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宜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2日 13版)

“高古”是中国诗学和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因其对尚古审美的涵盖性,遂成为一个普适性概念,在诗书画各类艺术品评中使用频次极高。表面看来,“高古”似乎意思很显明,“高”与“低”相对,“古”与“今”“近”相对,也即指一种高迈古质而超越浅近低俗的品味格调,如人们常引用清人孙联奎的解释:“高对卑而言,古对俗而言。”(《诗品臆说》)还有杨廷芝的解释:“高则俯视一切,古则抗怀千载。”(《诗品浅解》)这些都是经典解释,但也只是普遍原理的通义之解,其实远非如此简单。从《四库全书》的检索中,我们可发现,虽然都是以“高古”评判作品,但所指和表达的含义并不尽同。如宋代黄庭坚评陈师道“作语极高古”,宋《李希声诗话》云“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评唐人的诗“气格高古”,显然具体意指不一。由此足见“高古”范畴的包容性、多义性、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索绪尔语言学深刻地揭示了语言表意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其“能指”代表了语词能够指示的基本范围和基本意义,而实际传达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则在不断借助其他所指的过程中会被“延宕”“丰满”甚至“变异”。“高古”范畴突出具有这样的特性。如前述“高古”一般指高迈不流于近俗,但问题在于,其特定内涵是指什么?这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与体验、不同的指向与意蕴,从而也就形成“高古”义界的历史流变和歧义。综观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演变,“高古”范畴主要有三个节点最值得注意,一是东汉时期王充的最先拈出和审美运用,二是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高古”风格论的建构与流行,三是宋元之际以郝经为代表的儒学化取向与重构。

追溯“高古”一词的最早出现是为王充的《论衡》。在此之前,只能见到“高”或“古”的单音词用法。例如“高”,其本意指高低之差,如《庄子·人间世》谓栎社树“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左传》“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指高傲,老子《道德经·春秋》又有高贵之意,所谓“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就“古”来看,《左传》中有“卫孔达帅师伐晋,君子以为古”或“古之制也”,还均为时间上远古的意思;但到《论语》中孔子的“信而好古,窃比我与老彭”,《老子》“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以及《庄子》中的“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对“古”已充满崇敬依恋之意,上升为蕴含典范性的审美意识。显然,上述单音字本身已具有褒义色彩,这种褒义性,到王充这里被组合为双音词“高古”时,就更被赋予了一种审美意义。其《论衡·超奇篇》首开先河,用“高古”一语来对文辞、文人、文章进行审美评价:

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于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于古,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

在王充这里,“高古”已成为一个审美范畴,它既指文章作品的一种品质,也指审美主体的一种趣味喜好,但他是站在反向立场上对那些“好高古而下今”的人给予批评的,认为古今其实是一样的,各有其价值意义,不应该只是好高古而抑今近,所谓“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从一般历史观出发指出了当时文人“贵远贱近”的问题。

“高古”范畴的流行和在审美中的地位,是随着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而形成的(今学界对作者有争议,此处仍按原说)。在其之前,已有李白《古风》“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白居易《与元九书》“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等说,而司空图可以说将“高古”审美推进到一种普遍意义。他不仅给予“好高古”合法性,且将“高古”列作独特而具有确定性的二十四种风格之一。在《二十四诗品》第三品“高古”中这样描述道: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踪。

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

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黄唐在独,落落玄宗。

按这一段形象化的描述,所谓“高古”,就像那超凡有道的神人乘风而行,手托一束芙蓉,泛彼尘世后缥缈空踪;又像和风明月下的华山夜碧和清钟传声的仙境,终以寄心于太古、风神超乎俗规而抵达高迈玄雅的韵致。显然,司空图这里关于“高古”的论述旨意玄妙、意蕴幽远,诗的高古境界就像是神人一样清虚旷古、与玄冥大道融为一体,正如郁沅先生所说这是一种明显的道家精神:“以道家的老、庄哲学为基础,强调养气修身的道家处世态度……从理论叙述到人物形象都是彻底的道家。”从此,“高古”作为一种风格范畴或审美崇尚,产生了广泛影响,贯穿于宋元明清的诗歌品鉴中。如所周知,在中国诗学史上,显然司空图的这样一种“高古”说影响最大,像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北宋苏轼评魏晋以来诗人“高风绝尘”等,皆为司空图佛道一脉。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南宋金元之际的儒学兴盛背景下“高古”论的一种转向,如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阮籍《咏怀诗》“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评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都透射出南宋理学的语境影响。尤其同时代北方名儒、诗文大家郝经,论诗亦尚“高古”,却全然有别佛道之义,表现出一种儒学化的经义界说与重构。

郝经是元初北方社会正统文化的代表人物,理学和经史之学犹有家学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说:“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在此学术背景下,郝经论“高古”与司空图大不同,也可以说是一种颠覆,就《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有关序跋、书信、杂著等计,总共有10多篇谈到“高古”,并有系统阐述和完整的思想。具体说,首先是建立在理学或曰新儒学哲学本体论之上。郝经是明确反对佛道的,批判“佛老之害也内”,正像有学者将其诗文论特色概括为宗经、征圣、崇古、尚实,在他看来,“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经……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经始”,所以其崇古宗经,以《诗经》为“德合天地”之法则,所谓“《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其次,是对“高古”概念所赋予的经义解释与蕴含。

他曾言“高古远探秦汉前,奥雅要继《诗》《书》后”(《读麻征君遗文》),“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一王雅序》),其中最具代表性和详论的是《与撖彦举论诗书》中对“简静高古”的提出和释义:“至苏、李赠荅,下逮建安,简静高古,不事夫辞,犹有三代之遗风。”这便都指向了秦汉前三代儒家经典与经义。对汉代苏李诗,钟嵘《诗品》列为上品,郝经认为其所以达到“高古”之境,就在于不追逐辞工,而有着三代淳朴浑厚之风。此处“简静”犹有深意,金儒王若虚《赠昭毅大将军》有“公敦朴简静,而辞色温温,接物极恺悌”,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太极图》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显然郝经的“简静高古”已非司空图的清虚超逸,而体现了一种儒家人格精神和审美意蕴。

正是在此意义上,郝经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进一步阐述说:“诗,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咏性情,以为风雅。故摅写襟素,托物寓怀,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韵。”他认为,凡辞胜侈靡之文,都与风雅、高古相悖:“至李杜氏,兼魏晋以追风雅,尚辞以咏性情,然而高古不逮夫苏李之初矣。至苏黄氏,而诗益工,其风雅又不逮夫李杜矣……盖后世先为辞藻,茅塞思窦,扰其兴致,自趋尘近,不能高古,习以成俗,昧夫风雅之原矣。”在这里,“高古”与“风雅”几近成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着实体现了“高古”论的一种经义转向和风雅蕴含,可谓是一个本原意义上的新发展。虽然宋元之后,仍有很多人对“高古”的意涵作解使用,但大体主要三种指向,即“格”“调”“辞义”“文法”的层面,司空图的“风格”说层面,郝经所强调的“风雅性情”层面,如明清时期的李梦阳、张谦宜、谢榛、刘熙载、方东树等都有相应延续。

(作者:侯文宜,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