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存

《光明日报》( 2023年07月21日 13版)

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内元大都城模型、城池主要设计者刘秉忠雕塑及城池建造中立过功勋的各民族人物壁画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北京金中都公园内营城建都雕塑 资料图片

北京话,与北京建城史联系在一起,与北京的历史风云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历代的北京人联系在一起。从蓟燕语,到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到明、清北京话,及至当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多少腔调音韵的溪流汇成了北京语言的长河。

北京话源头——“蓟燕语”

北京话的源头,出自我国古代边邑“蓟丘”的“蓟燕语”。

我国古代,北京地区被称为“幽陵”。幽者,深远也;陵者,丘陵也。相传,帝尧时代在幽陵一带建“幽都”,顾名思义,它应该有边远城邑的意思。这种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叫作“史前时期”;人们的记事或交流,只能结绳、画图画或使用手势、口语。若是想将见闻、经验传给后人,就要利用歌谣、谚语和故事,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说,一代一代传下去。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又称邵公、召康公)的封地,据考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但召公并没有当即移足燕地,而是参加了平息管蔡武庚之乱的战事。召公的原封地“召”,在今陕西岐山西南,当时的周人都城为镐京。召公未到封地,并不等于他不派部众前往燕地;众多的管家、吏役、兵将等,所操语言的语音应该属于“周语”(镐京语音)。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发掘的棺木中,出土了西周早期甲骨文残片,可认证当年蓟燕都城的纪事,承袭了刻在龟甲或牛骨上的殷周甲骨文。

燕国有纪年可考的时间,始于燕惠侯元年(公元前865年)。后来燕襄公将都城从易迁到蓟地都邑蓟城。据考,蓟丘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北京之西,被统称为西山,属于太行山余脉;其北军都山东延至山海关,为燕山山脉。

当年燕都蓟城人的口语,应该是融会了周语和蓟地土语(多民族混居地产生)的混合语;而文字,大概是钟鼎文(金文)或竹简文、木简文。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有二百多个“籀文”。据说这籀文,是周宣王时期名叫“史籀”的太史所撰。

周平王东迁,将王城设在成周城(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之东),史称“东周”。周平王及其部众讲说的镐京语,渐渐与成周语融会,形成了“雅言”。雅言,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周新王城与各方国沟通的通用语言。相传春秋末期的大教育家、鲁国人孔子,就是以雅言给来自各国的弟子授课的。

燕国是宗主周王之下的方国,自然需要在官场中推行雅言。但蓟燕方言依然是燕地的民间流行语。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1年),昭王在易水旁修建黄金台招贤纳士,所出的告示使用的应该是钟鼎文或石鼓文;前来应招的魏国人乐毅、齐国人邹衍、赵国人剧辛等,自会以雅言相通。

最早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燕春秋》,见于《墨子》;记述“荆轲刺秦王”的《燕丹子》,见于明代的《永乐大典》。

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并在官方文书中统一为“小篆”。秦都咸阳的咸阳话,上升为大秦帝国的官话。但由于秦朝的国运仅为十五年,短时间内将咸阳官话替代各郡县的官话有一定难度。若要覆盖民间言语,只能是一个泡影。

秦代燕地流行的依然是蓟燕方言。西汉杨雄撰有《方言》书,集古今各地同义的词语,并注明通行范围。其中,将冀州(河北)、并州(山西)及青州、兖州、徐州(三州为山东)一带的一种方言称为“幽燕话”。

“幽州语”和“幽燕语”

大唐的幽州,是汉人与突厥人、靺鞨人、奚人、契丹人、室韦人等杂居的地方。语言学者以幽州为坐标,将唐代幽燕地区语言称为“幽州语”。

幽州语与大唐中原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和传承关系。“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卢照邻,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人,他的诗集《幽忧子集》今存诗90余首。留下“推敲”典故的唐代大诗人贾岛,范阳人,有《长江集》10卷,留诗370首。陈子昂虽然不是幽州人,但他随军于幽州时留下的《登幽州台歌》却是千古流传。有“诗仙”之称的李白,在《北风行》中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之句。

经历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和沙驼人石敬瑭的燕云十六州之献,契丹族的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南京”。契丹是鲜卑人的一支,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得燕云十六州后,其领地内增添了大批汉人。其间,南京又曾改为燕京,幽都府改为析津府,幽都县改为宛平县。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政权联宋而灭辽。金完颜亮(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后改燕京为“中都”。中都城仿宋汴梁城规制,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原析津府改为大兴府,辖大兴、宛平等县。当时中都城居住多个民族,计有女真、汉、渤海、契丹、奚等。

