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3期

宋初状元苏易简确为中江人

黄礼登

苏易简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状元,也是宋初四川的第一个状元。《宋史》记载:苏易简,字太简,梓州铜山人。古铜山县在今天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及其周边地区。但近年来,绵阳市游仙区的盐泉镇、三台县柳池镇却纷纷建起了苏易简纪念馆,发表文章,举办展览,声称他们那里才是真正的状元故里。江油市九岭镇也凑了个热闹,在该镇的苏溪村建起了民间状元小庙,让其享受“老家”的香火。因此,关于苏易简是哪里人,目前存在“铜山说”“盐泉说”“三台说”和“江油说”。相比而言,三台说和江油说根据较弱,盐泉说因《永乐大典》加持,隐隐有推翻《宋史》的势头。中江在喧嚣中却显得较为沉默保守,给人感觉《宋史》真的写错了,事实并非如此。

“盐泉说”难以自圆其说

“盐泉说”的主要观点有:苏易简的曾祖父苏振因任职铜山,根据古代地方官回避制,他不得在原籍任职,因此他不能是铜山籍;乾隆年间绵州知州屠用谦写的《苏中令易简传》声称曾任中江县令的王一正明确说了中江境内没有苏氏遗迹,是《宋史》搞错了苏易简的籍贯;苏易简是寄应铜山从而在梓州参加乡试。但“盐泉说”并不能成立。

首先,唐末仕人入蜀后在任职地入籍并不鲜见,因此回避之说在乱世并不总是适用。如《宋运使(诲)墓志铭》记载“公世居京兆……仕唐为僖宗谏官,以子触阉寺,出绵州团练副使,因家焉”;彭山冯氏“自五代祖俦仕孟氏,任眉州司户参军,卒官,遂家焉”(《长乐冯先生墓志铭》);中江吴氏“唐广明间有讳肇者扈从入蜀,为镇国大将军,食邑于中江,子孙因家焉”(《中江吴先生(之巽)墓志铭》)。

其次,据中江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钟力生确认,中江在清朝并没有王一正这么一个县令,因此“盐泉说”论据有误。清康熙年间编修《中江县志》的有一个当教谕的王一贞,但他不是县令。王一贞写过一首《游铜山访苏门三君子祠址》的诗,不可能认为中江没有苏氏遗迹,此外,中江境内还有苏公笔、状元桥、苏状元打马还乡图等众多遗迹。

最后,苏易简不是寄应铜山参见乡试。宋朝时确有寄应现象,但原因在于原籍的发解名额太少,考生纷纷到名额多的京城开封等地参加考试,相当于现代的异地高考。盐泉所在的绵州和铜山所在的梓州名额差不多,苏易简如果是盐泉人,没有理由费劲跑到隔壁梓州来考试,更何况朝廷还颁布有严惩寄应的规定。他的父亲苏协当时在河南任职,要寄应也会想办法帮他在开封参加考试而不会选择梓州。近年有学者研究发现宋初因对官吏需求量大,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无定额发解。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全国解额达到5200人,这是苏易简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参加考试的3年前。那几年名额如此众多,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寄应。更为重要的是,苏易简考中状元的龙虎榜上,赫然还有4位同乡进士,其中王仲华是绵州人,税挺和谢全是梓州人,还有一个严储更是看着苏易简长大的老熟人。由于苏氏祖辈都在做官,在当地很出名,如果当年状元属于违规寄应考试,恐怕在绵州和梓州都会被曝光并引起轰动。

欧阳修都不知道还有一份《父祖家传》

“盐泉说”还提出苏舜钦本人写的《父祖家传》也记载了苏氏定居盐泉的事情,并进一步认为苏易简出生在盐泉。《苏舜钦集》的编辑人是欧阳修,但是他竟然没有看到过《父祖家传》。《父祖家传》里面确实写道苏舜钦的高祖苏寓“至左绵,尤喜其地物爽润,遂葬亲青溪,占数盐泉居焉”。这应该是“盐泉说”的来源,是一份核弹级证据。但是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稿,却并没有收录在《苏舜钦集》中。当代苏舜钦研究专家傅平骧、胡问涛也只是把这篇文稿放在其编辑的《苏舜钦集编年校注》的附录里而非正文里,理由就是这篇传记属于“疑伪之作”。

