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一座红色之城

曾 焱

谚语有云:“天生重庆,铁打泸州。”巍巍泸州,兵家形胜。控长江之上游,当滇黔之孔道。因据江河之堑、峻岭之险,易守难攻,自古即兵家必争之地。

回溯历史,泸州一直是座激荡家国情怀、厚植英雄基因的城市。800多年前,神臂城“老泸州”南宋军民抗元达34年之久,历经“五易五守”的殊死争夺,锻造出一种惊涛骇浪的铁血担当,故史有“铁泸城”之美誉。多少年来,那段金戈铁马铸就的“铁血”精神,一直感召着一代又一代泸州人在艰辛中淬炼、从磨难中奋起,用热血铸就一座“高山有故事、大江有传奇”的英雄城市。

神臂城(合江县文保中心 供图,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如果一座城有颜色,那泸州的底色就是鲜红。这片鲜红,是血染的风采,是炫目的图腾,是价值的尺度,是信仰的色调。近代中国,更有无数仁人志士带着坚如磐石的信念聚集于泸州,探寻民族复兴之路,点燃救亡图存火种,并从这里走向历史舞台。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那些救国救民的青年,一样的热血,一样的信念。他们用生命演绎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场景,就像穿城而过的两江澎湃之水,奔腾激荡在时光深处的高原峡谷,一头深深地扎进酒城大地,在汇聚更多的高山流水之后,又一路奔向远方的星辰和浩荡的东海。

泸州作为护国讨袁的主战场之一,曾见证朱德一战成名的“棉花坡战役”。1916年,朱德奉蔡锷之令,在泸州纳溪区境内阻击北洋军,并一战定乾坤。蔡锷曾评价:“棉花坡一旦失守,纳溪城无险可守,棉花坡阵地得失直接关系护国讨袁战局的成败。”彼时,护国军的枪膛里有国家的命运,弹壳中是民众的希望。战争最艰危时刻,朱德亲率80名敢死队员作总攻先锋。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战马被打死,军帽被打穿,但其毫不畏惧,率先冲入敌阵与敌军展开白刃战。最终,他们以少击多、以弱胜强,彻底粉碎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经此战,朱德一跃成为滇军名将、护国名将,被军中誉为“云南四大金刚,朱德功勋第一”。

护国战争纪念馆内朱德雕像(图片来源:泸州头条)

战争爆发前,棉花坡一带群众捐钱捐物、参军参战,用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护国军,体现了泸州人民每逢国家民族危难之时,那种万众一心、挺身而出的家国情怀,那种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担当。战役结束后,朱德挥笔写下一副楹联:“滇南壮士集云溪,听铁马声中,三渠洪水开天地;冀北胸襟环纳带,看朱坪阵上,万里烽烟动古今。”多年后,朱德忆及棉花坡战役时,曾自豪地说:“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

时光飞逝,当年的硝烟已消失在历史烟尘的深处,但战场瞬间已沉淀成经典永恒。尽管,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未能改变当时的中国现状,却遏制了封建帝制的死灰复燃。

当然,同为经典的还有蔡锷与朱德带军至叙永雪山关时合撰的楹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这一气势非凡、感情炽烈的即兴唱和之作,抒发二人的英雄气概和护国壮志,充分表露其叱咤风云、讨袁必胜的信念。后人将这副对联镌刻于雪山关南门之上,成为感人至深的山川名胜佳联,尤为引人注目。

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武装力量的一次勇敢尝试。“泸”指的是泸州,“顺”即顺庆,也就是今天的南充。开国上将萧克曾说,这是“南昌起义”的预演。

泸顺起义前刘伯承致刘湘信,四川省图书馆藏(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1926年9月,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背景下,以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为总指挥。从12月1日开始,起义先后在泸州、顺庆等地爆发。因四川各派军阀调兵镇压,泸州起义部队未能到顺庆会师,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部队,起义军气象为之一新,士气大振。城内百姓一时争唱:“刘伯承,似天神!忽然来到泸州城。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4月13日,四川军阀刘湘等拼凑“川黔联军”扑向泸州。战争异常残酷、惨烈,双方都打出了阴影。关键时刻,刘伯承亲临龙透关阵地,率部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敌军三次猛攻。其时,刘伯承身上已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责任,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深沉情愫,有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决绝担当。后来,起义虽因弹尽粮绝失败,却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先河。而刘伯承的胆略、意志、情感和人格,也在战场上竖成一座丰碑,见证着那段血染山河的飘零岁月。《新蜀报》称之为“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甚巨”。

泸州龙透关起义纪念碑(牟科 摄,图片来源:泸州宣传网)

