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重光

康熙《荣县志》的发现与史料价值

陈伟平 刘 刚

荣县地处川中腹地,从唐宋的荣州到南宋的绍熙府,再到明清的荣县,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荣县地方志的编修肇始于唐,至民国年间,先后历经十余次递修。现存于世的荣县志中,康熙《荣县志》(下文简称康熙志)是时间最早,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康熙志·卷三《官师》书影(刘汉忠提供)

康熙志的发现和初步整理

康熙志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佚失,不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川历代旧志目录》未能著录,而且《四川历代方志集成》也没有收录,海内外各公藏机构更是寻之无踪。直到2013年,一名甘肃收藏家在山西介休偶然发现了康熙志的原件,将其公之于众,才得以使孤本重光,震惊世人。至于该书为何会流传至山西,有云为山西籍人士在荣县任职者离任时带回,也有云系荣县人至山西任职者带入,目前尚无定论。该书共分四卷,合订为一册,印刷在当时蜀中常见的麻纸上。该志的印刷方式,广西柳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刘汉忠先生认为是活字,但经笔者仔细辨别后发现,该书用字上下排列整齐,且同一字字形并不一致,显然是雕版印刷。全书开本高26厘米,宽18厘米,框高21厘米,宽14厘米,一页9行,每行19字(刘汉忠:《天壤孤本康熙〈荣县志〉的发现》)。被发现时,全书已残。四卷内容中,序言、凡例、舆图、县署图、学校图皆缺,卷一《封域》存疆理、山川、古迹、地利、物产、赋役(有残),缺星野、沿革、风俗三目。卷二《建置》、卷三《士宦》基本内容保存,略有缺失,而卷四《艺文》存制诰、古碑记两目(有残),古诗行全缺。总体上,全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尚可得见,在现存蜀中古代方志中,不可多得,具有相当重要的版本价值。该书现世后,收藏家将康熙志交于刘汉忠先生进行整理,他利用乾隆《荣县志》(下文简称乾隆志)对康熙志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对勘,补齐了各卷的子目,并对原文进行辑录,补齐缺漏,还初步介绍了康熙志的史料价值,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不过,刘汉忠先生的整理也存在局限,如其只是将康熙志进行影印,并用乾隆志相关内容进行补配,没有对文字进行科学、全面的整理和校勘,以致不少乾隆志中新增内容被串入康熙志内。加之整理人不熟悉荣县的地情,对荣县志的内容和史料价值的论述也言之未尽。因此,对康熙志的规范整理意义重大,也亟待进行。

康熙志编辑的背景、过程和特点

康熙志的编辑与明末清初四川社会的动荡紧密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明末清初长达60年的“蜀难”中,四川社会极度荒残,文献丧失殆尽,政府多忙于招民垦荒,也无力修志。直到康熙元年(1662)后,清廷对四川统治日趋稳定,大规模的地方志重修才提上日程。早在康熙三年(1664),时任四川巡抚张德地便开始重修四川总志,并广泛收集地方文献,设局延请名儒,但因张氏职务升迁而中缀。康熙十年(1671),四川巡抚罗森又重启总志工程。康熙十一年(1672),清廷下诏编辑《大清一统志》,要求各省上呈总志。在四川总督蔡毓荣主持下,全省官员共同努力,终于在康熙十二年(1673)修成总志。在总志撰修过程中,各州县纷纷开展对地方文献的调查和征集,为州县志的编写打下了基础。如荣县所在的《嘉定州志》便于康熙六年(1667)撰修成功。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重启《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工程,征集州县志的诏令再下。同时,官修《明史》工程也加大了对州县志的征集。在国家政策影响下,四川各州县的地方志编写渐入高潮。康熙《荣县志》便是这一潮流的产物。康熙《荣县志》序言云:“今上御极之念(廿)有四载,属当编纂通志而荣志于是例得修。”(康熙志朱大任序)“近奉部咨纂修《明史》,宪檄屡下,取邑志。公(县令韩荩光)属余删订以授梓。”(康熙志刘世璋序)

康熙志的编写,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当时县令韩荩光访问举人刘世璋时,得知其于康熙二年(1663)曾于农家寻得万历甲戌《荣县志》(以下简称万历志)的抄本。韩荩光将抄本带回县署,阅后觉其“精而核,严而有体”,遂“有志于校刊”。后因公事而中断,直到次年修《明史》征集地方文献令下,才正式开启修志,由刘世璋总领其事,聘请县中各庠士相助。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得以竣工,其间县令已过三任(韩荩光、朱大任、易其极)。相较于同时期的县志,康熙志的编写特点也非常鲜明。

首先是资料详实。康熙志的底本是万历志。万历志修纂之时,蜀地尚未遭受大型的兵戈扰乱,社会处于承平之世,古迹、文献见存,故而使大量丰富的地方史料得以保存于志书。康熙志充分吸收了万历志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详实程度上位居同时期州县志前列。如康熙《嘉定州志》虽分十门,而所记较略,仅数万言,远不及万历州志记载详细,艺文仅录明末清初的诗文数篇(首),简略至极。加之,成书匆忙,内容仅限于嘉定州本州,未暇旁及属邑。康熙二十五年修撰的《直隶泸州志》,因“滇氛初靖,典籍消磨之际,无怪其择不精而语不详”(乾隆《直隶泸州志》序),全书十二门仅八万多字。康熙《叙州府志》虽然号为二十九卷,但实际为叙州府属各县志的汇集。由于文献不足,政府财力、精力有限,各县县志大都简略过甚。如以文献大邦著称的富顺县,康熙二十五年修志时“邑有旧志,俱散失无所存”(康熙《富顺县志》序),虽经广为搜集,修成志书六卷,但文献缺漏甚多,难称良志。