《父祖家传》里面提到苏易简时只是称其为“中令”,而苏舜钦写的《先公墓志铭》里面却提到了苏易简“太师尚书令”的头衔,可见《传》写于《志》前。但是《先公墓志铭》既然都被欧阳修汇编,遗漏写在前面的《父祖家传》就说不过去。况且按照《永乐大典》的说法,此文稿就掌握在苏舜钦的儿子苏泌手里。是苏泌亲手把《父祖家传》交给同宗族人和尚法懿,该文才得以流传于世。但是他何必费这么大劲呢?交给欧阳修编辑才是让苏氏家族流芳百世的正途。

《先公墓志铭》应该写于苏耆去世的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而《父祖家传》里写到了苏舜钦被任命为湖州长史,这已经是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的事了,因此文稿中关于苏舜钦的内容不可能是苏舜钦本人写的。虽然很多人打圆场说这是苏泌代替他父亲写的,但这种代笔行为让《父祖家传》的整体可信性大大打了折扣。

更何况《父祖家传》内容本身有不少不合情理之处,比如里面记载苏寓把父亲苏振的遗骨从铜山带到成都放着而不下葬,直到他到剑州做了一圈官然后又辞官“遍游名山”之后,才在绵州“葬亲青溪”。在他决定定居盐泉时,他的整个宗族都还在铜山,怎么可能同意他把苏振遗骨带出去折腾这么一大圈、这么多年呢?另外,在郭威建立后周之初,《父祖家传》就借苏寓的口说出了“蜀历将谢,必归火运主”这句话,这是十分可疑的。“火运”是宋朝的德运,后周的德运属木。苏寓说这句话时,后周国势正盛,离宋朝建立还早,但苏寓跳过“木运主”说后蜀将直接归“火运主”,相当于已经认定后蜀与后周必将速亡并且后蜀绝不会亡于后周。《父祖家传》充满这种神话般的叙事,难怪权威专家会怀疑其真实性。

“铜山说”在宋朝就得到公认

历史上关于苏易简是梓州铜山人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更加权威,离苏易简的时代更近。最早的是北宋时曾巩所著的《隆平集》,其中清楚地记载,“苏易简,字太简,梓州人”。曾巩是苏易简的孙子苏舜钦的同时代人,他的老师欧阳修和苏舜钦是密友,所以曾巩对苏舜钦的家族是熟悉的。曾巩动手编修《五朝国史》时,离苏易简去世才80多年。《隆平集》其实就是《五朝国史》的底稿,也是后来元初编修《宋史》的素材资料。此外,苏舜宾的孙子苏之才的墓志铭上明确写着“太师讳易简,妙龄以梓潼进士魁天下”。“以梓潼进士”就是从梓潼的乡试向京城的会试发解贡士的意思,这里的“梓潼”就是宋时的梓潼郡,它是梓州在唐时和宋初的别称。可见,苏氏家族明确表达自己是梓州而非绵州的。南宋韩元吉为另一个苏氏家族的苏师德所写的墓志铭开篇就说:“苏姓在本朝凡三望族。其系出梓州者,则太简举进士为天下第一。”可见,苏易简是梓州铜山人在两宋是得到公认的,不需要清朝的一个知州来为他正名。

绵州知州反对绵州知州

现存的两宋严肃文献中并无苏易简是绵州盐泉人的记载。南宋时期的《东都事略》《事类备要》《翰苑新书集》《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明确记录苏易简为“梓州铜山人”。另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古今纪要》《宋宰辅编年录》等记录苏易简为梓州人,没有点明铜山。直接支持“盐泉说”的只有南宋时《分门古今类事》,但其汇编的都是神异志怪的事情,不足为信。间接支持“盐泉说”的只是《永乐大典》所辑的《潼川志》。无论从文献数量、与苏易简生活时代的接近度还是文献的直接性,“铜山说”都比“盐泉说”具有压倒性的证据优势。

