民田,安边境,弹劾蔡确、韩缜、章惇等新党乱臣庸臣。这些奏章,革除弊法,改良制度,便利民生,大都切实可行,多数被采纳施行。九月,苏辙任起居郎。十一月,任中书舍人。苏轼兄弟同朝掌内外制,为高太后执掌的元祐之政,发挥了重大支撑作用。

元祐之幸,在于朝廷遇到和重用了苏轼与苏辙这样的良臣能吏,他们一生坚持民本仁政、辨证施治、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尤其在对待新旧二党的态度问题上,回朝后的苏轼兄弟不计前嫌与个人恩怨,始终从江山社稷和百姓福祉出发,提供了非常清晰而又适当的思路——基本支持司马光废新法、逐新党,但反对尽废新法,而应当“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眼见在司马光主持下,新法被一项项废止,新党人物一个个被罢免,苏轼很快意识到这样持续下去于国于民都将大害而无利。例如,对“免役法”的存废,苏轼据理力争。他认为,役法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法。新法“免役法”已经实施很久,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广大百姓认同。而今司马光坚持废止“免役法”而恢复旧的“差役法”,这一做法是错误的。“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应该保留其法,只是要把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加以修正。

而苏辙则认为可以废除“免役法”,复行“差役法”,但他反对司马光迫不及待地限期废除。建议推迟一年,待“差役法”修改完善后再变换。然而,朝廷既没有采纳他的暂缓意见,也未对“差役法”“雇役法”之流弊予以修正。

元祐之政,就在这样日趋激烈的争议中,与自我完善、变革复兴擦肩而过。而二苏与司马光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日渐紧张起来。

党争激烈,苏轼被迫数次自请再度外调

苏轼兄弟迎来劫后余生的高光时刻,朝中党争与人事缠斗也进入剧烈时期。一方面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斗争持续胶着;另一方面,已经掌权得势的反变法派内部已分裂形成若干派系——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本无结党之实),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三党政争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去世。为防止备受高太后倚重的苏轼接掌司马光的宰执之位,洛、朔党羽联手数次弹劾苏轼,都被高太后搁置。

苏轼十分厌恶这种环境,数次请求离开朝廷去地方工作。元祐四年(1089)四月,54岁的苏轼终于获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高太后与他惜别时,特赐予官衣、金腰带和宝马等。

元祐二年(1087)苏辙升任户部侍郎,成为掌管国家财政大权的二号人物。在此任上,苏辙主张惩治无故亏欠国家收入的官吏;集中财权,加强会计工作;提出削减宫掖之费、减少冗吏、取消劳民伤财而毫无意义的回河东流工程等一系列节约开支的措施。

六月,苏辙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八月被命为贺辽生辰使,出使辽国。自结“澶渊之盟”以来,辽宋友好往来甚密,三苏父子的声名和诗文在辽国影响很大。

元祐五年(1090)五月,苏辙除御史中丞,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力主“分别邪正”,反对启用新党人物,树敌愈多。次年二月,又升任尚书右丞。尚书右丞掌参议大政,官阶在六部尚书之上,为朝廷六执政之一,相当于副相,也算应验了当年仁宗之言。

元祐四年(1089)七月,刚到杭州任所的苏轼,就面临旱涝与饥荒和疫病灾害的严峻考验

苏轼对杭州有很深的感情,不仅仅是因为15年前在此当过通判。他感念当年在湖州因“乌台诗案”被捕押往京城时,杭州百姓大摆香案为他祈福。他感念谪居黄州期间,杭州友人每年买茶叶、螺酱等土特产,托人专程送到黄州贬所。

此时,他所提辖的浙西七州,一些地方下雨数月,田中积水不退,无法栽插早稻;好不容易等水退后补栽晚稻,到夏天又遇上干旱。农民收成锐减,各地米价飞涨。

苏轼愁得寝食难安:这样下去,会不会出现熙宁年间两浙那样的大饥荒啊?