其次是考证详赅。康熙志虽成于战乱初平之季,但得益于万历志的留存和撰修人员的专业素质,对于一些记载的考证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比如南宋绍熙府建立时间,编修者便考证诸书,力求真实,反而比后来的志书所记更符合历史。又如唐宋藩府的情况,宋代图经虽然提及,但略显简略。万历志详细记录了藩府的位置、建筑、碑刻以及兴废,远比宋代详细。康熙志在此基础上又加以考证,丰富了对唐宋荣王藩封的研究。还有县内的名人古墓,万历志编者亲加踏访,并将墓地所在地的地主记录在案,以便后世查询,这些内容也为康熙志所继承。在康熙志的编修人员中,主持人韩荩光在河南中牟县任上就主持过修志,素以修志为要务。修纂刘世璋为饱学之士,是地方士人的领袖,除了编修县志,还参与过学宫的修复。(民国《荣县志》之《人士第八》)校订者赵发祥,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人,“任荣县训导,出资建两庑,修学舍,朔望集诸生,试文美者奖之,不能者勉之。历九年,文风丕变。”(光绪《叙州府志》卷33《人士》)在康熙初年社会凋敝的情形下,参与编纂荣县志的人员能够有这样的素质,已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

康熙志·卷三《人物》书影(刘汉忠提供)

再次是讲求政教。康熙初年,清廷为了巩固对四川的统治,特别强调对正统性的树立。而州县志的编修,正是清廷在文化上加强统治、推行王化、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康熙初年的四川布政使金雋认为:“一代之治必本政教,而政教之本在于图籍,图籍备则利害悉,利害细则兴革当。”(康熙《四川总志》金雋序)朱大任也认为修志可以“使后之人有所考,以鉴观得失,兴起治政,诚重典也。”(康熙志朱大任序)由此,志书的编写必须为当时的社会形势服务,体现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现实需求。康熙志在编修过程中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强调“去其捃泛,厘为四卷,义在简直明述耳”,“地产非专有者不载,非常目者不载,非益用者不载。”(康熙志凡例)

康熙志的史料价值

康熙志虽然成于大难初平,社会尚未完全恢复之时,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可低估。简而言之,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康熙志有利于完整地了解宋代以来荣县地域的历史发展脉络。虽然唐宋《荣州图经》和《荣州志》今已不传,但宋以前的荣县史料散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中还是很多的。而明代荣县的史料,虽可见于正德、嘉靖、万历《四川总志》,但相较于万历志而言,还是比较简略的。加之明代成化、崇祯县志的散佚,万历志便成为了解明代荣县的唯一史料。万历志对明代荣县的山川、建置、官署、城市、户口、赋税、人文描述得非常详细,是研究荣县乃至川南地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如该志详细记载了宋元以来荣县境内的8个盐井,为追溯自贡的盐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该志所登载的明代户口资料,不仅详其数目,还注明户别,可以补充明代总志与赋役全书的内容,在四川清初的州县志中,实属为数不多的几部县志之一。另外,该志还记录了明代荣县的村落情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手材料。其对荣王府、荣公墓、曹公碑等名胜古迹的记载,更是补充了四川总志的内容。鉴于万历志已经不存,其主要内容为康熙志所吸收,故而从史料学的意义上,康熙志便具有了原始史料的价值。

第二,康熙志是了解明末清初四川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繁,相关史料稀少。而康熙志成书于康熙早期,编写者中有不少人经历过明清易代,其所记录的不少内容,有助于我们细化对当时的认识。如康熙志所记的道教宫观,在清初多已改为佛寺,可一窥从宋到清荣县地方信仰的更替演变。尤其在物产一篇,康熙志还记录了明末荣县僧兵与张献忠部队斗争的情况,加深了今人对明末四川佛教势力的认识。另外,康熙志对荣县境内场市、公署、街道、村落的兴废记录详细,使人可以对明末清初社会的荒残有直观了解。如康熙志记录了明代荣县的19处集市场镇,并注明以上俱废,真实反映了康熙初年荣县社会经济的萧条,也为研究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荣县场镇的恢复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

第三,康熙志还保留了一些周边州县的信息。由于在历史上,唐宋的荣州、南宋的绍熙府都曾管理了较大的行政区域,涉及附近的威远、资州、富顺、井研等地。有关这些地区的历史在康熙志中也有所反映。特别是清初威远县曾两次并入荣县,所处时间正好与编写康熙志的时间吻合,故而康熙志还保留了一些威远县的史料。比如在科举一节,有前人续补了岁贡董际飞的记录。董际飞三世祖董仁敦于洪武二年(1369)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威远县,定居于董家坝。(民国《董氏族谱》)董氏显然是在威远并入荣县后,以荣县籍取得的功名。这样的记录虽然不是很多,但却为这段行政区划变迁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见证。

结 论

康熙志的发现,可说是自贡地方史研究的一件大事。其不但完善了唐宋以来荣县地方志的传承体系,弥补了荣县在清代及以前的史志空白,也为研究自贡乃至整个川南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我们期以在不久的将来,这部珍贵的志书能得到科学而系统的整理,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挖掘,为地域文化的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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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伟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客家与移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刘刚(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