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惠国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01日 06版)

纳兰性德是清初三大词人之一,但以其凄婉的词风和真挚的情感在一般读者层面更受关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性德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考虑到纳兰性德的家庭、所受教育、平时交游以及生平履历,王国维的话在微观上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从宏观上看,的确精炼深刻、见解过人。这话涉及满汉文化融合的问题,为我们解读纳兰性德词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纳兰性德作为北方民族的贵族青年,喜欢用词这种带有南方色彩的艺术形式进行创作,而且其词哀婉幽怨,令人不能卒读,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南北文化融合的问题。顾贞观为《纳兰词》作序,以为“红豆相思,岂必生南国哉”,已经涉及了纳兰性德词与南北文化的关系。可惜这一问题没有引起进一步的关注。从南北文化交融的视角解读纳兰性德的词,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其一,纳兰性德在词中描绘了江南的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表现了对江南文化的理解与赞赏。纳兰性德主要生活在北方,有不少描写北方景色的优秀词作,其中一些描写边塞的词作更是脍炙人口。但通读纳兰性德的词,发现他描写江南的作品也不少。这些词作往往色彩清丽,笔调轻快,反映了江南生活的方方面面。词中既有“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闲看燕子教雏飞”的田园风光,也有“十里湖光载酒游,青簾低映白苹洲,西风听彻采菱讴”的文人宴游活动。在他笔下,江南的市镇是“烟白酒旗青,水村鱼市晴”,江南的女子是“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均表现出江南优美、悠闲而富足的特点。至于收入《通志堂集》的十二首《梦江南》,更是集中描写了江南地区的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词中虽也抒发思古之幽情,但更多的是对江南景色的描写,透出作者对江南的赞赏。纳兰性德之所以将江南描写得如此美好,除了他扈驾南巡,看到的江南与实际生活有一定差距外,也与他内心对江南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有关。韩菼说他“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江南则为他的“山泽鱼鸟之思”提供了具体的生活场景。他在给好友顾贞观的信中说:“倘异日者,脱屣宦途,拂衣委巷,渔庄蟹舍,足我生涯。药臼茶铛,销兹岁月。皋桥作客,石屋称农。恒抱影于林泉,遂忘情于轩冕。是吾愿也,然而不敢必也。”尽管信中展示的只是一种设想,但其中江南的生活场景令人印象深刻。纳兰性德没有将北方的田猎生活作为自己“脱屣宦途”后的第一选择,而是对南方“渔庄蟹舍”“药臼茶铛”的生活充满向往,这一方面与江南“稻蟹莼鲈,颇堪悦口;渚茶野酿,实足消忧”的物质生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在信中所说“平生师友,尽在兹邦”的人事有关。从中也可见出江南文化对他影响。当然,正如纳兰性德在信中所言,江南生活“是吾愿也,然而不敢必也”。作为满洲贵族青年,他事实上无法真正脱屣宦途。在纳兰性德的内心深处,还是想有所作为,江南生活图景只是他长期在宫禁之地“服劳惟谨”,感觉疲惫时的一种调节而已,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松。他写诗给严绳孙,自叹“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要“吾欲从兹事耕稼”,其实也是说说而已。从本质上来说,纳兰性德内心是属于北方的,他并没有将江南真正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属之地。

