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三苏生平通俗演义(一)

彭 飒

一门三父子离开人世距今已近千年,他们所产生的三苏文化千载文脉赓续,雄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人们世世代代传颂他们、研究他们、借鉴他们,这是为什么?

“老苏”——苏洵,著名苏学专家曾枣庄先生说他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力主革新的政论家,“本好言兵”的军事理论家,“得史迁笔”的史学家,主张“有为而作”的文论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博辩宏伟”的散文家,一个培养出苏轼兄弟的教育家。

“大苏”——苏轼,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散文作家,新派的画家,伟大的书法家,酿酒的实验者,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派,瑜伽术的修炼者,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饮酒成癖者,心肠慈悲的法官,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月下的散步者,诗人,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绝版”。

“小苏”——为人冲和澹泊的苏辙,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直言极谏的士君子,学贯古今的史论家,文气秀杰的文学家,勤政善治的好幕僚,重商理财的经济师,经略天下的副宰相,侠骨柔情的真兄弟。

然而,在这众多震古烁今的罕见全才标签的背后,笔者以为,三苏千古流芳、百世敬仰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他们一生深入骨子里的那种民本仁政的思想、治国理政的智慧、报国为民的担当,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主政一方,无论位高权重还是贬居一隅,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坚守当世济时的初心,切实推行以民为本、政道怀仁的主张,千方百计干下了那么多富民强国、兴利惠民、解忧祛害的大事、实事、好事,所以人们世世代代记得他们、敬仰他们。

让我们追寻三苏的足迹,回到北宋中后期三苏父子生活的那个年代。

走出眉州:应考及第震京师

嘉祐年间,眉州士人苏洵带领二子走进京城开封,苏轼和苏辙在北宋政坛的首秀亮相,那是何等的惊艳!

三苏父子走出纱縠行,进京赶考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暮春那个早晨,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岷江正静静南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蒸腾而起的蒙蒙雾霭,把成都西南的眉山小平原笼罩了起来。晨曦中的滨江小城老街纱縠行,此刻和往常一样,比天色更早的醒来,买卖蚕具、果品、药材的商贩时断时续的脚步声,早市铺子的开门声,和着油饼店擀面杖的声响,忽高忽低地从街头巷尾传出。

三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从纱縠行一扇普通的宅院大门里走了出来。大儿子叫苏轼,这一年21岁。个头稍高一点的儿子叫苏辙,时年18岁。哥俩各挎一个包袱,跟在父亲苏洵身后,这么早出门,是要离开眉山赴京赶考。

第一次出远门,苏轼兄弟显得特别快活,他们的青春朝气和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把一路的空气和花鸟也逗得快乐起来。

48岁的苏洵一边应和着儿子们的谈笑,一边想着心事。自己年少时游荡不好学,27岁才刻苦读书。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榜,眼看年近半百,半分功名未取,简直对不起自己的满腹经纶和当世之志。这次带两个儿子进京参考,结果如何,也未可知。

进京本可以走水路坐船轻松些,但这次必须步行北上,因为要先到成都,去拿张方平写给欧阳修举荐自己的信函。两年前张方平“下派”来益州(今四川成都)任太守时,彼此有了了解。去年又去成都登门拜访,得其赏识,随即向朝廷推荐苏洵任成都学官,但未得回音。当时还带了苏轼去,张方平一见赞不绝口,竟以国士之礼待他。

这次进京,对自己谋仕以及是否能够获得欧阳修力荐,苏洵认为是次要的,为两个儿子谋个好前程才是核心目的。

紧走慢赶来到成都。张方平出题测试苏轼兄弟后,欣然夸赞:“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这让苏洵对两个儿子此番进京应试更加充满信心。

辞别张方平,父子三人出成都,经阆州(今四川阆中),走褒斜谷栈道,翻越秦岭,东出关中平原,历经两个月艰辛跋涉,终于到达巍峨宫阙、罗绮飘香的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他们寄宿于兴国寺的浴室院,兄弟俩继续着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在八月的贡举考试中初战告捷,双双中举。兄弟俩心情愉快,继续闭门攻读。

苏轼兄弟科举进士及第,民本仁政主张第一次公开发表

嘉祐二年(1057)正月间,气宇轩昂、志在必得的苏轼和苏辙一同踏进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场。他们十分幸运地遇上了主考官欧阳修,苏轼兄弟的文章风格,正好符合这位倡导力戒浮华的古文革新运动领袖的口味。

那日,考官梅尧臣最先看到密封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顿时惊呼发现了一篇好文章。欧阳修马上拿来一读,也禁不住击节赞叹,想把这个考生列为第一,但又感觉此文风格像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如果取为第一,难免会让天下人嫌自己徇私情,姑且定为第二名吧。

那么,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到底说了什么?

