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铁血抗战 雁翎英雄传奇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上)

胡 山

2023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纪念日。

中国抗战环境最艰苦的地方首当其冲是东三省,其次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华北地区,而华北地区抗战环境尤以冀中最为艰苦。

冀中,地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沧州之间,千里平原,周围有平汉、北宁、津浦、石德铁路,大清河、子牙河、潴龙河、永定河、拒马河纵横其间,公路干线四通八达。这里是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并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先后在冀中地区城镇和乡村开展了大量工作,1932年7月中共保(定)属特委曾发动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学潮,同年8月又发动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在冀中平原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冀中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群众觉悟高,对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言举足轻重。因其地处日军统治华北的腹心地带,如敌人不能有效控制,大城市和交通线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因而日军驻屯庞大武装力量。从1938年起,日军不断调集重兵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而冀中根据地成为日军行动针对的重点。

在日军高压统治下,冀中抗战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其中光是中国共产党在冀中的党政军干部就牺牲了1万人以上。因为日军的残暴,当地百姓超过70万人,要么被屠杀,要么被抓去成为劳工,最终累死在工地上。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平原,敌人占据压倒性优势,军事力量全面碾压我军,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犹如刀尖上跳舞。

五一“扫荡”战史奇观

1942年春,日军侵占冀中已近5年之久,敌人虽然出动大批兵力反复“扫荡”,又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建立很多据点,残酷镇压,但都没有阻挡住冀中军民的反抗和斗争。

为实现“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平原”的既定方针,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痛下决心要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调集第41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两个步兵大队,第110师团白龙部队,配属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共5万余人,另有第27师团、第29独立飞行队和大批伪治安军、警备队配合,在空军、坦克、汽车、骑兵协同下,从5月1日到7月1日,对冀中进行空前残酷的“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冈村宁次曾亲自到石家庄进行部署和指挥。“五一大扫荡”的作战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员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一、日军步兵部队在“五一大扫荡”中疯狂进攻

“五一大扫荡”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在冀中这块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约6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四边围着平汉、津浦、石德、北宁四条铁路构成的封锁圈。圈里分布着8千多座城镇村庄。日军这次“拉网大扫荡”,采用“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战术,敌据点增到1635处,每隔几个村庄就有大量日军驻守;公路增到6000公里,封锁沟增到3000多公里,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个小块,形成“格子网状”,大部沦为敌占区,各村普遍成立保甲组织、伪自卫团。敌人残暴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散布鼠疫和向地道放毒等,灭绝人性,造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惨状。“扫荡”中被杀害和抓走的群众达5万多人,区以上干部被杀害者不下三分之一。

就在这一棋盘似的战场上,日伪军集中十万人,与吕正操、程子华将军领导的冀中部队两万余人展开决战。冀中根据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坚持斗争,坚决粉碎日军“扫荡”。两月之中,大战272次,小仗则日达数十次。每日都是枪声遍地,喊杀连天。抗日部队总是打散了,集结再战;指挥员牺牲了,战士组织起来再打;所有民兵、地方干部以至“反战同盟”支部的日本朋友,都参加了战斗。常常是以三五百人抗击千余乃至两三千日军的围攻,真正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日军虽以伤亡其坂本旅团长以下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残酷杀伤致使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将我主力部队逐出,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也被迫转移,日军全部占领冀中抗日根据地,而我军的地区队、县大队和区小队则化整为零,与党政工作人员结合在一起,仍然在冀中平原坚持着,斗争着。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前线指挥作战

“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形势显著恶化,敌人更加强化“总力战”,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村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日军狂妄地断言:冀中地区的游击战火必将扑灭,冀中百姓只能在“太阳旗下”当顺民,冀中平原定可成为“王道乐土”“理想的粮仓”。

冀中军民为反抗日军暴行,为彻底打败敌人,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不朽篇章。法西斯匪徒的种种幻想,都被英勇的冀中军民彻底粉碎,冀中平原的游击战火不仅没有被扑灭,而且愈加炽烈地燃烧起来。