元朝以后,文献大多持与《宋史》相同的说法。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学者张邦炜教授认为铜山说“依据却很勉强,无非是苏易简的曾祖父曾任铜山令”。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宋史》本身并没有作这样的简单推论。史家确定一个人的籍贯自有家状、登科录等文献依据。明确提到苏易简是绵州盐泉人的文献少之又少,在《永乐大典》和明朝杨慎编修的《全蜀艺文志》中可以看到苏易简是盐泉人的说法。但杨慎在其所撰《词品》一书中,却又明确称苏易简是“梓州人”。明朝的《一统志》更是清楚写明苏易简是“梓州铜山人”。到了清朝,尽管雍正年间的《四川通志》记载苏易简是中江人,但乾隆年间的绵州知州屠用谦却依据《永乐大典》认为苏易简应当是出生在绵州盐泉,并将他的观点写进清乾隆《直隶绵州志》。有意思的是,没过多久,新的绵州知州文棨在修清同治《直隶绵州志》时就不同意屠用谦的观点,他在“人物志”中对苏易简写的是:“梓州铜山籍,绵之盐泉人 。”此外,他还在“选举志”中将苏舜钦记载为:“入籍郪县。”后者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同时说明了绵州志的编修者对“盐泉说”底气不足。

比一比明朝记载的两块石碑

《永乐大典》说在盐泉发现了“祖司马墓碑”,上面刻有苏寓“上世宦于蜀,乐左绵山水奇秀,挈宗族居焉”的文字,“盐泉说”以此证明苏易简家在盐泉。这块墓碑不见实物,仅见于这份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较为可疑。从“宗族”这两个字可以看出苏寓从铜山带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家庭,还有他兄弟甚至包括隔房兄弟的家庭,难道仅仅因为他一个人喜欢盐泉的山水,整个宗族的老老少少就要大规模迁徙吗?此外,《永乐大典》说这是“中令之父侍郎协所作祖司马墓碑”,也就是说这块碑是苏协为父亲苏寓所立的。这就问题更大了,试问,儿子给父亲立碑,怎么可能称之为“祖”呢?即便认定葬在盐泉第一代为该地苏氏始祖,那也应当以苏振为“祖”而轮不到苏寓称“祖”。

无独有偶,中江在明朝时也发现了一块石碑。明朝陕西布政司左参议王惟贤在《铜山乡贤祠记》中记载,他在铜山挖出一块宋代的石碑,是南宋宁宗时铜山县令王忠厚所刻,上面有“欲买此地,绘先达如苏易简诸大老为四贤堂”等字迹。可见,宋朝时铜山一直把苏易简视为当地人。王惟贤感叹:“苏门徙汴之后,故乡声踪斩然。”他认为苏易简一家是直接从铜山迁往开封的,和盐泉没有关系。

《铜山乡贤祠记》提到的中江这块石碑和《永乐大典》记载的盐泉祖司马墓碑都是古碑,其证明效力如何,还需要其他材料进一步佐证。就祖司马墓碑而言,《父祖家传》乃是“疑伪之作”,其余如盐泉的薛太夫人墓碑等大多立于清朝,不足为凭,而清乾隆《直隶绵州志》的“寄应说”更是牵强,难以为据。由于祖司马墓碑本身就可疑,所以其只有一点线索功能而无证明效果。正是由于其只提到居住而没提到入籍,所以导致清同治《直隶绵州志》不得不承认苏易简一家至少籍贯仍然在中江。

相反,中江的《铜山乡贤祠记》有不少有力的佐证。首先,有前面列举的诸多文献资料,其中北宋徽宗年间的苏之才墓志铭说苏易简出自“梓潼(梓州)”,这是苏易简直系子孙的证词,无可置疑;其次,王惟贤还在铜山发现了一根宋时“进士题名柱”,上面刻着苏门三世的名字;第三,明朝时在铜山还能看见宋朝时所立的“宋参军赵鼎吉修尉廨碑”,上面刻有“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之地”;第四,铜山直到南宋都还有苏易简家族的直系子孙苏伯起在这里生活;第五,宋代以田产和祖墓为标准认定乡贯的制度决定了苏易简不可能是盐泉人。宋代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前都要填写家状备查,写明自己三代及乡贯等信息,科举后会编辑《登科录》流传,这些个人资料是编修史书的重要参考。《宋史》说苏易简是铜山人,最终根据还是苏易简的家状等资料。他既然填写的是梓州铜山,那就证明苏家在铜山要么有田产,要么有祖墓。

