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松雪

《光明日报》( 2023年08月27日 05版)

被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居延木简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汉语中量词的大量存在,是我国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早期文献保存着丰富的量词材料,其中,书籍量词材料颇为值得关注。《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中国早期书籍量词的产生,伴随着简帛时代文献的流传和整理。考察书籍量词是如何诞生并发展成体系的,不仅对汉语量词发展史有所补充,对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书籍发展史、学术史也大有裨益。

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最早集中体现在《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中。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分类目录,《汉志》比西方同类目录的产生早了一千多年,且首次运用“章”“篇、卷”“家、种”三个层级的书籍量词来著录天下图书。《汉志》不仅是对中国早期图书整理、留存、流传情况的全面总结、量化,而且直观且客观地展现了传世经典文本的定型过程、传统学术成果的累积及中国早期书籍载体、著录形式的演变。

从音乐之“章”到文本之“章”

书籍量词“章”来源于音乐文辞的段落。周代演奏礼乐,一段乐曲演奏完毕叫“章”,全部乐曲演奏完毕叫“竟”。乐曲由若干段组成,即分为若干章。乐曲配有文辞,也相应称“章”。随着文辞的音乐性消失,“章”逐渐演变为文本单位。后来泛指诗歌、文章、书籍的文本段落。清人王筠《句读》云:“《风》《雅》每篇分数章,无论入乐不入乐皆然。”由此,“章”引申为表示文本的一个部分。

春秋时期,诸侯会盟,通过吟诵《诗经》某章,彼此沟通。如《左传·文公十三年》云:“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描写的正是郑鲁会盟,子家吟诵《载驰》第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情景,表达了小国求援大国、请人来帮忙的焦急心情。

先秦时期,文本处在独立分散、动态流传之中,篇幅短小的“章”便成为这个时期书籍的常用量词。如《十二诸侯年表》就记载了铎椒为给楚威王传道授业,特别将春秋的诸侯事迹制成容易掌握理解的短章教材的故事。但这也导致一个问题,汉代整理先秦文献时,文本的版本众多、章节混乱、内容参差。一方面,由于时代久远,简牍散乱、错序;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处在动态发展中,内容重复、讹误多。

西汉时期,刘向等人校书,按照“中外皆有”“义理可法”“除其繁惑”等标准,进行校雠、合并,确定章数、章节内容,这才使得书籍有了固定的文本。《汉志》著录“《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今文《孝经》一篇,十八章”。所以《汉志》一边将拥有众多章的文本,确定为一部书籍,一边将“章”看成是构成“篇”的固定量词,使得书籍呈现出从章到篇的层级结构。如此著录方式,结束了先秦古籍变动不居、极不稳定的状态,书籍从此进入到定本流传的发展阶段。

从简牍之“篇”到量书之“篇”

书籍量词“篇”来源于竹书。简牍,是除甲骨、金石以外,最早的普遍使用的文献载体。人们把文字刻写在简牍之上,编连起来就叫作“篇”。《说文·竹部》“篇,书也”。段玉裁注:“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古曰篇,汉人亦曰卷。”可见,“篇”本义指写在简牍上的书籍。先秦传世文献,多有关于此用法的记载。《墨子·非命下》“从十简之篇以尚”中的“十简之篇”代指商、周、虞、夏的上古史料;《文子·上义》“握篇籍,守文法”中的“篇籍”代指先辈的治世典籍。这些文献中的“篇”都是表示书籍。

从什么时候起,“篇”演变为量词了呢?从现有材料看,先秦时期,量词“篇”的用法就已经出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孙子兵法》有“【十】扁(篇)所明道言功也”的记载。虽然《孙子兵法》出土于汉代墓葬,但其成书年代远在春秋时期。用“篇”来计量文章的数量,往往指文章之一部。