穆青笔下 雁翎奇兵

抗战时期,在冀中大地淀泊相连的白洋淀上,有一支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队伍。淀内芦苇遍布、沟汊纵横,他们时而驾舟穿梭,驰骋水上战场;时而头顶荷叶,嘴衔苇管,隐蔽苇荡,突如浪里白条,杀敌于无形;时而扮成乡村渔民,巧端敌人岗楼;时而化作锋利钢刀,插在交通水道咽喉,截获敌人军火物资;时而深入敌人心脏,铲锄叛徒汉奸匪首。这支令敌人闻风丧胆、令百姓欢欣鼓舞的队伍,就是活跃在白洋淀上的抗日武装——人称“水上飞将军”的雁翎队。

1943年7月初,延安《解放日报》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周年,准备广泛报道和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22岁的战地记者穆青,去中央党校采访了一位来自冀中的同志两个多小时。

穆青(1921—2003),河南杞县人,新闻记者,曾任新华社社长

早在1939年1月,穆青就随八路军120师来到冀中平原,在那里打了近一年的游击战,对白洋淀的战斗生活有过亲身体验,他对雁翎队的英雄事迹印象深刻。采访后的穆青激情勃发,笔下如歌流淌出滚烫的音符,一篇载入中国抗战新闻史的名篇《雁翎队》就此问世。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敌人的小汽船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每年三千万元的勒索,和无止境的奸淫烧杀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渔网和雁袋,划着渔船,肩着猎枪,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结起来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每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鹰排子’,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缜密的埋伏网,猎枪从每一片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白洋淀湛蓝的湖水,被枪声翻搅起来了,一望无际的荷莲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傍晚再听不到饲鸭人嘎哑的吆唤,清晨再听不到那幽美的采菱歌……”

1943年8月22日发表在《解放日报》的这篇通讯,充满诗意地呈现了白洋淀水上英雄的生动群像,引起轰动。“雁翎队”的名字传遍各敌后根据地,“水上游击战”与华北战场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一样,威震冀中平原,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斗志。

穆青1937年底参军,1940年7月考入延安鲁艺文学院,是“喝延安水”成长起来的党的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华社社长。以《雁翎队》为早期作品代表,穆青一生写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佳篇无数。谈起工作感受,他说:“我一直主张记者应该拥有激情。我完成一些新闻作品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激动的过程。”

以雁翎队为代表的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就是一部让穆青深感激动直至晚年还魂牵梦萦的英雄史诗。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新安城,雁翎队由30多人发展到一两百人,利用水上、冰上优势,与敌人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切断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有效牵制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谱写了一曲淀上渔民抗日救国的英雄赞歌。

纪念抗战 缅怀英烈

周恩来总理之侄周秉和谈到,中国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中国共产党坚不可摧的必胜信念和强有力的英明领导,使中国人民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成为东方主战场抗击法西斯黑暗势力的中流砥柱,正如周恩来同志坚定指出的那样:“中国不会亡,抗战一定能胜利;但任务是艰苦的、长期的,全国同胞必须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军民协力,共赴国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华北大地广大冀中平原抗战军民,在聂荣臻、吕正操等八路军指挥员领导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浴血奋战,共抗外辱,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打击侵略者的游击战术。白洋淀上雁翎队的英雄健儿与敌人机智周旋,神出鬼没,独具特色,战果辉煌,为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纪念抗战胜利,我们更加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英雄先烈们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伟大的冀中人民抗战精神永垂青史,永放光芒。

周恩来总理之侄周秉和(胡山 摄)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元帅之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特发来朱德元帅1964年手书的诗句《寄语蜀中父老》,以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刘建将军(扈新华 摄)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193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等口号,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在经济上克扣抗日军队的薪水,停止军需物资供应,甚至实行经济封锁,给中国的抗日斗争造成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军民依然奋勇杀敌。当时,在太行山区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有感于此,书写了这篇反映艰苦抗战的诗篇。作者长年征战在外,以诗代信,向家乡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也向国统区的大后方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表达了八路军战士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誓杀 “倭贼” 的抗战决心。

朱德诗词《寄语蜀中父老》手迹(1964年6月24日书)

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深深感动于伟大的冀中军民和白洋淀雁翎队浴血抗战的英雄事迹。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刘蒙将军欣然挥毫:“冀中铁血抗战,雁翎英雄传奇。”