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入北京地区,同时亦有大量汉人被动或主动迁入原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金代,汉人被驱掠、迁徙到女真地区的为数很多。在这种不同民族混居、融会的历史背景之下,幽州语受阿尔泰语影响(女真语亦属阿尔泰语系),特别是在契丹语和女真语的影响下,“幽州语”演变成“幽燕语”。

金代科举,设“词赋科”,即取士为官,要有词赋的笔试,由此,中都的皇室、贵族、官员,包括汉族士子,多能诗善赋。我们所熟知的“燕京八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据说就是金章宗钦定的。这表明了金人汉化的程度。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并没有改变古汉语及其传承的语言,而是导致入声和浊声的大量消失。

元大都话

明、清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蒙古军在攻打金中都时,这座古老的具有代表性的幽燕古城邑,也就是老北京的前身,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历经蓟、燕都邑,秦广阳郡、东汉幽州、隋涿郡、唐范阳(幽州)、辽南京、金中都的历史名城,被兵火毁于一旦。

1260年,夺得汗位的忽必烈从蒙古高原的都城和林到燕京,以金中都东北郊水泊中的琼华岛上所建的离宫——大宁宫为驻所。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废弃金中都城,并以琼华岛大宁宫为中心,另筑新城。汉人刘秉忠按照《周易·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念建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次年,忽必烈将正在新筑的城定名“大都”。

老北京人自己受冤枉的时候,常有一句话叫作“我比窦娥还冤”,这句话,来源于元代的戏曲大家、大都人关汉卿笔下的杂剧《窦娥冤》。关汉卿大约生于金末,去世的年代约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年)之后。当时的元帝国将治下的百姓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色目人包括唐兀人、畏兀儿人、康里人、钦察人、斡罗思人、阿速人等;汉人包括北方的汉族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等;南人,则指南宋遗民。关汉卿虽然属于第三等级,但从职业来说,就属于最低等级了。那时元帝国将职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关汉卿就属于几乎是最底层的“老九”,仅在乞丐之上。

元代,自唐代实行的科举制长期被取消,儒生也就失去了入仕立业的机会。为了生活,当时的儒生也只能混迹江湖。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大都的儒生,就是其中的几位。他们为教司坊所属的戏班子乃至民间青楼歌妓写杂剧,写曲子,倒也成就了一代“元曲大家”。当年的积水潭(当今的后海、什刹海)岸边的歌楼酒肆、瓦舍勾栏,就是关汉卿等杂剧作家经常出入的场所,也是他与著名女艺人珠帘秀说戏、演唱曲歌的伤情地。

现如今,我们听不到大都话的语音,但却可以见到写于元大都的文字。关汉卿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楔子》:“……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从这些文字来看,几乎丝毫不影响我们的阅读和理解。最早见诸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关汉卿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之句;张好古杂剧剧本《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之句。

元代的大都话,并不是蒙古语,而是在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幽燕语”基础上,受蒙古语、突厥语影响而形成的。

在元代周德清所著的《中原声韵》中,将元代北曲用韵分十九部,并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该书每部的字均按阴平、阳平、上、去四声排列,以入声分别派入阳平、上、去三声,记述并反映了元代北方话的语音实况。成书稍后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为元代燕山(北京)卓从之著。该书也是曲韵北派的代表作,亦分十九部;但它只将平声字分三类——大抵以阴、阳两调相配的字另立“阴阳”类,无相配的字归“阴”类或“阳”类,实际上平声只有阴、阳两调。

“内城话”和“外城话”

现代意义的北京话是在明、清逐渐形成并基本定型的。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由徐达和常遇春统领的明军攻占元大都,大都改为“北平府”。“北京”之名,起源于明永乐元年(1403年)。燕王朱棣登上皇位以后,将北平府改为“北京”,称“行在”。这里的北京,是在元大都(北土城至长安街一线)的基础上营建的,移变成德胜门、安定门一线至前三门一线。

将首都从金陵迁到北京,始于永乐元年;那么,“北京话”之名,也当始于此。

伴随着迁都,大批江淮籍的官员、兵将进驻北京,使原来的大都话又增添了江淮话的成分。此后,来自山西等地的移民被安置在北京地区。

北京的外罗城,建成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防蒙古俺答部侵扰,原本想建造环北京大城一圈的外罗城,因经费不足而只建了北京前三门以南的外罗城。由此,北京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

