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顺才子的由来

刘海声

“富顺才子内江官”,是巴蜀社会上的一句口头禅,一直流传到现在。这句话对富顺县(包括现属自贡市的自流井、大安、沿滩三区及贡井区的筱溪街道)来说,是赞誉、褒扬其教育发达、人才济济之词。但是,“富顺才子”之誉,究竟是始自何时,又因何得誉,很值得研究。

富顺二中老校门

“富顺才子”之誉,应始于明代

社会上流传的“富顺才子内江官”之说,难有典籍可考。“富顺才子”一说首先见于清代地方志中。可供参考的线索有二:

(一) 清代初期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叙州(今宜宾)知府何源濬编纂《叙州府志》,富顺知县钱绍隆编《富顺县志》两册附其中。何源濬为《富顺县志》写了序言,有这样一句话:“问犹有‘才子甲西蜀’之称,与汉安之文献迭相雄长者乎?”

“才子甲西蜀”,这是清代四川地方志中出现最早的记载。

(二)清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宋廷桢发动地方士绅修建富顺试院落成,进士朱偓写了《新建试院记》。在记中,朱偓例举宋、明两代文人辈出,蜚声国内的事例后说:“……万历丙戌、戍子之间,每科获隽多至十七八人,捷南宫(即会试)者五六人,前后得省元(省第一名)者九人……谚有之曰:‘富顺多才子’,声称至今未歇……”

以上何源濬引用的“才子甲西蜀”的赞美之词,绝不可能是清初三四十年中的产物。至于朱偓引用的“富顺多才子”的民谚,更加证明那是明代流传下来到清代后期仍旧得到公认的确证。因为明末清初,四川战火连绵,硝烟弥漫,富顺屡遭兵祸,是一个重灾区。明、清王朝与张献忠、吴三桂之间的拉锯战,使富顺“邑中土地荒芜,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当知县钱绍隆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农历闰八月十五日到富顺任职时,只见“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爨火无烟,里甲胥役俱潜逃不知去向。”一个“盐政甲乎全川”、文化教育事业十分兴隆的蜀中大县,已经濒于毁灭的境地。所以,近现代还能听到的“富顺才子内江官”“富顺才子之乡”之类的说法,只是“才子甲西蜀”“富顺多才子”的演绎和通俗化而已。

明代,富顺涌现过大批“才子”

在封建社会,“才子”是对读书人中知识广博、学问高深者的美称。而其衡量“才子”的标准,一般是以通过科举考试合格,取得“举人”、“进士”(宋、明两代)或“秀才”(唐代)来决定的。如果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通过考试程序,取得了中、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

富顺是因井盐开发早、产量高而成为郡、县、监、州的。隋、唐、五代时期,统治者只注重盐业经济的发展,不重视地方教育事业。自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设郡、县到五代末的四百年间,富顺没有专管教育的地方官吏,境内没有一所官办的学校。因此,在这段漫长时期内,没有富顺人取得高等级考试合格的记载。

到了北宋太祖乾德(963—967年)期中,赵匡胤才命在富顺监中设儒学教授一员,专管地方教育。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太常博士周延隽奉派作富顺知监,他才倡办学校和书院,下功夫培养人才。经过七年后到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富顺学生李冕终于通过朝廷考试,成为县内第一个进士。以后,由于部分知监重视教育,在北宋、南宋三百余年中,富顺共考中进士67人,首次出现了一个才子群体。

时间的步伐前进到了明代。由于教育事业更加发展,富顺除了办县学外,还在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办了一所西湖书院。全县重点集镇先后办了六所社学,私塾和蒙学则遍及全县乡村。教育事业的兴盛,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在明代270余年中,富顺涌现了大批才子。据四川、叙州、富顺三级的方志记载:

(一)举人:富顺参加四川乡试中举人达474名,其中获得第一名解元的9名,获得第二名亚元的1名,获得经学单项第一的经魁3名;另有268名经选拔推荐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贡生。考试成绩特别突出的是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两个时期。嘉靖年间,33年内举行了15次乡试,富顺学生中举人的达103名,内有解元1名。万历年间,46年内举行了16次乡试,富顺学生中举人的高达148名,内有解元2名、亚元1名、经魁1名。在这两段时期的各次乡试中,富顺学生科科必中,中必数人,甚至高达18人。万历丁酉科乡试中,富顺学生中举的16名,内有解元、经魁各1名,在前五名中,富顺学生就占了2名(经魁列入前五名中)。在明代中、后期的四川乡试中,富顺学生的成绩成为官场、教育界、社会上注目的焦点和议论的话题。由于历次乡试中的“升学率”很高,在四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享有很好的评价。

(二)进士:在明代最高级的全国会试、殿试和朝考中,富顺举人的考试成绩也是相当出色的。据统计,经过礼部会试合格及皇帝亲自策问的殿试而取得进士的,全县就有134名,占四川进士总名额的十分之一左右(李正朝《熊南沙的文学活动及其对四川文化的影响》,载《文史杂志》1988年第5期),居全省之冠。其中仍以嘉靖、万历两个时期的录取率最高:嘉靖年间,共考中进士25名;万历年间,共考中进士50名;经过朝考而被列为最优等,被皇帝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职的就有8名。这样的“高考”成绩,在全国的县一级来说,是罕见的。