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理事、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人康谈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一神圣庄严的时刻。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伤亡和死亡人数分别超过3500万和2700万,为赢得战争胜利、挽救人类危亡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兵民是胜利之本。冀中军民和山东军民进行平原抗日战场建设的伟大创造,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是无法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的。军队与百姓、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团结互助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精神必须弘扬。战争创伤警示人们: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只会把人类推向深渊,穷兵黩武和强权独霸,只能带领人类走向黑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无数英烈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各国应摒弃零和思维,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致力于确保《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理想成为现实。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人康(胡山 摄)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传奇英雄阎宝航之女、上海阎宝航社会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长阎明光谈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的时刻,自己心情格外激动,耳畔不禁又回响起父亲在抗战日记中写下的肺腑感言:“吾之最大悲痛,莫过于民族同胞惨重牺牲;吾之最大欢悦,莫过于同胞骨肉彻底解放。”

阎宝航女儿阎明光(胡山 摄)

父亲阎宝航英勇无畏、光辉战斗的一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深深影响和教育了儿孙后代。深切缅怀、崇高致敬世界各国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英雄们!牢记历史,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邪恶,反对战争,世界和平万岁!

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孙女陈红说:78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在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后,终于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残暴日本侵略者。华北大平原由于地理环境特殊,敌军重兵盘踞,使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条件和东北抗联一样极其艰苦。《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经典影视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冀中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非常感染人、鼓舞人。

赵一曼烈士孙女陈红

陈红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昂首阔步走进全新发展的时代,正在团结世界上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些国家右翼极端势力指鹿为马,混淆视听,肆意歪曲、篡改、否认侵略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战的教训需要认真深度汲取,世界各国人民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先辈们一样,拿出智慧和勇气,压制震慑邪恶,捍卫和平正义,造福人类文明。

追寻足迹 红色研学

日前,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主人公网与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财政局组织了“白洋淀红色研学之旅”,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上将之子、八路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吕彤羽,中共党史出版社原副社长姚鸿,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抗战时期出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警卫连长黄霖之女罗解难,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胡山,主人公网负责人顾金钟,抗战将士后代、资深抗战文化研究学者和志愿者彭援军、马凤祥、宋素霞、高华程、魏少广、边红军、刘俊杰、陈明光、周鸿陵、陈相宏、梁瑞兰、陈久艺、李加忠、李建刚、黄明娥、陈灵海、黄明美、杨柳、连清忠、丰民等参加了研学活动。

风光旖旎的白洋淀文化苑(王光英题)内的“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始建于1990年。2004年,安新县重新选址建设新馆对外开放,后搬至此地。纪念馆由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吕正操上将99岁高龄时亲笔题写馆名。

胡山、罗解难、吕彤羽、姚鸿(左起)在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前合影(朋晶晶 摄)

馆内珍藏的大量历史图片、实物以及全息影画和情景再现,留住了雁翎队渐行渐远的身影。前来参观的作家魏巍触景生情,一连写下四个难忘:“难忘的人民,难忘的土地,难忘的战友,难忘的时代!”

大家参观雁翎队纪念馆、孙犁纪念馆、徐光耀文学馆、湿地文化馆,徜徉昔日雁翎队神出鬼没的水上杀敌战场,在雄安新区党建先进单位——安新县党群服务中心召开红色文化座谈会,并举行了专题党课学习教育。吕彤羽会长为当地党员干部和同志们宣讲传承薪火的学习感悟,赢得大家阵阵热烈掌声和强烈共鸣。

吕正操上将之子吕彤羽宣讲传承薪火的学习感悟(胡山 摄)

年逾八十的吕彤羽会长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他的母亲刘沙就是白洋淀安新县人,十几岁就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全家人为革命出生入死。此次再次重返家乡,吕彤羽十分兴奋:“安新是我的娘舅家,这里有父辈们战斗的足迹,有他们挥洒的青春、热血和汗水。看到今天的白洋淀这么漂亮,雄安新区建设得这么美,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可以告慰那些英勇战斗牺牲的先烈们: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早期革命 风雷激荡