明代北京,大批外来移民和各地考生入仕为官,带来了外乡省方言的语音。北京宛平知县沈榜在其著作《宛署杂记》卷17《方言》条目中记:“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这一记述,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北京城内居民五方杂处和各路方言混杂的状况。《宛署杂记》中收录的当时的北京方言词语,计为80余条,其中有些是来自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外地的方言,如“妗子”(舅母)等。在当时的北京方言中,“父亲”的称谓有三种,即:“爹”、“别”(平声)、“大”。语言学者认为,“爹”为原住居民语,“大”则来自山西,“别”来自江淮语。现今北京话中常用的“爸”,在当时并未出现。

不同地区的汉语方言,如江淮话(包括南京话、安徽话等)、山西话及冀东话等,在明代融入了“北京话”语系。

北京的“内城话”和“外城话”有别的现象,形成于清初。

清太宗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改女真族为“满洲”(简称“满族”),在沈阳(盛京)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此后,皇太极在“满洲八旗”之外,分别增设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汉八旗,主要成员为辽东人,其官兵所讲的语言,大多为源于幽燕语的辽东语(又称沈阳语)。辽东语源于冀东语,冀东语源于幽燕语。而辽东语又有别于冀东话,因为它是受女真语影响的变体。

清入主中原,以北京为都。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下谕:“除八旗投充汉人外,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居住。”于是,北京内城(“前三门”以北)的皇城以外,变成亲王、郡王、贝勒与八旗官兵及眷属的专用地。被迁出内城的非旗人官民及原居民,居住在“前三门”以南的外城。由是,清初的北京话也就分成了两个区域性语言板块——“内城话”和“外城话”。

北京内城居住和驻防的是旗人。爱新觉罗·瀛生(笔名常瀛生)在《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中说:“清初满人入关,在北京形成了‘满语式汉语’。”康熙时代,满洲八旗在汉化过程中接触最多的是汉八旗官兵及“包衣”(清代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群体)等。他们说的,是汉八旗的沈阳话,而讲出来的则是满语和沈阳话相掺杂的语言,也就是“满语式汉语”。

到了雍正和乾隆时代,满洲旗人已经使用双语——既会满语又会汉语。与此同时,满语词大量进入汉语。如:“挺”“萨其玛”“逞能”“撺掇”“敢情”“嚼谷儿”等。

在满清入主中原十余年后出生,并在其后40余年内成为作词209首,有“清代第一词人”之称的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是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明珠之子,为康熙朝进士、一等侍卫。他在掌握汉文化和语言方面,应该算得一个传奇。纳兰性德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如《采桑子》:“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闲窗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梁启超评纳兰词:“容若小词,直追后主。”王国维说纳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人物口语,有许多清雍正、乾隆时期北京话的特征。如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话说黛玉“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与姑娘戴。’”其中的“顽”,等同于现今的“玩”;“姨太太着我”,即现今的“姨太太叫(让)我”。个别语词有别,但意思可懂。再如《红楼梦》中用的“才刚”,已在如今被颠倒成“刚才”了。

基本摆脱“满洲式的汉语”,形成北京“旗人语”的时间,大约在道光、咸丰时期。代表当时北京方言语的文学作品,是满洲镶红旗人文康(别署燕北闲人)成书于道光中叶的《儿女英雄传》。如该书第八回“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双人偏寻根觅究”中:“安公子此时的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样。假如姑娘说日头从西出来,他都信得及,岂有个不谨遵台命的?忙答应了一声,一抖积伶儿,把作揖也忘了……”其中几乎全都是当今的白话,只是将“寻根究底”写作了“寻根觅究”;将“抖机灵”写作了“抖积伶儿”,但近似或音同,只是多了一个“儿化”。

我们常说的“京韵京腔”,可在京剧的唱腔和念白中体验。徽班在乾隆年间进京以后,并没有形成纯粹的“京腔”;直到道光年间楚腔(又称汉调)进京与徽班合作,形成了“皮黄戏”。由此,皮黄戏被称为“京腔”。随着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在北京形成繁荣局面,剧中的“京白”使北京官话呈现出独特的京腔京韵,并使其成为后来的普通话的标准音。

清代,原本生活或搬迁到北京外城的住民,大多为明代遗民,说的是明代北京方言。相对从关外而来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明代遗民就成了“北京土著”,而“土著”讲的话,就是“北京土语”;若溯其源,北京土语为“幽燕语”的传承,幽燕语为“幽州语”的传承。

