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三苏生平通俗演义(三)

彭 飒

徐州抗洪:保境赈灾济苍生

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知密州,知徐州,无不恪尽职守,为官一地,造福一方。

通判杭州:询问民情于乡野,赈灾济民奔波于常州与润州的路上

熙宁四年(1071)四月,苏轼携一家大小——继室王闰之、13岁的长子苏迈和去年新生的次子苏迨,奔赴杭州。途经陈州时,拜见张方平,和苏辙一家相聚两个多月。兄弟俩还同赴颍州(今安徽阜阳)拜望退隐于此的恩师欧阳修。十一月下旬,苏轼一家才抵杭。

杭州当时是北宋重要的交通、商业、文化中心,“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仁宗皇帝曾如此赞美过的地方,果然美丽富饶。杭州府衙设在凤凰山右麓。通判一职相当于州府的二把手。

公余之暇,游孤山、灵隐、天竺等古刹,访惠勤、惠思、辩才等高僧,泛舟西湖,观钱塘江潮,赏吉祥寺牡丹花……37岁的苏轼禁不住诗意大发。这年,小儿子苏过(也是苏轼后人中日后成就最大的一位)出生。39岁那年,12岁的歌舞官妓王朝云入苏府作侍女。

任通判三年,苏轼和太守陈襄政见一致,勤勉为民,配合默契。他埋首案头,坐在高堂之上审囚问案,签署判词。常到各个属县乡野之间访察民情,目睹勤劳百姓在天灾与苛政夹击之下的悲惨生活,他奋笔疾书《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诗词为民呼号。然而,他没有料到,诸如此类针砭时弊的诗歌,日后竟会成为政敌们攻讦他的“把柄”。

他奉命监视开运盐河,到湖州考察堤防,协助陈襄主持疏浚钱塘六井,解决杭州百姓的饮水困难。尤其是熙宁六年(1073)前后,他整整有七个月的时间奔波于常州与润州之间,发放粮食赈济灾民,连除夕之夜都是在常州城外的孤舟上度过的。

知密州:数项工作齐头并进,还百姓一个生活安定的边郡

熙宁七年(1074),苏轼杭州通判任期届满。因当时弟弟苏辙已在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掌书记(知州从官,负责一州民政和军事机要秘书事务),于是苏轼申请调往齐州邻近的州去任职。按宋代职官制,官吏任期三年后,一般都要晋升一级。这次,苏轼顺利地升了官,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太守(一州的最高长官)。

十一月底,雄心勃发的苏轼到达密州,然而,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派“蝗旱相仍,盗贼渐炽”的凄惨景象。

苏轼是一个见不得百姓受苦受难的人。他到密州做的第一件事,即为民请命上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减免税收,除减免夏秋两税外,还须减免盐税,因为盐税过重的贩盐者谋生无门,以致盗贼日滋。

他组织僚属追捕盗贼的同时,“洒涕循城拾弃孩”(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当时百姓过着“剥啮草木啖泥土”的生活(苏轼《寄刘孝叔》),被迫将婴幼儿抛弃在路边。苏轼流着泪,沿城搜寻那些奄奄一息的弃儿,设法招人抚养,救活了几十个孩子(苏轼《与朱鄂州书》)。

旱情越来越重,蝗灾越来越猛,农民遭受着蝗旱双重夹击。对于蝗灾的危害性,苏轼早有切实了解,当年在杭州任通判时,就曾前往常州、润州等地组织抗击蝗灾。于是,他一到密州,就迅速组织灭蝗:一面据实上奏朝廷,请求下拨救灾粮;一面率领官员和民众,采取焚烧秸秆和掘土掩埋的传统方法消灭蝗虫。取得初步成效后,苏轼又立刻组织全民抗旱。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罢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接掌变法大权,新制定一项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这无疑又为朝不保夕的百姓添了一道人祸。苏轼不惧触怒新法派,马上就给当朝宰相韩绛上了“论灾伤手实书”,明确反对推行手实法。

苏轼在密州,一切从利民惠民的角度出发,来处置州中大小事务。因法以便民,百姓用出钱的方式就可以抵免各种赋役,从而让大多数人得以专心农事,大力发展农桑,很受民众欢迎。

和杭州相比,密州艰苦得多。饥荒时节,连他这个太守也要与通判刘廷式一起跑到野外,采摘野菜杞菊充饥。百姓如此凄苦,令苏轼一度心情十分沮丧。

这时候,他不止一次重读《庄子》,深刻领悟到一个人只有“游于物之外”,方能“无所往而不乐”的道理。超越物我的精神境界,支撑着苏轼和他的同僚们与民同甘共苦,勤政廉洁,励精图治,千方百计救民于水火,一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那般激情豪迈。没有人试图利用手中权力搜刮百姓或者克扣赈灾钱粮,让自己和同僚们优先饱暖,正所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苏轼《六事廉为本赋》)。

