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1期

从地域特征和艺术呈现

浅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起源、流变与形成

乔官瑞

一、“泸州河”的起源:与“资阳河”的关系

川剧是巴蜀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其正式成立的标志是清雍正二年(1724)泸州艺人组建的庆华班。在川剧的“四大河道”中,“泸州河”起初是“资阳河”的一个重要分支,随后因流播广泛而独立出来,成为川剧的一支重要河道。

(一)

“泸州河”的起源与前身

泸州是川剧的重要发祥地。民国13年(1924)《蜀伶杂志·班目·庆华班>记载,清雍正二年( 1724),有“注重高腔”的泸州戏班20余人来成都,住棉花街药师殿,招聚生徒,传授技艺,成立庆华班。这是迄今有据可查的关于川剧戏班最早的记载。可以推断,泸州川剧戏班成立的时间至迟可以上溯到清代康熙后期。庆华班一成立就以演唱高腔为最大特色。川剧高腔在五种声腔中,形成时间最早,拥有曲牌及剧目最多,被川人视为“川调”之正宗。如果以四大徽班进京为京剧形成的标志作参照,庆华班进成都也可视为川剧形成的开端。

清嘉庆年间,各类戏曲班社在四川逐步兴起,按其声腔分别有高腔班、昆腔班、丝弦班、灯班等。至清代晚期,川剧逐步形成以资阳河、川西坝、川北河、下川东为代表的四大流播区域,俗称“四大河道”。其中,以醇正、古朴、谨严、旋律线条硬朗的“资阳河”与华丽、精巧、细致、旋律线条婉绵的“川西坝”最具代表性。

属于资阳河的泸州地域的川剧更多地受到江西“弋阳腔”影响。泸州是长江、沱江的汇合之处,通过沱江水道与资阳、内江联系在一起。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江西“弋阳腔”顺着长江流域流播于泸州地域,并与泸州语音特点相结合,宣叙调与咏叹调交替出现,帮腔与唱腔密切配合,加之锣鼓节奏套打,构成优美旋律;擅长表现各种思想感情,与舞台节奏环环相扣,同角色表演相生相随,达到音乐性和戏剧性的高度契合,在戏曲高腔声系中特征显著。

(二)

“泸州河”形成的标志

川剧高腔艺术和地域文化有着深厚渊源,它是以唱腔文化作为声腔内涵的唱腔流派,以地区或名角立派。川剧史上著名演员的唱腔流派活跃于泸州地区,因派出名,名流甚众。

清嘉庆年间,泸州戏班演出的《三跑山》是“泸州河”可查的第一部戏,可谓是“泸州河”形成的标志。该剧采用难以驾驭的徒歌形式,首曲由帮腔“昆头子”开头,接着是自由节奏的散板来点缀环境。当曲调进入“叨叨令”“脱衣衫”“小梁州”等故事的主要段落后,再唱以“二流”(2/4拍)板式为主的“上小楼”“朝天子”,两者将曲调情绪推向高潮,再用速度相对自由的“尾煞”作为结尾。从中可知,这一大套唱段,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情绪上的安排,与川江号子“散”“慢”“中”“快”最后又转为“散”的节奏几乎一致。

戏路方面,《三跑山》一剧,泸州套打为“五花路子”,川北演出的剧目套打是“打反路子”。“泸州河”的老本子以双盘为主要情节,由五台山住持先盘六郎,三问三答唱高腔;然后六郎盘五郎,才改唱胡琴二黄,而川东、川西唱胡琴二黄,以生盘净为主要情节,突出净角的唱功与表演。

《三跑山》首先依据人物性格、特定环境、内心活动、情绪起伏演绎剧情,然后运用咬字、吐字、发声、润腔以及音量的大小收放、声音的力度强弱、音色的变化体现高腔特色,加上“犯腔换调”、板式组合、节奏动律、速度快慢等,再从总体把握气势,显山露水,尽显泸州川剧风采,呈现出泸州川剧的风格:阳刚、明朗、豪放、张扬。

至此,“泸州河”具备了从“资阳河”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的内在条件。

(三)

从“资阳河”中独立出来

清同治、光绪年间,“泸州河”通过南丝绸之路、盐马古道,在云南、贵州及与四川泸州毗邻的宜宾一带广泛流播,形成一个以长江为主干,赤水河、永宁河、岷江、金沙江、漓江、南广河、符江等遍布川滇黔交界大小江河为支流的频繁交流区域。又因泸州古蔺、叙永与滇黔交界一带是彝族、苗族群居之地,“泸州河”也自然融汇了少数民族曲调。

这一时期,川班入滇黔者众多,或单独演出,或与滇班、黔班同台演出;有的则滞留云贵,改唱滇剧、黔剧,不仅将川剧表演艺术及若干剧目带入滇黔,而且不少川班艺人变成滇剧、黔剧艺人,从而对滇剧、黔剧艺术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如此,“泸州河”与资阳地域的川剧界交往越来越少,而在川滇黔接合部区域形成一个越来越紧密、频繁交流的圈子,促使“泸州河”从“资阳河”中独立出来。“泸州河”川剧艺术流播在云南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早在清乾隆年间,昆明就建有四川会馆及川主宫,其内均建有戏台,每逢供奉祖师爷神祗祭祀之期,都有川剧戏班在此演出。