其二,纳兰性德不少词作是为江南朋友而写,表现了与这些江南文人的深厚情谊。纳兰性德出生于贵族之家,又深受信任,担任宫中侍卫,但与其往来较密、交流较多的是几个江南文人。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君所交游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若无锡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宜兴陈维崧,慈溪姜宸英,尤所契厚。”纳兰性德对朋友是有选择的,从徐乾学的话来看,这些人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俊异”,二是“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从现有的文献看,纳兰性德与他们的交往颇为主动。严绳孙和秦松龄在其合撰的《祭文》中回忆了他们与纳兰性德最初相识的情况。纳兰性德与严绳孙相识是“绳孙客燕,辱兄相招”,与秦松龄相识是“松龄客楚,惠问良厚”,都是纳兰性德比较主动。朱彝尊也在其《祭文》中回忆了他与纳兰性德相识的过程,当时纳兰性德刚登进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书,懿好实多”。这种主动交友的举动一方面与纳兰性德地位较高,心理上有优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希望与江南文人交友、交往的真实心情。在与江南文人交往过程中,纳兰性德能以诚相待,并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力为他们提供切实的帮助,其中帮助吴兆骞,将其赎而还之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说他善待走京师的“坎坷失职之士”,对他们“生馆死殡,于赀财无所计惜”。这话虽有夸饰的成分,但也反映了纳兰性德对人,尤其对朋友的慷慨与真诚。因此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说,“海内风雅知名之士,乐得君为归”。由于纳兰性德供职禁闼,平时举止小心,时间一长,心理上不免有压抑之感。相比之下,他与江南文人交往时比较放松,可以推心置腹,畅快地交流感情。有些平时不便说的话可以与江南的朋友说,不便做的事可以托江南朋友去做。如他在给顾贞观的信中就谈道“琴川沈姓有女颇佳”,希望顾氏为他留意;他在给严绳孙的信中也谈到自己“胸中块磊,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从某种程度说,他与江南文人的交往,客观上弥补了内心情感的缺憾,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些平衡。也正因为此,他与江南文人的交往很频繁,情感交流也很深入。他不少词作或是为江南朋友而写,或是与江南朋友的唱和,或是由江南朋友引发,这些都在词的标题或小序中明确写明。顾贞观在《祭文》中说他“于道谊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并非泛泛而论。倒过来说,江南文人也将其视为挚友,真心相待。顾贞观在《祭文》中深情地回忆两人的交往与彼此的感情,说“兹十年之中,聚而散,散而复聚,无一日不相忆,无一事不相体,无一念不相注”,可谓情真意切。纳兰性德与江南文人的深厚情谊,无疑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通道。

其三,纳兰性德的词真挚而哀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兰性德多情善感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与南方文化较为契合。纳兰性德出生于北地,既有豪迈挺特之才,又具南人敏感而多情、善感的气质,这是他能融合南北文化最重要的内在条件。人的性格有多种类型,与南北没有必然的关系。但从大的类型说,南柔北刚、南细北爽的说法也有一定依据,体现了南北方不同地域条件、气候类型对人性格的影响。纳兰性德是满洲贵族青年,性格中自然有北方民族刚性的一面。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说:“容若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发无不中。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韩菼《通议大夫进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铭》也说他“上马驰猎,拓弓作霹雳声,无不中。或据鞍占诗,应诏立就”。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形象。但是纳兰性德性格中又有南人多情、善感的一面。他在《渌水亭燕集诗序》中说自己“仆本恨人”,梁佩兰《祭文》也说“公本春人,而多秋思”。从他词的实际影响看,给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些真挚、凄婉的作品。赵函《纳兰词后序》说,“斯人一生,幽怨芳芬之致”,这是他对纳兰性德总体的印象;杨芳灿《纳兰词序》则着眼于词作,以为“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又说他“寄思无端,抑郁不释”,也是看到了作品中善怨的一面;梁佩兰《祭文》则以为“所为诗词,绪幽以远。落叶哀蝉,动人凄怨”。清代以来,凡阅读、评价纳兰性德词作的,基本上都注意到其“凄惋不可卒读”的特质。这也是纳兰性德词留给世人的第一印象。至于这一特质形成的原因,包括其悼亡词哀婉感人的原因,曾有过专门的讨论,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意见。这些意见都很有价值,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纳兰性德性格的原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严绳孙《进士纳兰君哀词》中回忆两人最后一次会面的文字:“岁四月,余以将归,入辞容若。时坐无余人,相与叙生平之聚散,究人事之终始。语有所及,怆然伤怀,久之别去。又送我于路,亦终无所复语。然观其意,若有所甚不释者。”此处,纳兰性德重情、善感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性格是他能融合南方文化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朱惠国,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