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康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6日 11版)

中国是大漆使用的先行者,也是大漆艺术的发祥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大漆文明的国度。中华大漆文明历经8000年发展,源远而流长。漆器在新石器时代前就已曙光初现,而汉代和明代的漆器艺术是中华大漆文明岁月长河中最为璀璨的两颗明珠。我们的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和匠心创造了绵延流长的辉煌漆器艺术,滋润了中华文化,也恩泽了世界文明。

中华大漆文明的滥觞

漆,来自中国神奇的漆树;漆,有着丰富的内涵、深沉的底蕴和宽广包容的胸怀。于是,中国人骄傲地称之为“大漆”。

大漆之美,应归功于它独有的化学属性,这奠定了它大放光芒的美学基础。从河姆渡与跨湖桥出土的漆物遗存看,我们的先祖早在约8000年前就已开始用大漆髹涂器物,这要比日本绳文晚期的髹漆历史早三四千年,比古朝鲜漆器早四五千年。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漆树“眼泪”,也是世界上最早创造神奇漆器和大漆文明的国度。

中华大漆在殷周时代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表现空间,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殷周时期,先民们在祭祀、建筑、音乐等诸多领域的成就,充分显示出大漆文明的华丽。无论是鼎、豆、盘,还是乐器、衣箱、兵器、家具等,大漆都独领殷周时期的美学走向,尽显中华大漆文明的风尚与精神,展现出中华大漆美学的华丽与精致,闪耀着中华工匠文明的耀眼光芒。甚至可以说,殷周之美的表征之一即美在大漆,尤其美在以大漆髹饰的祭祀之器。殷周先人用最美的漆器献给了他们心中的祖先和神灵,他们在虔诚的髹涂中实现了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美的礼仪。殷周时代的漆物不仅能作为礼乐之器或饮食之器,还能作为贡器或馈赠之器。殷周漆物在仪式、饮食、战争、馈赠等文化传统中扮演重要的社会化角色,其美学内涵已然超越物本身,并具备宗教美学、伦理美学和政治美学的内涵偏向。

中华大漆文明的辉煌

在中华浩瀚的文明史中,除了史前、商周等漆器文明外,汉代与明代的漆器最为显赫与多彩,是中华漆器艺术的两座丰碑。在汉代,漆器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祭祀、殉葬以及其他诸多领域。在明代,皇家果园厂的漆器是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漆器,民间漆工黄大成的髹器可与果园厂漆器相媲美。汉代和明代的漆器并非只是流行于宫廷或贵族家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民间,在全国广为流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文追求。

汉代重视生活、关注生命。因此,相比青铜浇铸的繁缛笨重的器物,对于汉代人来说,漆器的轻盈飘曳满足了时代需求和审美向度。汉代人有“生则厚养,死则厚葬”“视死如生”的时尚与追求,这样的生死观正好能从漆器中找到出口,我们今天也能够借此去窥视马王堆辛追夫人、海昏侯刘贺的生活状况,了解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漆器的生命体验和青铜器的宗教体验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是对自我个性的张扬与解放,后者是对他者的虔诚与膜拜。汉代漆器张扬的红与成熟的黑为汉代人个性的展示提供了载体,也成就了汉代人的美学气场和精神世界。

在明代,伴随皇家对漆器的喜爱以及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漆器再度成为中国人展示财富的物件。明代皇家对漆器的喜爱是任何朝代帝王所不能比拟的,朱棣下令在北方修建生产世界上一流漆器的果园厂,并在全国寻找一流的漆工去果园厂工作。而在民间,安徽漆工黄大成放弃科举功名,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著述中国历史上唯一存世的漆工图书——《髹饰录》,显示出明代江南漆器文化的兴盛。雕漆成为明朝漆器的主流,漆器的大流行是明代工匠美学思想的一次大释放。

中华大漆文明的惠泽

在中国,音乐、建筑、书法、绘画、家具等诸多领域无不受到大漆的惠爱,大漆甚至沾溉了哲学与诗学的发展。大漆是乐器的伴侣,中国古代漆乐器种类繁多,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的13管漆排箫与两支漆篪,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漆瑟,信阳长台关出土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等,最为著名的要数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漆琴“大圣遗音”和“九霄环佩”。这些乐器都用大漆髹涂,漆艺赋予乐器之美,乐器成就漆艺之韵。建筑也离不开大漆,我国古代宫殿常用大漆髹涂。建筑与漆艺皆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丰沃土壤,大漆建筑承载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书法中也有大漆的身影,被称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都是大漆的表现对象。笔需要使用大漆来粘接笔头与笔管,美化笔管;墨需要用漆描金绘银;大漆黏稠而凝重,可调朱漆、黑漆书写,可做永久性保存;砚盒更是需要大漆髹饰来装点。大漆与书法文化之间交相辉映,使中国古代书法浸透大漆神韵与独特美学内涵。大漆文明之光也照亮了中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就曾是一位漆园吏。在文学领域,诗人和小说家又将这些奢华的漆物纳入笔下,尽情地描绘它们的繁缛、神采以及精神。譬如《诗经》多有漆彩的语言,唐诗中不乏漆器的身影,《红楼梦》更是详细描绘了漆彩的世界。对于文学家而言,漆的华丽和魅力是独特的美学语言,是重要的美学符号。当王羲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和江南士人“曲水流觞”的时候,漆耳杯已然成为这场活动的重要道具。试想,如果没有漆耳杯,这场活动可能就少了几分情趣、风流与美学。或者说,如果没有漆耳杯以及工匠们创造的鼠须笔、桑蚕纸和松烟墨,可能就没有“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显然,工匠文明和诗学文明是相互映衬、相互关联的。

在海外,中国传统漆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文化的走向。从汉唐起,日本人就开始向中国学习漆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中国的漆器被源源不断地输入法国宫廷。在英国,诗人普赖尔对中国漆橱柜之美十分神往,家具设计师汤姆·齐平特采用中国福建漆仿髹漆家具,开创了具有中国美学特色的“齐平特时代”。英国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大赞中国漆器的精巧和漆画笔调的细腻。在德国,歌德在法兰克福故居里设有中国描金红漆家具装饰的“北京厅”,厅内陈设有中国式红漆家具。在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为王后修建了一座“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宫殿,宫殿内的装饰是采用中国漆器的图案,并陈列着王后高价购买的中国漆器家具等。在比利时,位于列日区的司帕是18世纪中期欧洲漆器制作中心,他们的髹漆技法采用了中国式的黄铜、螺钿等镶嵌技术。

劳动创造了艺术,创造了文明。一件件中华漆艺瑰宝,体现着一代代文化传承者追求卓越的匠心。在中华文明史上,中华漆工史是一部中华工匠精神史,也是一部中华工匠文明史。中华漆工们用灵巧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浇铸出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漆艺之花,铸就了中华大漆文化,也铸就了璀璨的中华漆工文明。这一文明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作者:胡玉康,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华漆艺发展史”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