关于北京土语,可见戏剧家、北京文史风俗专家齐如山先生的专著《北京土话》。土语的语音,我们可以从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里领略一二:“哎,那(音“内”)天我你去啦,赶上你没在家。我溜溜儿等你半天,你压根儿也没回来。我一看褶子啦,我就撒丫子啦。”

轻声和儿化

轻声和儿化,是老北京话的显著特征。轻声,也叫“轻音”,即某些词里的音节或句子里的词,念成又轻又短的调子。北京话里,轻声字(弱读音节)在整个音韵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双音节词,两个音节的轻重程度大多不同,相比而言,前一个音节较重,后一个音节较轻。如北京话说的:老实、鼓捣、尾巴、窝囊、豆腐等。

北京话里轻音的作用有多种,其中有改变词义和词性的:如,名词的“言语”,即说的话,轻声后的“你言语一声啊”(你说句话啊),原本的“名词”变成了“动词”。轻声后动词变成名词的,如,“不要把精力花费在没用的地方”,其中的“花费”为动词;若变成“天天买零食也是不小的花费”,这“花费”就变成了名词。

所谓“儿化”,就是后缀“儿”字,但不自成音节,而是只表示一种卷舌作用,使韵母“儿化”。

齐如山先生在《略谈国剧无声不歌——兼谈念字法及小字辙》中说:“说某某胡同,则说本音,如泛泛说胡同,则说胡同儿。”如:我们说“家在茶食胡同”,不儿化;若说“我们家就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儿里”,加儿化。对此,齐先生有一系列举例:三条腿,儿化为“三条腿儿”;喝豆汁,儿化为“喝豆汁儿”;“票友”,儿化为“票友儿”等。

语言学者认为,北京话的儿化,是唐代的幽州语、辽金幽燕语的传承。明代晚期,儿化音已显成熟。北京的满洲旗人在初学汉语,特别是在说汉语“儿”时,会显出“大舌头”腔调,因为遇词尾的“儿”,他们不习惯“儿化”,而是将其单成音节。

昔时,老北京专营煤行的多为河北定兴人,澡堂里的服务人员的多为河北宝坻人。其词语带“儿”字的,不是“儿化”,而是单成音节。如煤行的定兴话:“一清早儿,摇了五百斤煤球儿。”当年北京胡同的孩子学说定兴煤行话,说煤铺伙计是“摇煤球儿的(音‘地’)”。澡堂的宝坻伙计招呼顾客:“修脚不?还有个蜡头儿(敷脚的热石蜡)呢。”这两地的方言,都属于辽金时代古老的幽燕语系。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追究一下辽燕京话或金中都话,是不是听一听定兴话和宝坻话的语音就能有所体验呢?

老北京话语汇中的儿化,很有讲究。比如“门”。北京的城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广安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一律不儿化;但有三个城门例外,一个是“东便门儿”、一个是“西便门儿”,还有一个是“广渠门儿”。这种“儿化”与不“儿化”的区别,当是明清北京口语的习惯成自然。

而宅院的“门”,则一律儿化,如大门儿、二门儿、关门儿、开门儿、前门儿、后门儿。如果用反了,将永定门叫成“永定门儿”,或将“后门儿”说成“后门”,就不成“北京话”,甚至闹笑话。

再有就是“闪音”(也有叫作“吞音”的),即舌尖向齿龈轻闪而成。如说前门外的“大栅栏”,老北京的口语音为“大什蜡”;或者在快速的口语中,“吞”掉中间的“栅”(什)而为“大儿腊”,或“大腊”。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挥间。当今广安门立交桥附近的滨河公园,在金代宫殿遗址竖立着“北京建都纪念阙”。以金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定为国都计,至建纪念阙的2003年,为850年。若以西周时代的蓟燕古城计,北京城建的日子就在3000年以上了。

从蓟燕语,到幽州语、幽燕语、大都话,到明、清北京话,及当代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多少腔调音韵的溪流汇成了北京语言的长河。

普通话化,是当代新老北京人语言的总趋势。伴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近几十年来,北京内城、外城,远近区县及多个部委、大学、军队大院,除少数地域,大多已经普通话化。与此同时,由于求学、工作等因素,原本就属于移民城市的北京,又增添了多少新的“乡音”。外来语词,电脑语言、网络语言,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北京流行语。

(作者:刘孝存,系作家、文化学者,曾任北京市地方志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