迄至汉代,“篇”作为量词的用法逐渐增多并且得以确定。以《史记》为例,书籍量词“篇”出现24次之多,远远超过其作为“竹书”代称名词的用法。刘向等人校理图书时,为了使书籍著录规范与统一,更是以量词“篇”统筹全书的著录标准。《汉志》规定:第一,著录的图书以书名+作者+篇卷数为标准,明确记录每部书籍的篇数或卷数。第二,书籍长短有别,短书可以是一篇,长书可以是若干篇,形成以“篇”裁书的范式。第三,厘定每部书的篇名、篇数、篇次等。“篇”在全书共计出现451次,占全书量词出现率的70%以上,成为确定书籍内容、厘定书籍样式的重要元素。量词“篇”的用法一直沿用至现代汉语,客观上推动了简帛时代古籍向现代意义书籍的过渡。可见,“篇”由名词演变为量词,代表书籍内容的起讫,推动书籍定本流传,使书籍发展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便于更大范围的保存与流传。

从帛书之“卷”到量书之“卷”

书籍量词“卷”来源于帛书。“卷”本身是贵重的丝织品,《汉书》中常有以绢帛作为国礼赠予外族的记载。后来,人们将文字写在绢帛之上,称为“帛书”。帛书较为贵重,也可以泛指书籍。现代汉语成语“开卷有益”仍保留着“卷”作为书籍的含义。

从时间上看,书籍量词“卷”的形成要晚于“篇”。西汉末年扬雄《法言·学行》:“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卷之书,必立之师。”这是关于书籍量词“卷”最早的记载。“卷”是个多音多义字,上声还可以指动词义“卷起”。帛书可以卷起来,竹书也可以卷起来,而且这样存储更方便。尹湾汉简出土的竹书《列女传》《六甲阴阳》等,都称多少“卷”。所以,汉代出现“篇”“卷”并用的情况。“篇”着眼于内容,“卷”着眼于形制。

以往观点认为,汉代“篇”“卷”混用。如《尔雅》三卷二十篇;《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但通过考察《汉志》以“卷”计量的书籍,笔者发现以下规律:一是《六艺略》著录的古文经,如《尚书古文经》《礼古经》《春秋》类以及全部《诗》类书籍皆称“卷”。《风俗通义校注》曰:“(刘向整理群书)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汉人视此类文献为经典,缮写于尺素。二是图类文献,用绢帛较为容易绘制,亦称“卷”。三是著书于竹简亦称“卷”。从出土文献看,这类书籍大抵属于篇数和卷数一致,所以统一称“卷”,便于按照固定规格上架庋藏。

因此,“卷”突破了书籍载体形制的限制,广泛用来计量能够成卷收藏的书籍,表示某部著作相对完整的组成部分,客观上推动了现代意义上“书籍”概念的形成。随着纸张的出现,后人越来越多用“卷”计量图书。《隋书·经籍志》中,“卷”就基本上取代了“篇”。

群书性质的量词“种”与“家”

《汉志》将图书划分为38种、603家。“种”和“家”表示对书籍的分类,具有群书性质。

首先,“种”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汉志》“序六艺为九种”“序诗赋为五种”,意思是说《六艺略》包括九大类书籍,《诗赋略》包括五大类书籍。属于同一大类的书籍在选题、体裁、体例、风格上有近似元素,逐渐演变为文学、艺术、科学等学科门类,对现代学科分类仍有启发。

其次,“家”从表示“家庭”的集合名词,引申为表示不同学术流派的量词。《庄子·天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从范围看,“家”往往指一大类学科下的不同门派,比如《诗》类文献里,典型代表就有齐、鲁、韩、毛四家。每家思想都以传世书籍得以保存。刘向等人校书就要根据不同家的学术思想,对书籍加以归类。一家代表一个学术流派,厘清各个流派的学术传承,就弄清楚了先秦学术发展史。汉代正是通过整理书籍,建构起整个先秦经典的学术脉络。这些定本流传的先秦经典,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取之不尽的活水源头。

中国早期的书籍量词,肇端于先秦典籍,成熟、完善于汉代文献整理。有学者认为,“先秦两汉是汉语量词产生、发展的源头,对于汉语量词发展史的研究颇具重要意义。”其实,这一时期书籍量词的产生、发展、成熟、完善,更体现出汉语量词发展史融合书籍史与学术史的特色。特别是《汉志》中著录书籍使用的“章”“篇、卷”“家、种”三个层级书籍量词,兼顾了文本构成与篇章容量、书籍载体与著录样式、学科分类与学术溯源,推动了汉语量词发展史溯源与演变研究。

(作者:郎松雪,系黑龙江大学博士、东北石油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