他杜撰了一个上古尧帝“三杀”“三宥”的典故,提出为政者应实行仁政,以“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而“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是施行“君子长者之道”的前提;“广恩”“慎刑”,是施行“君子长者之道”的施政措施,不仅赏罚必须分明,还要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文章只有短短六百余字,立意宏大,论说精辟,语言质朴,大有孟轲之风,又不失清新洒脱。

这是苏轼民本仁政思想第一次正式公开发表。

苦学不辍的苏轼,20岁时已经“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其学识才思的卓越气象早已不凡。儒学经典的饱读内化,家风家教的熏陶感染,时代环境的浸润影响,让苏轼将为国为民的初心、民本仁政的情愫深入骨髓,一生宦海沉浮始终不变。《刑赏忠厚之至论》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心声的一次真实表达。

到了二月间,朝廷举行了礼部复试《春秋》对义,苏轼获第一。三月,宋仁宗赵祯主持殿试,出了《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三道题,苏轼和苏辙的回答立论高远,见解超凡,对答如流,双双及进士第,并给仁宗皇帝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欧阳修对苏轼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公开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并特意引荐苏轼拜会结交宰相文彦博、富弼和枢密使韩琦等宰辅大臣。

苏洵这次没有参加考试,但却向朝廷重臣们狠狠地推销了自己一回。以前苏洵也托朋友捎过不少文章到京城,但收效甚微。这次刚到开封不久,他就把自己之前写下的《权书》等文章,呈递到欧阳府和韩府,把他对吏治、法制、兵制、田制的一系列革新主张和盘托出,引起了欧阳修、韩琦等人的高度关注,并被荐予朝中诸臣。欧阳修视苏洵为“孙卿子(荀子)”,上奏朝廷望能重用。在朝臣们的不断推许之下,苏洵“博于古而宜于今”(《荐布衣苏洵状》)的文章在京城广为传播。

三苏父子顿时名动京师。

正当他们踌躇满志之时,噩耗传来:苏洵发妻程夫人已于一个月前不幸病逝。程夫人倾尽一生心血勉夫教子,竟没来得及分享两个儿子金榜题名、三苏父子声名鹊起的喜讯,就这么撒手人寰了。

五月底,苏洵父子仓促离京返眉奔丧。

第二次进京应试制科,他们在怀远驿定下及早功成身退的人生规划

在眉山老家,苏洵安葬了亡妻。十一月,他就接到朝廷的通知,让他即刻动身进京参加授官考试。早已对应试入仕不抱希望的苏洵,对这份通知没啥兴趣,加上儿子们还在为母守孝期间,短期内回京也不现实。但是,他心底里依然牵挂着朝政和时局,于是洋洋洒洒写下5000余字的《上皇帝书》寄了出去,陈述自己有病在身不能奉诏应试,重点就朝政“近而易行,浅而易见”的革新大事“条为十通”,向皇帝献上10条计策。

嘉祐四年(1059),苏轼发妻王弗生下长子苏迈。这给一直沉浸在悲伤气氛中的苏家,带来了些许欢乐。

到了六月,朝廷再次催促苏洵进京。十月,苏洵带着儿孙们一行10人举家迁往京城。这次离川他们走水路,顺岷江南下入长江出三峡,舟行1680余里,两个月后到达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家人在此过年,年后继续陆行北上进京。

时隔三年,第二次远游,苏轼、苏辙依然豪情万丈。他们把父子三人同行唱和的100余篇诗文编辑成《南行集》。这些诗文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对沿途“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的真实观感。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苏家到达汴京,在西冈租了一座宅子安顿下来。三月,苏轼、苏辙参加流内铨(掌管七品以下官员的任免和考课)的派遣官员考核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掌管文书的官),苏辙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但他们都未赴任。因为朝廷来年要开制科考试,而且苏轼和苏辙分别得到欧阳修、杨畋举荐并获得参考资格。

这次开的制科,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选拔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材。这比进士考试难得多,要经过三轮筛选,进入决赛圈的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

嘉祐六年(1061)正月,为专心备考,兄弟俩移居怀远驿,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一日三餐吃“三白饭”(一碟白萝卜、一撮白盐就白米饭)。苏轼、苏辙各自作出了25篇策和25篇论,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请举荐人上奏,由两制官员进行第一轮的制科审读。

一天夜里,户外刮起凄厉的西风,疏疏密密的雨点敲打着窗棂。苏轼正在读《韦苏州集》,读到“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不禁触景生情。二十多年来,兄弟俩一直形影不离,这半年来更是挤在一屋苦读写作,以后走上了仕途就天各一方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风雨之夜,可以这么惬意地相知相伴?兄弟俩对床畅谈,约定将来不要留恋仕途,争取尽早功成身退,一起还乡过那种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仁宗皇帝龙颜大悦:今为子孙选得了两位宰相之才!

策、论初审合格后,苏轼、苏辙顺利通过第二轮的秘阁考试,进入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第三轮殿试对策。

苏轼的答卷《御试制科策》,直言不讳地指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宜“补偏救弊、宜故纳新,不可因循苟且”,主张节制后宫用度、解决官冗问题、坚持儒术等,被取为第三等(一二等为虚设,实为一等);苏辙则因极论朝政之失、宫掖之秘,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被降级取为四等。这次再考二苏,仁宗皇帝龙颜大悦,一回宫就跟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选得了两位太平宰相之才!”

考中制科的人才按例要升官晋级,苏轼任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苏辙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今陕西商州)军事推官。

苏洵一介布衣,此次进京重温“兼济天下”之旧梦,虽然常为欧阳修、韩琦的座上宾,但依然壮志难酬。到嘉祐五年(1060)七月,机会终于来了,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但是他未去文安,被命与人一同在京编纂宋太祖建隆以来的礼书《太常因革礼》。苏辙也因此奏请辞商州推官任,留京侍奉父亲。

自第一次进京以来,父子三人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而彼此生隙,从政理想与朝廷现实之间的矛盾,让即将离京赴凤翔任的苏轼,陷入深深的隐忧之中。在告别时,他安慰弟弟“多忧发早白”。既然我们寒窗苦读为的是“致君尧舜”,那就全身心报国为民去吧!既然我们反对弊端丛丛的新法,那我们就为自己认定的真理坚持到底吧!如今得以离开京都我反而感到畅快,可以到地方上去做实事、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

(未完待续)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飒(眉山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