白洋淀,地处河北雄安新区,在安新、高阳、雄县、容城四县和任丘市之间,其中85%的水面在安新县。白洋淀西纳九河(唐河、孝义河、潴龙河、府河、瀑河、漕河、萍河、金钱河、白沟引河),向东汇入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总面积366平方公里,由大小143个淀泊、3700条沟壕连接而成,形成了苇田、淀泊、村庄星罗棋布的独特景观。该地区交通便利,水上运输自古就很发达,特别是近代以来,(天)津保(定)航线成为河北中部重要航道。

1921年3月,中国革命先驱者邓中夏受李大钊委派来到古城保定,在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新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发展革命骨干和中共党员,建立党组织。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

安新县北冯村地处白洋淀南岸的潴龙河入淀地段。该村重教尊师,文化教育较发达,在冀中地区有一定影响。1927年夏,出身北冯村大户人家的共产党员刘亦瑜(1912—1939)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与王家骥和王履泰建立起白洋淀地区最早的党支部——北冯支部,刘亦瑜任支部书记。同年下半年,经中共顺直省委批准,他们创建了中共安新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北冯特支),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向封建制度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次次英勇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党在白洋淀和任丘、高阳、安新地区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到1930年,北冯特支先后发展了40余人加入党组织。

刘亦瑜与王家骥、王履泰建立中共安新县北冯特支,刘亦瑜任支部书记(图文来源: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

1934年,刘亦瑜奉命调到驻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工作。同年底,中共河北省委派他(化名“许子云”)到北平恢复党的组织。1935年1月,刘亦瑜主持建立起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因是未经召开党代会建立的市委,故不直称“北平市委”),并兼任市委机关刊物《北平火线》主编。5月下旬刘亦瑜被捕,并被叛徒指认其书记身份,狱中饱受酷刑,坚贞不屈,11月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1936年底由岳父王佩瑶保释出狱后,刘亦瑜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安新县委遵照保属特委指示,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着手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0月,阎钧、刘亦瑜、贾桂荣等基于“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的原则,征集地主手中的枪支,将村中土炮以及国民党军队遗留下的军械和散于民间的手榴弹、大刀等收集在一起,组建“新安小八路”抗日自卫队,刘克忠任总指挥。同年底,“小八路”改编为三十大队,刘亦瑜任大队长。1937年底,由刘亦瑜等在南冯、北冯、白庄一带组建的抗日自卫队3个大队900余人,编入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为争取土匪尹松山抗日,刘亦瑜多次受孟庆山委派,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与其他同志进入高阳与尹谈判,并争取到尹部王春芳连与共产党的合作。之后,刘亦瑜随吕正操部攻入高阳,解决了尹部。刘亦瑜任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总务处长。

白洋淀上 巾帼英雄

刘亦瑜的妹妹刘沙1918年出生,早年在北冯完全小学读书。北冯完小很早就成为共产党地下活动地点和重要革命阵地。1930年2月建立的中共安(新)高(阳)任(丘)中心县委机关就隐蔽在北冯学校,宣传委员刘亦瑜实际上负责该中心县委机关的全面工作。少年时代的刘沙受到三哥刘亦瑜的革命思想影响,经常阅读进步书刊。

胡山、杨柳、罗解难、吕彤羽、姚鸿、陈灵海(左起)在雁翎队纪念馆中“北冯学校”留念

1935年,刘沙考入北师大女子附中。“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她参加集会游行,翌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卢沟桥事变后,刘沙回乡参加抗日。吕正操率部攻占高阳后,刘沙参加人民自卫军,后在安新县大队政治处工作,1937年12月入党,先后任冀中妇女救国会执行委员、文安县冀中区妇救会三分区特派员、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副主任。

学生时代的刘沙(左)与弟弟刘亦玖在一起

1939年秋,人民自卫军驻文安一支武装发生叛乱,包围县政府,扣押县长等领导。刘沙以特派员身份,一面与叛军交涉,一面命人销毁机密文件,并派人出城请求上级指示。叛军占领县城后,煽动反动言论,刘沙组织召开进步人士大会针锋相对,叛军决定要逮捕她。在开明绅士掩护下,她得以出城脱险。1940年5月,刘沙到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后任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副部长。1942年元旦,经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妇救会主任白芸介绍,刘沙与吕正操结为伉俪,1942年,她随部队转战太行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后在冀中军区司令部情报处、晋绥军区司令部工作。

