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波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26日 11版)

明永乐年间青花玉壶春瓶。资料图片

唐开元年间三彩胡人骑驼俑。资料图片

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根于工正,持中守正

“巫史同工”是史前工匠文化的重要特征。史前匠人以虔诚的宗教信仰谱写了一部巫史文明,他们敬畏自然与神灵,用制器尚象的朴素理念为人类早期的器物生产提供造物原则,通过泥土和火焰的碰撞创烧了史前陶器,并创造了史前石器、玉器、漆器等史前巫史文化标识。他们用朴素的线条与符号,对自然、物象与宇宙进行原始表达,记录下人类童年时代的梦幻与精彩,形成了中华工匠的初始精神品格。

古人很早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坚守正义、守正为公、守正为民。古公亶父不仅勤于营建匠事,胸怀“周原”,还礼让豳地;车正奚仲心系人民疾苦而苦思发明运输车辆,解决治水材料的搬运问题;“科圣”墨子始终站在服务人民的立场,勇于探索工匠造物实践……早期中华匠人心系百姓,持中守正,以工正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的守正精神品格。

立于司空,以民为本

至西周,《周官》有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的工官“司空”。汉魏中央和地方郡均设有少府、尚方、大司农等工官。至隋文帝时期,汉代“三公九卿制”被“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工官体系的“少府”亦被“工部”取代。司空、少府与工部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的产物,司空制度、少府制度与工部制度为中华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促进生成了中华匠人的民本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司空”的概念语义场包含了“冬藏”与“闭空”的双重含义。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达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要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

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概念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或政府权力的语义内涵,还体现在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弃官专髹漆艺的隐士申屠蟠、革新造纸技术的尚方令蔡伦、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学者型”水工徐商、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这些汉匠勇于创造、敢于创新,他们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光彩耀目。汉代开创了汉代工匠文化的新定向,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演绎出较为齐备的工匠文化体系性结构、要素和内容,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臻于工部,自强创新

隋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已然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神采与光芒,唐物的定名及其意指也蕴含丰富的时代体征与社会信息。唐代诗人皮日休笔下的“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民族工匠文化的交融态势;史料上记载的东南亚市场上的“唐货”是唐代与海外工匠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唐代和亲政策中的陪嫁工匠以及蜀地工匠被大量掠入南诏的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唐代工匠的国内流动;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唐代的工匠已经开始用诗文、书法装饰器物,进而形成了工匠派绘画新风格;“端午节制镜”“上梁祭祀鲁班”等反映出唐代工匠的文化习俗与日常精神;“物勒工名”的流行以城市“行”的出现显示唐代工匠行业制度逐渐成熟。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超越、尚大、创新、开放等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与风尚。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或应用,“中国科学史的坐标”——《梦溪笔谈》面世,还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宋代工匠在精雕细琢、极简主义和职业敬畏等方面表现出工匠精神品格的新气象。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然朝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卓绝典范,至善求真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与调适。明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是承袭元代,工匠群体以世袭匠户为主,处境极其困苦;明中期国家对工匠制度有所调整,工匠群体以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为主,工匠处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较为松散,工匠群体中文人或知识分子突起,这类工匠的处境较为宽松。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漆工黄大成、木工蒯祥、玉工陆子冈、瓷工童宾、军匠杨埙、雕工鲍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创造及其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或者说,在明代,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出现了样式房雷金玉、督陶官唐英、罗盘匠吴鲁衡、针神沈寿、巧匠徐寿、发明家黄履庄、巨匠邹伯奇等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秉持家国情怀,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科学精神品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在制器尚象中发轫中华工匠的守正精神,在制度涵养中铸造民本精神内核,在人文情怀与崇尚科学中冶炼出至善求真的精神典范。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实现者、体现者,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作者:潘天波,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流史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