“犹闻当年万马嘶,龙透关外战声悲”。今天,血色残阳下的龙透关上,仿佛仍能看见当年的浩浩狼烟和刀光铁血,仍能听到战马的声声悲鸣。

泸州作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重要转战地,毛泽东主席曾在此留下军事生涯“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下进行的一次战役。彼时,面对敌人重重封锁,红军经常游走于生与死的边缘,士气一度悲观沮丧。但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靠意志行走,用生命歌唱,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于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血路。该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1935年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彻底粉碎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从此,伟人的无畏、无惧、无私,大勇、大智、大仁,一直横贯于赤水河畔,彪炳于乌蒙山巅。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之二渡、四渡的主要渡口之一“九溪口渡口”。现位于古蔺县太平镇九龙村8组(泸州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陈浩平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期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进驻白沙场,召开会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拨开历史的烟云,“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几句,至今读起来仍觉风雷激荡。这是红军的运动战略意图,正式宣告四渡赤水最精彩之笔即将书写。行进中,红军作战方向多次变更,纵然山路异常曲折,即便行程格外遥远,但在毛泽东的大手指引下,始终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这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队伍,这支缺医少粮、弹药匮乏的队伍,一路上历经诸多追兵、炮火、苦难、饥饿、死亡、生命极限等难以想象的重重挑战,仍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奋力跨越重重关山,最终抵达胜利彼岸。

白沙红军总司令部(牟科 摄,图片来源:泸州宣传网)

回首百年风云,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四渡赤水”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长征——前3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则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这句话,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确有一种喷薄跃动的自负。是的,面对那种山河破碎、千疮百痍的悲惨局面,面对那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重重困境,“男人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作为受任于败军之际的一代伟人,他在四渡赤水中以行云流水般的指挥艺术,将一场实力过于悬殊、装备差距太大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战争史诗。明月千里,千秋明月,曾映照着那一切的一切,也曾惊讶着那一切的一切。他,当然有资格如此自负!

古蔺县太平渡渡口纪念碑(余其松 摄,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有道是,铁石相击,必溅火花;水气激荡,则生长虹。今日,刀光剑影已暗淡,鼓角争鸣早远去,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秘诀仍为世界军事界所震撼。其出神入化的大手笔,总是让人不可思议、拍案道绝。

20世纪60年代,开国上将萧华根据长征史实创作完成一部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音乐巨著《长征组歌》,其对长征历史的全面概述、真实描述,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致赞许,后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其中一曲叫《四渡赤水出奇兵》,有这样的歌词:“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几句,极具动感,极富气势,让你知道什么叫马奔狼突、虎口拔牙,什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什么叫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而那气势恢宏、动人心魄的旋律,则非常形象地再现当年红军一往无前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向死而生以从之的历史画卷,教你懂得何谓信仰之路,何谓救国之路,何谓光明之路。细细聆听,即有一种挟泰山而超北海的豪迈情怀弥漫心间——放眼世间,还有什么蹚不开的路、过不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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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波涛滚滚的赤水河畔,留下太多饱经沧桑的红色文物,也留下太多感人肺腑的家国情怀故事。“牧童拾得旧刀枪,自将磨洗认前朝”。那些茂密庄稼、新起楼房的土地下,总能寻到支撑我们灵魂的东西。尤其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的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一个个场景、一段段影像,更是穿过岁月、直抵人心。而在古蔺白沙场,至今仍传颂着贺子珍托孤的悲壮——1935年2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进驻白沙场时,其夫人贺子珍正赶上临产。因长时间急行军,贺子珍早已精疲力尽,但仍咬牙跟随部队。“白沙会议”结束当夜,贺子珍在一农妇家里生下一名可爱女儿。看了看孩子,她异常难过地对身边战友说:“把孩子送给老乡,部队很快要开拔,后面有追兵,我们不能带着她啊。”战友钱希均连夜把孩子送给当地孤寡老人张二婆,并送上四枚银圆。见贺子珍泪流不已,毛泽东曾安慰道:“条件好了,我们再把孩子接到身边!”红军走后,张二婆为孩子取名“王秀英”,并细心照料。岂料,仅仅3个月后,孩子身染毒疮夭折。红色白沙场,从此留下永远的遗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永远长眠于此。

青山无言,永怀碧血;日月行天,以鉴丹心。如此队伍,怎不让人追随?据统计,古蔺、叙永两县共1300余人踊跃参加红军。彼时,“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场面比比皆是。其中,原国家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星将军即是其中一员。红军一渡赤水抵达古蔺时,其系东新镇呐喊村一名望族青年,家境在当地较为优裕。获悉十里之外皇华街上“来了支神秘队伍,白天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道理,夜晚和衣睡在屋檐下”的消息后,他当即约上堂兄弟去投奔,从此踏上革命的漫漫征途。据有关资料记载,古蔺县共805人参加红军,大多血洒疆场。他们或牺牲于娄山关、大渡河的生死之战,或牺牲于爬雪山、过草地的险恶环境……曾有党史专家说,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历经600余次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翻越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巍巍雪山,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可以说,自“四渡赤水”战役起,长征路上每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都有古蔺儿郎奉献出青春热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八百儿郎”中有消息带回古蔺的仅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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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曾 焱(四川泸州)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