高蠡暴动 革命火种

20世纪30年代,冀中平原处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2年8月27日,高阳、蠡县一带的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保属特委直接领导下,掀起了一场震撼华北、影响全国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动,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府。暴动虽仅历时5天便遭残酷镇压,但它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高举革命红旗,在敌人的华北心脏腹地,掀起红色风暴,动摇剥削阶级统治,提高农民阶级觉悟,为日后的冀中抗日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高蠡暴动失败后,安新党组织将暴动领导人和骨干转移到白洋淀,保留了革命火种。此后,中共党组织在这一地区继续发展,坚持斗争。

全面抗战 深入敌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7年8月底,日军疯狂向华北地区进犯,夺取主要交通线,攻占战略要地,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望风南逃。北平、天津落入敌手,保定、石家庄也相继沦陷,冀中平原成了敌人的后方。冀中大地溃兵到处抢劫,匪患猖獗,汉奸横行,人民陷入苦难深渊。

1937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在《关于冀察晋绥军事部署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平绥以南、同蒲以东、正太以北、平汉以西为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晋察冀区位示意图

聂荣臻率115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约3千人,分兵挺进敌后开展工作。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公开宣告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下设4个军分区。

晋察冀军区4个军分区

1937年11月18日,晋察冀军区从山西五台移驻冀西阜平。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地处同蒲线以东,正太线、石德线以北,张家口、多伦、宁城、锦州一线以南,东临渤海。行政上划分(1942年时)为北岳、冀中、冀察、冀热辽4个区。区内除冀中大平原外,大多是山岳地带。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省各一部的广大地区,108个县,总面积20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五百万。

华北大平原局部地形图

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根据地疯狂“扫荡”。日军使用总兵力达83.39万余人,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就有30次,千人以上的174次。1942年7月,侵华日军在白洋淀决堤128处,35个县受灾,1500万亩田园被淹,1.6万余间房屋被冲毁,损失1.6亿元以上,灾民超过200万人。

日军占领白洋淀地区后,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39年3月15日,安新县端村人民因反抗日寇成立维持会,遭到日军血腥杀戮。是日拂晓,日伪军500余人以飞机相配合,从水陆两路突袭端村,进村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二•五”惨案(农历二月初五):烧毁房屋500多间,杀害村民80余人(包括妇女18人,儿童6人),奸污妇女,抢掠财物不计其数。惨案使昔日繁华的端村镇尸横街头,房倒屋塌,一片凄凉。

冀中大地 铁血游击

冀中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最早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之一。冀中平原中华儿女铮铮铁骨战强敌,血肉之躯筑长城,前仆后继赴国难。

孟庆山,早年入西北军,后随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编入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陕北,他担任红15军团第75师224团参谋长,后入抗大学习。全面抗战爆发后,孟庆山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冀中发展抗日武装。

行前,毛泽东、博古、李富春等中央领导找孟庆山谈话,交代党中央战略意图。毛泽东指示: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中央派你们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这就要你们把学校学的东西到实践中去运用。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学会搞统一战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和力量一致抗日,要学会依靠群众,灵活掌握中央政策。共产党人是松柏,也是杨柳,要冬夏常青,也要能适应环境宜于栽种。

孟庆山(1906—1969),河北蠡县人,开国少将

孟庆山从延安出发,辗转行程2500余里,历经千辛万难,于1937年8月5日保定失守前,孤胆英雄式地来到冀中平原的白洋淀,同中共保东特委取得联系,开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不久,保东特委和保南特委合并,组建中共保属省委,张君任省委书记,孟庆山任军委主席。他们到高阳、蠡县、安新、任丘、雄县、清苑等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武装。孟庆山在安新县北冯村、高阳县孟仲峰村、安新县关城村等地组织了4期游击战争训练班,由他亲自任教培训了一批抗日军政骨干。

以保属省委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为基础的队伍不断扩大。1937年12月,冀中所有抗日武装在高阳县统编为河北游击军,孟庆山任司令员。之后,对献县马本斋的回民武装进行了整训,编为回民教导总队(后改为回民支队),收编了河间、献县联庄会头子白七、张翰生、张宗巨等武装七八千人,以及蠡县的联庄会齐栋才部等地方武装,组成12路并3个直属师及独立团、独立支队共六七万人,号称十万之众,遍布冀中平原。敌人大为恐慌,曾发出通缉令,悬赏20万元捉拿孟庆山。游击军多次与日军激战,取得了攻克河间等战斗胜利。

