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三苏生平通俗演义(四)

彭 飒

宦海折戟:躬耕东坡起雄文

元丰二年(1079)苏轼知湖州。“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蒙冤下狱,贬居黄州四年,躬耕自省,在文艺学术上登峰造极,但他心里依然放不下黎民百姓。

知湖州三月,被朝中一群宵小合谋弹劾

沧桑仕途一晃又七年,无论事功多少,面对这匆匆劳累的忧患人生,诗人苏轼的心灵自然更契合于自然山川的静谧和美妙。如何在纷扰的入世中寻求超世的自处之道?入仕越久,他对国情和民生的体会越深,越向往不受人事是非干扰的自然田园生活,但进退不由自己,这一生,也只有尽量置身于得失荣辱之外,无愧于心从事罢了。

44岁的苏轼在赴湖州任的路上,一路沉思,结合社会现实和自身遭遇,不停地反思人生的终极性问题,一种“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灵璧张氏园亭记》)的人生境界,豁然开朗。

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抵达湖州任所。上任伊始,苏轼就前往文庙举行祭祀礼仪,为湖州太平繁荣和百姓安居乐业祈福。五月下旬黄梅时节,他又埋头蹲点于太湖,指导民众防洪排涝、修堤筑堰。

苏轼到任湖州三个月,忙得不亦乐乎。而此刻,一场迫害他和他的拥护者们的政治风暴,正悄然向他袭来,他却浑然不知。

时下政局与熙宁年间已大不相同。变法派(新党)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已第二次罢相居隐,他的“新进勇锐之士”韩绛、吕惠卿也先后退出朝政核心圈层。反变法派(旧党)人物韩琦、欧阳修已去世多年,孤掌难鸣的司马光则闭门著书,不问政事。

王安石行急进式变法,根本目的是为国家丰财和整军。面对北方诸国觊觎大宋疆土的强大威胁,他希望迅速解决国库空虚、军队战斗力弱的紧迫问题。然而,他刚愎固执,只重任法,而轻任人。这就给了一大批心术不正的宵小之辈机会,让他们借着“变法”之名,顺势爬上高位。如今,这些人打着变法的旗号谋取私利,使本就走样的变法越走越偏。而这也成为王安石个人的悲剧,他后来就是被亲信吕惠卿反眼相噬而扳倒的,他倾尽毕生智慧与心血策划和推行的这场变法,结局与范仲淹当年的“庆历新政”一样,盛极一时而以失败而告终。

苏轼认为,变法本是天经地义,必须拥护支持,而且后来他也认识到全盘否定新法也有偏颇。但他一直认为,王安石变法之败,不仅仅败在于新法设计上有弊、推行上过急、用人上失察,而在于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民本仁政之道。三苏与王安石之间的政争焦点在于:革新要全面统筹设计,有计划有步骤地系统解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在他们交游民间或多地执政过程中,真切地耳闻目睹了国家和地方官府与民争利、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变法乱象之后,苏轼兄弟更加强烈地主张渐进式地变革,而且变革首先应当把“民”放在首位,只有民富民安,方能实现国富国强。

变法的发展和走向早已演变成激烈的权力倾轧,朝中大权现已落在吴充、王珪两相手中,王珪嫉贤妒能,伙同其它党羽大肆排除异己。眼看名满天下的苏轼在文坛上的盟主地位已确立,而神宗平时最喜欢读他的诗文,再加上他连任三地,其政治才能朝野皆知,一旦召回朝廷任职,拜相指日可待。这帮人岂肯大权旁落、坐以待毙?

新党之流磨刀霍霍,故技重施,还是拿苏轼曾经写就的那些鞭挞时弊、讽谕朝政的诗词文章下手。而此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主导的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决策。

六月底到七月初,何正臣、舒亶、李定连续四份状纸弹劾苏轼,指控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的谢恩上表当中,用语暗藏讥讽朝政,并附上当时流行的苏轼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作为罪证,声言他有四大该杀之罪。这令本不愿深究的神宗十分震怒,立下圣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查办!”