诸项民生大事齐头并进,一年以后密州社会局面大为好转。

密州官舍之外有一座北魏时所建的废旧城台,经过修葺后成为密州转圜的一处标志性建筑。最懂兄长的苏辙将其取名为“超然台”,苏轼因此作《超然台记》。当然,苏轼的“超然”,绝非这样一个城台所能表达。清人王恕说:“自是先生游物外,非关此地独超然。”苏轼的一生,始终处于一种追求和实现超越物我的状态。

这期间,苏辙一直在齐州担任掌书记,三年里一直忙碌各种政务,连兄长邀游超然台和快哉亭,也未能成行,只好以兄长的“千里共婵娟”相慰勉。

苏辙在《齐州泺源石桥记》《齐州闵子祠堂记》中一次次表明自己以民为本的施政意旨,记述他协助太守干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兴修西门泺水石桥,二是建成闵子骞祠堂。

尽管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但苏辙依然关注着朝政大局,敢于直言极谏的秉性没有丝毫改变。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颁行《三经新义》作为权威科举教材,因其可能给未来埋下加剧党争的隐患而受到苏轼等人批评,苏辙作《东方书生行》予以辛辣讽刺。

次年十月,苏辙回京等候改官。在这个攸关自身前途的节骨眼上,他又作《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更具体更系统地驳斥新法,并批评神宗皇帝“知其(指王安石)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旧术而不改”。

尽管苏辙封了一个著作左郎的官,但一直没有差遣任职的消息。后来还是南京(今河南商丘)知州张方平,第二次将苏辙选为幕僚,任南京签判。

知徐州:抗洪保境与城民共存亡

此时,苏轼密州任满也按例回京等候新的任命。熙宁十年(1077)二月,尚未赴任南京的苏辙出京往迎苏轼,二人相会于澶濮之间。到陈桥驿时,苏轼得旨改知徐州,同时被令:途经汴京时,不得入国门。苏轼一家只好在弟弟临时租住的范镇东斋小憩数日,互诉阔别七年来的思念。

四月二十五日,苏轼在苏辙陪同下,抵达徐州任所。依旧是先熟悉新环境,兄弟俩会宿逍遥堂,游石经院,泛舟汴水、泗水和百步洪,尽享手足之情一百多天。

谁知苏辙刚刚离开徐州到南京上任,苏轼就从驿站邸报上获悉,七月十七日,黄河大堤决口,洪水漫淹45县、30万顷良田。

黄河决堤,洪水必将冲击徐州城西的汴河,徐州城危在旦夕。苏轼立即组织州府进入抗洪保城临战状态,首先调集五千民夫加固城墙。

此时汴河水位尚无上涨迹象,但是城中富贾豪门已携家带口涌向城北大门,想要趁早出城避难。苏轼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将会加剧惶恐、动摇军心。

抗御洪患,必先堵上人心这道缺口!苏轼闻讯即刻赶到北门,面对黑压压的人群拱手施礼,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走,不要置祖宗家业于不顾。一州之长苏轼在此,本官绝不会让洪水败城!”

苏轼马不停蹄地部署和督导全城防洪工程。连续数周,他亲荷畚锸,同民众并肩作战,过家门而不入,夜宿城头茅棚。眼见城外老弱病残来不及向高处转移,存活下来的百姓大多断炊,尽管城内粮谷日渐空虚,但苏轼还是加派会水的民夫,设法载着食物四处散发,救活了许多百姓。

八月二十一日,眼见洪峰朝徐州急速扑来,各处抗灾人手告急,他不得不冒雨前往驻军武卫营,请求派兵支援。看到披蓑戴笠杵着棍杖、脚穿草鞋一身泥泞的太守,武卫营将领十分感动,事急从权,立即率领全体官兵奔赴抗洪前线。

经过周密部署和全城军民数日奋战,一条长3.28千米、高约3米、宽约6米的东南防洪大堤,赶在最大洪峰到来之前筑成,徐州城池和一城百姓得以保全。

这场洪水直到十月初五才渐渐消退。全城在欢庆,而苏轼在思考总结得失,继续筹划上报完善徐州防洪工程。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二月,朝廷下诏表彰苏轼抗洪之功,拨款2.4万贯修筑徐州护城大堤。八月,大堤竣工,苏轼在城北黄河古道边上所建楼观也落成,涂以黄土,取名“黄楼”,寓意“土实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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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飒(眉山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