正操从戎 杀敌报国

吕正操(1904—2009),原名吕正超,字必之,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毛祁镇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目睹日军对家乡的烧杀抢掠。入学时,老师给起了学名叫“正言”,他自己改为“正操”,决心长大后当兵,操练本领,打击日本侵略者。

1922年,吕正操加入张学良卫队旅,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任张学良副官、秘书。1929年,任东北军第116师16旅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该师647团团长,率部到热河参加对日作战。他在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接触中,开始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4年春,吕正操率部担负北平城防任务。1935年6月,在反击投敌叛军妄图与日军里应外合攻占北平城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前后夹攻、堵截围歼,将叛军全部消灭。“一二·九”运动中,吕正操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行动,指示部队主动配合学生游行示威,援助学生进城,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称赞。1936年9月,吕正操在北平建立“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东抗”),任总队长。不久他被调到西安,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

东北军时期的吕正操

1936年12月12日,吕正操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其间多次和共产党人接触,聆听了周恩来的教导,更加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重返东北军647团任职。1937年初,由于中共党员在647团的革命活动引起东北军上层反动军官警觉,他们要求把647团拆散与其他部队混编。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吕正操率部接受改编,任新编691团团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5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吕正操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吕正操在随国民党军南撤途中,一方面在任丘留下人员找中共地方党组织联系,一方面发动本团已秘密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东抗”,分头进行思想动员,宣传脱离国民党军队、到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道理。1937年9月15日至10月11日,691团先后在华北地区永定河、半壁店、梅花镇与日军进行三次激战。梅花镇战斗中,691团以较小代价击毙击伤日军700多人,使侵华日军在河北境内首次遭受重创。

小樵易帜 人民自卫

691团撤离梅花镇后,从赵县四德村出发,在夜色朦胧中悄悄越过敌人控制的沧石路,向晋县东北的小樵镇前进。小樵镇挺大,一两千户人家,有一些店铺,也还富裕。镇周筑有围墙,经过几个月南北转战的691团在小樵镇休整三天,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准入不准出。部队连夜召开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行动计划。

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在小樵镇小学校大教室,主持召开全团官兵代表会议,每个连选两个代表。人员到齐后,吕正操走到大家面前主持会议。他开门见山:“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吕正操讲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大家都听得聚精会神。吕正操最后说:“53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像红军那样,到敌后打游击去。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团长的讲话,像是烈火点燃了干柴。一名“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它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在梅花镇这一仗,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连长说:“回师北上,我看值得三思。敌众我寡,岂能站得住脚?再说,脱离主力,吃穿又从哪里来?”军械长霍地站起来驳斥:“只要不糟蹋百姓,狠狠地打鬼子,老百姓绝不会让我们饿肚子。”另一个连长出来插话:“我看还是慎重为宜,万不可草率从事。北上打游击,请问咱们哪个打过游击?”又一个连长站起来,紧握着拳头高喊:“这话不对!我们有不少人在西安训练班向红军学过游击战术,也不能算完全外行。我代表全连士兵拥护北上!”

这时,有人四下观望,有人低头吸烟,也有人急得直跺脚。一直没有发言的士兵代表们,听有人反对北上,争先恐后地说:“天天唱打回老家去,往南跑干什么?”“宁愿北走一千,不愿南下一竿!”“愿当亡国奴的让他们自己走,我们要北上!”“对呀,让他们自己跟着国民党的屁股跑吧!”人们叫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激昂慷慨。吕正操感到回师北上抗日的气势就像一股洪流,不可阻挡。主张南下的人坐在一角,低着头,吸着烟,脸上一红一白。

见大局已定,吕正操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会场上掌声齐鸣,群情沸腾。吕正操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说:“从今天起,我们脱离东北军,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接着,众人开始讨论改变部队名称。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国民党第53军的番号。当时多数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未和地方党、老红军接上关系,就主张另起一个名称。经民主讨论,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吕正操担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总队,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分任第l、2、3总队总队长,所属各总队都建立了党组织。全军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官兵平等,坚决抗战。由此,这支部队成了一支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道路的人民武装。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1939年,沙飞 摄)