“乌台诗案”爆发,苏轼锒铛入狱

得了圣旨,台吏皇甫遵携衙役急驰湖州抓捕苏轼。苏轼好友王诜最先得知消息,连忙差人去南京告知苏辙,两路人马几乎同时出发。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遵一行至湖州时,替苏辙传信的人也刚到一会儿,苏轼已将州中事务移交给通判祖无颇,即告病假。皇甫遵气势汹汹闯入官府,诏令苏轼革职进京候审,并催逼上船即刻起行。尚不知究竟所犯何事的苏轼,连家人都来不及安顿,就被几个衙役五花大绑,如驱鸡犬般押上了千里囚徒之旅。

除长子苏迈获准随行照顾父亲外,留下一干家眷声泪俱下,只好打点行装前往苏辙家暂时落脚。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入御史台牢狱,审讯从第三天开始。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等人收集他的各种诗文刊本,找出有问题的诗句,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对他没日没夜地审问、威逼,更少不了让他尝尝皮肉之苦。

起初,苏轼说诗词向来托物言志,只承认《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其他概不认罪。

御史们欲置苏轼于死地,为了达到将旧党人物一网打尽的目的,到九月份,御史台已从四面八方查获了大量苏轼寄赠他人的诗文,案情由此扩大复杂化。后来,与苏轼诗文往来受此案牵连的多达30余人。

此时在南京签判任上的苏辙,陷入极度焦虑之中。入仕二十多年,竟还只是一个位卑俸薄、工作烦琐的小幕僚,加上子女又多(三子六女),生活一直窘困。而今挚爱的兄长蒙冤下狱,更是一筹莫展。

苏辙先把前来投靠的嫂嫂和侄子安顿妥帖,然后连夜上书请求——自己愿意削减官职替兄赎罪(《为兄轼下狱上书》)。

老臣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陆续上书营救。连新党阵营里那些素与苏轼政见不合的章惇、吴充、王安石等,也纷纷站出来为苏轼开脱。重病中的太皇太后曹氏,更是借仁宗昔日之言,出面干预挽救。

然而,御史们哪肯罢手。他们火速梳理苏轼的罪责,制作“勘状”(起诉书)提交皇上,判定苏轼讥讽朝政的罪名成立。朝野一片哗然。

御史台内外栽植了许多柏树,暮色降临群鸦归栖,凄厉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所以人们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在这里受尽折磨,生死未卜。苏迈每天给父亲送食,父子俩早有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猪肉,得到凶讯就送鱼。

有一天,临时替苏迈送饭的饭馆伙计,好心给苏轼的饭菜中加了一道红烧鱼。苏轼一见,误以为自己死期已到,于是满含悲戚与绝望,提笔写下两首绝命诗,一首写给苏辙,一首写给妻儿。

神宗皇帝后来看到了这两首诗,很是感动,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北宋本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最终宋神宗在一片诛杀声中从轻发落苏轼。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终免一死,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充团练副使,无权签署公文。与诗案有关的一干人或发配或罚款。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历时130天,御史攀扯诗文所造成的文字狱就此结案。

苏轼贬居黄州,辟耕东坡,救助弃婴

走出乌台的苏轼,再次深陷反思当中。这场灾难总算过去,然而,备受连累的弟弟苏辙被贬到遥远的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盐酒税,真是愧对所有受自己牵连的亲朋好友。他暗暗告诫自己,今后还是谨言慎行,做个虔诚修行佛法的维摩居士。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御史台吏卒的押送下启程前往黄州贬所。途经陈州时等来了相约在此一见的苏辙。兄弟俩劫后重逢,悲喜交集,苏轼反而安慰苏辙说,我们俩现在是一江相连,一个住在长江的西头,一个住在长江的东头。

刚到黄州时,苏轼父子在定惠院落脚,跟着和尚们一起吃斋饭。缄口不言的苏轼,有时一个人拄着拐杖走到长江之畔,望着天上不知所往的云朵出神,有时闭门睡上一整天,有月色的夜里才乘兴出门散步。去城南安国寺沐浴,跟着长老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或溪谷钓鱼,山野采药,皆为只影自怜,自我疗伤。

五月下旬,苏辙赴筠州贬所,专程送嫂侄来到黄州。

苏轼任知州时,每年俸禄收入有两千来石。如今成了贬官,没了俸禄,每月只配给一份少得可怜的实物。转眼间来黄州已是一年多,手头微薄的积蓄已快用完,面对难以为继的全家生计,苏轼一筹莫展。

此时老朋友马梦得从京城来看望苏轼,便向黄州太守徐君猷陈情,申请将州衙之东废弃的约五十来亩旧军营地块,拨给苏轼一家开垦耕种,以求自济。

元丰四年(1081)二月,苏轼带领全家开垦荒地,问稼于农,日出上坡,日落下坡,安心过上了地道农夫的日子。他们在低处种稻,高处种麦,田边地头先后种上桑树、枣树、橘树、茶树……

次年,又盖上几间可供劳作休息的草房,取名“雪堂”。这块荒凉之地原本无名,苏轼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忠州时,不也曾“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吗?自己与白居易无论在际遇、情志等方面大略相似。白居易称“白东坡”,苏轼就自称“东坡居士”。自此,苏轼在人生苦境中自得其乐,“苏东坡”之名也比“苏轼”更加响亮起来。