一些时代较晚的文献记载苏易简为绵州盐泉人,不排除苏氏家族在某个时期曾在盐泉置业买地。在苏易简重孙这一代,家族里出现了在盐泉出家当和尚的本族子弟法懿,《永乐大典》称其为“宗从”,也就是同宗的族人。法懿从盐泉兴冲冲地赶到今天的广元昭化去看望在当地做官的苏舜钦的儿子苏泌,共叙宗族情谊。这说明定居在绵州盐泉的极大可能是苏易简的弟弟苏易直后代这一支。他们当然也以苏易简为荣,但这不能成为把苏易简说成是盐泉人的理由。南宋《潼川志》有这样的记载,纂修者应当是受到了苏易直这一支脉的影响。

聊一聊“三台说”和“江油说”

三台柳池镇有一座步苏桥,传说是苏易简母亲薛太夫人捐资所建,一座三学寺据说是苏易简三个儿子读书的地方。柳池镇还有状元坟,坟前清朝光绪年间所立的墓碑上刻着“参政苏易简墓”几个大字,碑文写着“喜其地物爽润,遂近父丧葬古盐泉之青溪因家焉”。这显然是引用了《父祖家传》里的说法又加以发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苏舜钦写的开封葬有苏协、苏易简的先茔就是假的,显然苏舜钦为父亲和叔父写的墓志铭是可靠的,三台这块墓碑上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而且碑文里还说苏易简号“青溪”,这与2022年5月在中江广福新发现的《重修药师院碑记》中记载的苏易简号“乾菴”不一致,而“乾菴”之号得到清乾隆《中江县志》的印证,显然更有根据。“三台说”的文献依据基本上与“盐泉说”一样,只是认为三台的柳池和盐泉旧址一溪之隔,苏寓葬亲青溪就在柳池镇的青溪村。但三台李述国先生在《宋代状元苏易简》一文中甚至认为盐泉也非绵阳玉河之盐泉旧县,而是三台柳池镇的马康桥,因为这里盛产井盐。

“江油说”的文献依据是清《彰明志略》,其中记载:“宋苏文宪公易简,世居邑之清溪,碑碣故址明代尚存。”而《彰明志略》的依据又是明嘉靖进士金皋所写《李太白祠堂记》中的观点。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苏(颋)太平兴国易简状元之先,世居县之清溪,今碑碣故址在焉,是先生之生在彰明无疑也。”金皋是在写苏颋夸奖少年李白时加了这么一句对苏氏的解释,以至于彰明县令陈谋不得不为此写了一段评语,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在其他书中看到过苏易简一家世代生活在彰明的记载,既然金皋言之凿凿,那应该不会有假。

总体来看,“江油说”缺乏可信的依据,“三台说”其实是依据“盐泉说”来争一半状元故里,因此可以存而不论。

隔岸那堆渔火映照着家乡铜山

苏易简中状元以后回了一次家乡。他到达梓州涪江边时天已黑,对面的梓州城笼罩在夜色之中,但岸边有隐隐的渔火,亲人、故友、地方官在潼川渡口兴奋地等待着他。在过江的船上,他看着满天繁星难以自抑,吟出了一首《潼川夜渡》:“清流深夜渡,候吏戴星迎。不见荒城色,唯闻孤棹声。两行蜡炬静,一叶彩舟轻。何处渔家火,遥遥隔岸明。”如果家乡在盐泉,那么苏易简应当走金牛道回绵州,用不着走东川道绕行梓州。当他从梓州到达铜山时,父老相迎,小城沸腾,于是留下了流传至今的苏状元打马还乡图,他走过的桥从此被叫做状元桥。

进入宋朝,门阀制度解体,英雄不问出处,知识分子都有外出谋取功名的激情,人们“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也不一定以回归故土为生命的最后一站。苏易简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但铜山的父老仍然记得他,怀念他,传颂他的才华,学习他的家风,为他在家乡树起了如椽的大笔——苏公笔。

这一走,乡关迢递,魂归何处?《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等记载苏易简葬在三台县西南八十里靠近铜山废县的地方,就是今天离中江广福镇不远的三台景福镇。清《江南通志》又记载苏易简墓在安徽休宁的溪口渔梁。其实这都不对,因为苏易简是葬在开封的。中江广福、三台景福、柳池、绵阳盐泉、更北的江油乃至外省所谓的苏易简墓只是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从这些地方都有苏氏遗迹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苏氏家族在早期实际上有一个从中江开枝散叶、逐步北迁的发展历程,但根在中江是毫无疑问的。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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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礼登(西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