至于小樵改编为什么不叫“起义”,吕正操回忆:“当时,在我们部队里,三营有党的组织,而且着重发展干部入党,这个营是很有把握的。其他单位也有党员,他们原是黄显声的部队,着重在士兵中发展党,也有少数党员军官。我们能胜利地完成改编,正是由于一个营有党员干部可以完全掌握,另外一个营也有党员和‘东抗’队员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像团部有些非党员,都要求抗日,又有点旧军官的服从性,听上级的话。改编时,虽然也有个别人有疑虑,但还是随大流走过来了。广大群众,则是坚决拥护跟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

部队完成改编后,立刻与53军断绝电台联系,毁掉密码。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万福麟通过十八集团军,又经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给吕正操打电报,让他把部队带回到洛阳。来电说,已和129师刘伯承师长说好,保护该团过铁路到洛阳。吕正操讲述:“我通过十八集团军总部回电说,沿途日军很多,回不去,谁保护也不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途中有没有日军。以后,万福麟和程潜又下令,委任我为一战区游击第一支队司令。当时,我们没理他这个茬。但以后反摩擦打张荫梧时,这个‘支队司令’的头衔用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还有点用处,那时冀中部队已改编成八路军第三纵队了。”

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部队中的地下党员胡乃超套用《马赛曲》创作了《人民自卫军军歌》,在部队中传唱开来:

神圣的自卫战争,是民族最后生路。大家向前!倭奴逞强权夺我东北,更无厌蹈进长城关,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我们要起来,誓收复旧河山!遵守党的铁纪律,团结成救亡血战线,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为争生存而战!为复失土而战!勇敢!前进!到东北去!这是人民自卫军!

平原作战 光辉模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吕正操率领人民自卫军北上到达深泽县,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提出减租减息等口号,深得民心,人民自卫军迅速扩大,并继续北上安国,与中共保属特委军委负责人孟庆山、侯玉田、刘亦君等取得联系。1937年10月底,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支持下,吕正操率人民自卫军攻克高阳县城,击毙土匪汉奸头子尹松山,震动整个冀中地区,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踊跃参军热潮,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为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好,吕正操与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请求带领人民自卫军接受整训,学习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和开展抗日斗争的经验。

在平原地区究竟如何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当时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冀中抗战部队广大将士们都还不是十分明确。

1937年1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召开政工会议,专题讨论冀中区工作,讨论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在平原,我军和具有机械化装备的日军作战,确实困难很大。

为提高大家对坚持平原游击战的认识,聂荣臻司令员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开展敌后战争,老靠山是不行的,首先要靠人民群众,只要有了人民群众,不论是山地,还是平原,我们都可以牢牢地站住脚。人民群众比山靠得住。就说大山吧,如果山上没有群众,山路又很窄,敌人把山路一堵,我们根本不能坚持,不用说别的,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没有群众供养我们,难道能吃石头?对于建设敌后根据地,首要的问题是发动群众,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地形的作用是比较次要的,而且也是可以改变的,晋察冀这块根据地虽然发源于五台山,但我们不是有了五台山,才有了这块根据地,而是敌后的群众支持我们,拥护我们,才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大的发展。”

吕正操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决心:冀中区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较之在山区,虽然有一些不利的地形条件,但这里人口众多,群众基础好,又有山区根据地作依托。日军兵力不足,只有固守大城市和沿铁路线上的城镇,而各乡村和铁路线以外地区都处在我军手中。只要我们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一定可以结出丰硕的成果。最后,聂司令员鼓励大家说:冀中将是我们党领导的首创的平原根据地,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出借鉴的经验。

抗战时期的聂荣臻(左)与吕正操

1938年4月1日,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在安平成立(1940年3月20日改为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李耕涛为公署主任(后由吕正操兼任)。1938年4月21日,冀中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召开,选举产生冀中省委领导机构(后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

1938年5月,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设第7、8、9、10等4个支队并分别兼第l、2、3、4军分区,7、8、9支队各辖4个大队,10支队下辖4个大队、7个独立团、l个特务团,赵承金、于权伸、沙克、孟庆山分别任支队司令员兼分区司令员。另外,第三纵队还直辖5个独立支队,并有张仲瀚的第1师、高顺成的游击第1师、回民支队和天主教连。