这时期的苏轼,对人生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哲理性思考,逐步调适心态,又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心灵的自我救赎。他不停地暗自观省这场灾祸,认识到才华外露是为人生大忌,在《胜相院经藏记》中检讨自己“我今惟有,无始已来,结习口业”。但他始终对于自己以民为本、政道怀仁的政治理想追求无怨无悔,丝毫不因自己的命运沉浮,而堕其超然物我的精神境界。

身处困境、无职无权的苏轼,第一个想到的依旧是那些苦难的百姓。

听说鄂黄一带,民间素有溺杀婴儿的陋俗。百姓因为贫穷,一家最多养二男一女。那时也不懂什么节育,如果多生了下来,就会按在水盆中溺毙。

苏轼“闻之心酸,为之不食”(《与朱鄂州论不举子书》),就向正在当地的巡抚朱寿昌提出建议,采取三个办法来整治这种恶习:赏赐举报杀婴者;处罚杀婴者;劝告富豪慈善救助。他还以自己在密州救助弃婴的经验,证明官府承办此事的可能性。朱寿昌照此推行,并责令当地官府张贴大宋律条(溺婴要判两年徒刑)进行普法教育。

苏轼还召集一群热心助人的朋友,商定由古耕道牵头,成立“育儿会”,向本地富豪募捐善款,用于收养百姓生出来养不起准备溺毙或抛弃的婴儿。本来就十分拮据的苏轼,也为此慷慨捐银十千钱。经过“育儿会”的努力,黄州的溺婴之风也得以遏制。

苏轼诗词登峰造极,三咏赤壁成绝唱

黄州东坡,是苏轼人生的炼狱,亦是他的福地。

经过“在朝—外任—谪居”,一番大起大落的人生洗礼,融道家养生、儒家仁政和佛家众生平等思想为一体的苏轼,白天在田间荷锄执耒,晚上在雪堂读书著述,穷一年之力,完成《论语说》5卷,续撰父亲遗作《易传》的大部分。

闲时与慕名而来的奇士、文友泛舟十游赤壁,写下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迎来思想学术和文学上的突飞猛进。苏轼身边又簇拥了一大群年龄不等、地位悬殊、性情各异的朋友。黄州百姓并没有因为他的贬官身份而疏远他,这让孤独凄苦的苏轼心生无限慰藉和感激。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苏东坡超脱而不颓丧,旷达而不沉沦的博大气象何人可比?此时苏轼的内心就像一场雷霆暴雨后,鸟儿展翅抖动身躯,再轻松恢复到往昔般的优雅自在。

从他此期间的作品以及写给故交的不少书信中,看到一个超越人生苦难、内心更加强大的苏轼,也看到一个身处逆境,仍不忘报国忧民的苏轼,在黄州这个人生巨大的拐弯处,已脱胎成为拥有更高精神自觉和激荡的苏东坡,奔向新的生命时空。

苏辙在筠州,监盐酒税五年

苏辙在筠州监盐酒税,刚去的时候日子也不好过,集三吏公务于一身,奔忙于高安市廛,既要亲自卖盐沽酒,还要忙于收取商贩杂税,整日累得精疲力竭。唯一值得安慰的是,遇到前后两任太守毛维瞻和贾蕃,都待他友善,常有咏诗唱和往来。

仕途失意的他,喜欢研究道家的养生术,对佛学的研究也比苏轼还要精深,但与僧道广泛交游,则晚于苏轼,始于筠州期间。

静水深流,“五年内不得升调”的苏辙在筠州写了270首诗、12篇散文。潜心著述《诗传》《春秋传》《老子解》《古史》之余,还不忘拜访名贤,教化风俗,用苏轼传授的“圣散子”药方为百姓治瘟病。

元丰七年(1084)二月,韬光养晦的苏东坡终于等来了皇上手札:“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苏东坡离黄赴汝,途中游览庐山、石钟山,写下《题西林壁》《石钟山记》等极有文学、哲理和政论价值的诗文,反映出他思想认识的再次刷新,由此而及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又升华到一个新境界。

苏轼摆脱成见桎梏,结合自己在地方任上的实践,重新对熙宁变法进行了思考和检讨:自己过去反对新法,把新法的合理合时成分及其取得的一定成效给一起否定掉了,这是有“差谬”的(《与滕达道书》)。

赴汝途中,舟过金陵,苏轼强忍老年丧子之痛(王朝云去年在黄州生下的幼子苏遁病亡于旅途),特意登门拜访罢相八年、隐居在此的王安石。两位学贯古今同有报国之志但理政思路方式不同的政治家,在半山园相谈甚欢,互诉衷肠,不忍离别。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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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飒(眉山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