他立即上书《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汇报浙西灾情,请求支持。半年里,他连上七次救灾赈济奏章,朝廷终于准予杭州本年度上贡米宽减三分之一,拨20万石粮食和300道度牒(官府颁发给僧侣的身份证明文件,可以此免役税,也可变卖换取钱粮)救灾。他把朝廷划拨的整修官舍的银两,也全部拿出来,派人到外地采买粮食。

苏轼一边筹措粮源,平抑米价,填补来年百姓的粮食缺口;一边从早防范因旱涝引发疫病流行。他组织了一批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走街串巷为民治病。早年在黄州时,他从老友巢谷那里得到了专治瘟疫的秘方“圣散子”,便拿出这个方子,命人四处采买药材回来,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药汤,方便过往行人随时服用。

针对这次疫情和老百姓长期缺医少药的现状,苏轼想得更远。他把自己数年来攒下的50两黄金全部捐献出来,在众安桥附近创办了一个诊所,取名“安乐坊”。他盛情邀请懂医的僧人坐堂诊治,州府每年拨出经费维持医坊正常运转。这家安乐坊,据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

苏轼主持设计和实施杭州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解决水患和水资源利用问题

十月,苏轼调集了地方驻军1000余人,打响了疏浚盐桥、茅山两河的战斗。第二年四月竣工后,两河不再有涨落水患,河运也顿时变得快捷通畅。

接着,苏轼带领军民着手治理淤塞的钱塘六井。苏轼现场考察发现,以往从河道引水到六井,引水槽材料一直都采用毛竹。毛竹不耐用,时常朽烂淤堵漏水。如果把毛竹换成瓦筒作引水槽,则更坚实耐用。于是,他指导大家换材料,同时在瓦筒槽外侧加以砖石固护,再配上坚厚的底盖,六井引水工程一劳永逸,老百姓再也不用喝又苦又涩的井水了。

如今,相国井之亭内,石碑上还刻着苏轼当年杭州通判任上写的《钱塘六井记》,苏轼两次疏浚六井的事迹被当地老百姓铭记。

急百姓之急,一连干了几件迫在眉睫的实事,杭州官员和百姓对苏轼的信赖和爱戴与日俱增。有一天,一百多名乡亲来到州府,一表谢意,二请治理西湖。

当时的杭州母亲河——西湖,由于外海冲沙淤积,加上被葑草等水植淤塞吞合,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疏浚,导致河床日渐抬升,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旦泛滥,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而且杭州可能再无西湖。

这一切,苏轼早就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可是一项前人想干而不敢干的巨大工程,治理经费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百姓呼声,再大的困难也得回应!

苏轼立即上《乞开杭州西湖状》,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请求朝廷拨付专款支持西湖整治工程。

他一面等候朝廷回复,一面带领技术官员和民间能工巧匠,对西湖全境进行查勘,治湖规划迅速出炉。

为了办成这件对杭州对百姓对子孙有利的大型工程,该想的办法他都想到做到了。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苏轼给邻近的秀州(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太守写信,请求他派出秀州船只前来西湖助援。

出台以工代赈办法,广泛征召民工。眼看人力远远不够,又以赈灾余款,招募3万灾民上工地。

随后,又求两浙兵马都监刘季孙,调遣2000名士兵,下湖铲葑草除淤泥。

又一个大难题接踵而至——如山的淤泥垃圾,往何处堆放?面对下属频频告急,奔走在工地的苏轼苦思对策,并在工地民众当中广泛征询意见。受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治理西湖修筑堤坝的启发,苏轼拿出了两全其美之策:将废而无处可弃的葑草和淤泥拌合,横贯湖面堆筑一道堤埂,如此一来,既妥善处置了淤泥,又给沿岸百姓日常往来搭起了一条便捷通道(昔日南北往来的行人要绕湖30余里)。

九月,朝廷调拨的开湖钱粮食下来了,工程进展突飞猛进。

半年后,整治一新的西湖,湖山沐晖,垂柳飞扬,烟波荡漾。湖畔堤上,游人如织。堤上不仅有九座小憩亭阁,还建有六座石拱桥,拱桥下湖水相通,沟通里湖和外湖。湖中还建了三座小石塔,禁止在石塔内水域种植菱角一类的水植,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景观。地标性景观“苏堤春晓”,就在苏轼当年发挥自己的治水智慧,带领杭州百姓筑起的那道2.8公里长的湖中堤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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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飒(眉山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