简家巷甘尚书(即明代“富顺才子”、工部尚书甘为霖)院

由于明代的富顺学生在科举考试中成绩突出,“其人才之盛,声誉之隆,便为巴蜀他乡所不及。”这就是当时的客观事实。

(三)才子中的明星:宋代,富顺虽有60多名进士,却无著名的“才子”,只有不是进士的薛翁和李见在《易经》的研究上有所成就。到了明代,教育普及,文风大炽,不但在科举考试中显示了人才的优势,而且涌现了一批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明初,富顺有晏铎、李本领路,继之有熊过、熊敦朴、李长春直上,后有杨述中、杨述程、熊师旦发扬光大。”组成了富顺的知识分子星群,在星群中有两颗光芒耀目的明星,就是晏铎、熊过,他们在全国获得了“才子”的称号。

读易洞

晏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明代宗时期(1450—1456年),与国内汤允勣、苏平、苏正、沈愚、王淮、邹亮、蒋忠、王贞庆、刘溥等号称“景泰十才子”,事列《明史》,著作有《增注孝经》《小学》《周易参同契解》《阴符经注》《青云集》等。

熊过,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他以学术研究及诗、文扬名四川和全国,与内江赵文肃、成都杨升庵、南充任少海并称“西蜀四大家”,又与陈束、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任瀚、李开先、吕高等并称“嘉靖八才子”。他在诗文创作上,口诛笔伐过“前七子”的拟古运动;在学术研究上,对《周易》《春秋》有独到的见解,给后世留下了五十余万言的遗著。他的《周易象旨决录》《春秋明志录》《南沙文集》等著作,均被收入了《四库全书》。前两种书,受到明以后研究《周易》《春秋》学者们的重视和好评,清代著名训诂学家、经学大师段玉裁对他推崇备至。

晏熊祠

明代的富顺,由于有才子群体的形成及知识群星的出现,标志着教育事业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晏铎、熊过的成就,使富顺的声誉鹊起。宋代的眉州(今眉山市)因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而被称誉为“人文之乡”,明代的富顺与之相比,也就有“才子之乡”之称。这种社会舆论,事前并无达官显宦封赠,但却经过辗转相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富顺才子”之称,到了明代嘉靖以后,才真正成了定论。

清代保持了“富顺才子”声誉

钱绍隆在富顺处于极端困难之时就任知县,一面与民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一面培修学宫,恢复教育,为教育的再发展带了一个好头。以后,历任知县如钱经绅、刘上驷、朱缁衣、熊葵向、段玉裁、宋廷桢、陈锡鬯等,皆能注重教育,培养学生,因而富顺的文风再次昌盛起来。据史志记载,在清代267年中,全县中举人的237人,中进士的34人。这个“考试合格率”虽然不及明代高,但全县公、私办学之盛,却非明代可比。

清代中、后期,每届岁、科两次考试,到县城赴考的学生、秀才就常在二千人左右。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知县宋廷桢为了改善考试条件,发动士绅集资修建一所试院(即小南门县人民政府原所在地),规模广阔,考棚中的座号就达“二千二百有奇”。一个县有这么多的学生参加考试,在四川境内可说是为数甚少的。

由于教育事业的再发展,清代富顺又形成了一个人才群体。虽然,这个群体中没有明代那样耀眼的明星,但难能可贵的是,它保持了“富顺才子”的声誉。据不完全统计,有各种文学、学术著作者,共达40人以上,词人朱鉴成和宋育仁,曾经名列《蜀中词人传》。“戊戌维新四川三杰”中,富顺刘光第、宋育仁就占了三分之二。梁启超在评价“戊戌六君子”时说:“戊戌六君子中,刘裴邨(光第)尤醇粹严肃”、“诗在韩(愈)杜(甫)之间”、“吾昔所为传,来能表扬其学行之十一也。”现代学者胡先骕说:“刘光第诗为戊戌六君子之冠,近世亦鲜有过之者。”另一名维新派学者、晚清政治家宋育仁,在学术、文学和政治方面的著作更为丰富。他还在重庆、成都两地先后创办了《渝报》和《蜀学报》,首开四川报业的先河,成为四川新闻舆论界的创始人。

富顺文庙

综观清代的富顺,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青年学子的努力,因而保持了“富顺才子”之誉,这是值得肯定的。前辈治学好学之风,值得我辈及后人发扬光大。

(注:文章来源《才子之乡富顺》(2014年版),插图来源于《古城记忆· 线描富顺文物图集》2022年版)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海声(1929.5—2022.12),男,四川富顺人,富顺县著名文史专家,自贡市诗词学会会员,四川省楹联学会会员。长期致力于富顺县地方文化历史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有“富顺文史活字典”之称,著有《刘光第其人其事》《伴英斋诗文集》《富顺县古今诗联散拾》《富顺县百年大事回首》和刘光第、宋育仁、李宗吾、陈铨等富顺名人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