1938年8月1日,王平调到冀中,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9月又开辟了大清河北地区,成立独立第1支队兼第5军分区,朱占魁任支队司令员兼分区司令员。年底,中央调程子华接替王平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第三纵队依靠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半年时间内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在开辟大清河北根据地后,第三纵队配合冀中区党委,加快建设冀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很快发展到几十个县、人口约700万,建立了冀中抗战学院,军区部队发展到约10万人。

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率120师挺进冀中,2月成立由贺龙任书记的冀中军政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冀中部队的正规化建设,120师与冀中军民紧密协同,先后取得了黑马张庄伏击战、陈庄战斗、齐会战斗、上下细腰涧战斗等重大胜利。自此,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北起平津、南至沧(县)石(家庄)路之间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力打击和牵制了日本侵略者。

冀中抗日根据地区位图

1940年秋,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吕正操率冀中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发动袭击正太路战役,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以及石德路、沧石路等进行广泛破击,平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桥梁20座,收割电线2.7万多斤,毙伤日伪军1300多名,有效阻止平汉路敌人向正太路增援;组织指挥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战役,歼灭日伪军1500多人,拔掉据点29个,摧毁该地区大部分敌伪组织,粉碎了敌人在冀中中心地区建立统治的阴谋。冀中部队英勇作战,成绩突出,为百团大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奖。

1941年5月4日,在第三纵队成立3周年之际,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称赞冀中部队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三级武装 配合作战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战略方针有了明显变化。鉴于过去偏重军事“扫荡”不能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他提出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1941—1943),推行军、政、会、民一体的“总力战”,企图将准治安区(即我称之为游击区)变为治安区(即敌统治区),未治安区(即我方统治区)变为准治安区。在军事上,对我根据地除了更加频繁、残酷“扫荡”外,极力推行碉堡政策,采取高度分散配备,大量筑碉建点,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逐步“蚕食”,企图扩大和巩固面的占领。1941年,敌人“蚕食”的结果是据点增至1026个,封锁沟增至1765公里。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坚持,吕正操总结说,主要是靠着我们有一套健全的武装组织,即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更靠着这三种武装力量的密切配合。1941年间,县大队、区小队都有很大发展。县大队保卫县委机关,县委书记是政委,指挥作战,打了不少胜仗。在瓦解敌伪军、控制敌伪军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开始记黑红点,伪军做点好事,记个红点,做坏事记个黑点。伪军碰到我们的人,总要问一问他有几个红点、几个黑点,这都是老百姓创造的对付敌人的一套办法。

吕正操与夫人刘沙、儿子吕彤羽在冀中

要阻止敌人向冀中根据地正面“蚕食”,民兵、地方游击队和主力军三级武装密切配合,有力打击敌人。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蚕食”某一地区时,我军则适当地集中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游击队、民兵进行反“突击”。地方游击队、民兵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地区,主力部队从正面和敌人侧后主动出击。

1941年至1943年,为粉碎敌人“蚕食”进攻和“扫荡”,吕正操带领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在敌强我弱、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蘑菇战、顶牛战、水上游击战等新战法,使敌人吃尽苦头,时时处于惶恐之中。在青纱帐季节,各地游击队更是神出鬼没打击日军,使日军惊魂未定,风声鹤影,草木皆兵。

1987年7月,吕正操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题词:克敌制胜的创举,人民智慧的结晶

吕正操回忆:“为防止敌人对群众报复,我军对敌人积极组织反击,打敌人的屁股。在敌人据点、碉堡边沿打堵门伏击,打院落战、开门战、挑帘战。多打近战、夜战。实行‘三速战术’,就是速战、速决、速转移,打了就走,积小胜为大胜。同时,把地道战和地雷战相结合,使敌人看不见,摸不到,出来就挨打,出来多,挨打多,使敌人心里怵头,不愿意也不敢多出来。地道战作为群众性的自觉斗争,普遍迅速发展,地道工程质量不断提高,确实成为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保护领导机关和抗日力量,打击、消灭敌人的地下长城。以上各种战术的运用,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未完待续)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 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2019年被授予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