贵州被认为是川剧的第二故乡,这主要与两省行政区划沿革有直接关系。泸州与贵州接壤,经济文化交流古来有之,而今属贵州遵义一带在清朝很长一段时间属四川泸州管辖,川剧演出承一脉之源。

“泸州河”在川滇黔接合部的流播,是“泸州河”从“资阳河”独立出来的重要外在依据,因地域环境孕育出的“泸州河”群体文化心态、艺术追求、艺术积淀、美感趋向,是其独立的内在因素。“内因”与“外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从而形成“泸州河”独特的艺术规律特征。

二、“泸州河”的发展时期:演艺逐渐形成体系

清道光、咸丰以来,“泸州河”川剧班社林立、人才辈出,舞台艺术呈繁荣景象。演艺舞台主要是神庙戏台、会馆戏台,祠堂戏台和少数私家戏台,主要配合祈神祷雨等民间习俗开展演出。随着大移民进程,五种声腔逐渐合流,角色行当己趋完备,各流派演出精彩纷呈,逐渐形成具有浓郁泸州乡土特色的体系。

(一)

民间演出好戏连台

清乾隆、嘉庆以后,泸州已成为川滇黔接合部的商贸重镇,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市场繁华、物阜民丰,境内先后建有云南、广东、江西、陕西、浙江、苏州、黄州、吉安、文水等地的数十余座商业会馆。这些戏楼和各庙观所建的万年台,为当年在泸州演出的戏剧班社提供了规范的制式演出场所。

“泸州河”川剧戏班的演出习俗多与宗教、民俗活动相关联,常见有庙会戏、行会戏、还愿戏、贺戏,或搬目连与搬东窗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庙会戏,又称“迎神赛会”。一年四季,月月有庙会。如正月十二禹王会、正月十五上元会、二月初二文昌会、三月初三娘娘会、四月初八佛祖会、五月初五龙舟会、五月十五瘟祖会、六月十九观音会、六月十四老郎会、八月中秋月光会、十月初一牛王会,而最热闹的,是府、州、县的城隍会。每逢会期,均须邀接戏班在庙中戏台或临时搭台演戏。少者三五天,多则经旬弥月;少则演戏三五本,多则演戏一二十本,甚至演到三十本以上①,可谓热闹纷呈、好戏连台。足以证明,在此时,“泸州河”的发展繁荣已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

各流派演出特色纷呈

清同治、光緒年间,是川剧班社大发展时期,有官班(官署戏班)、家班(家庭戏班)、乡班(乡村戏班)、科班(学、演结合班)、玩友班(票友自愿结合的自娱班),以及走州串府、漂泊于水陆码头的“江湖班子”等多种组班形式。

“泸州河”唱腔的风格趋向,有两大因素左右其形成和发展。一是由地域文化及唱腔文化所酿成的文化底蕴,引导着唱腔艺术的创造发展;二是唱腔本体因语言因素作用于唱腔走向而形成的特性风格。

泸州和成都地方语言,同为四川话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所构成的语言系统,以及语言的声、韵、调上基本一致,这是统一的川剧声腔系统及唱腔风貌的本质基础。但孕育川剧唱腔地域流派风格的因素,主要差异在于说话语调、语气、语音、语感等。泸州人话语腔门张扬,说话比较硬朗、浓重;成都方言语调偏向平和、舒适,说话则比较轻便、柔和。

在同一个地方,因班社所处时代不同,演员所滚戏班的差异,都会呈现个性鲜明的特色或群体性的趋向特征,这样自然就会有同一地域内小流派的划分。庆华班康子林以潇洒悠扬成家,鹤林班邓得珍以华丽婉转见功,全胜班刘道和擅唱“红鸾袄”曲牌,新全胜班周保生擅唱“清水令”曲牌,得胜班高彼兰唱腔高低自如、脆亮甜润,翠华班陈艳卿唱腔刚柔相济、醇厚隽永、平淡中显神奇。各个流派的表演特色各不相同,精彩纷呈,不仅给观众带来丰富多样的审美体验,也为“泸州河”体系的形成完善奠定重要基础。

(三)

演出剧目丰富多彩

在“泸州河”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剧目。业界有谚日“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列国”。“泸州河”常演剧目大量来源于历史演义小说和明清传奇。据不完全统计,较成规模的系列剧目有《封神演义》故事剧约70个;春秋战国故事大中型戏94个,折子戏70个;《三国演义》故事大幕戏142本,折子戏116个;《水浒》故事大幕戏41本,折子戏19个。班社必演的主要传统剧目分为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高腔四大本、弹戏四大本5类。

清同治、光绪年间,泸州“川目连”演出十分红火,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目体系。演出剧目有《大目连》《正目连》《花目连》之分,也有《目连正传》《目连前传》《目连后传》和《目连外传》之说,一般最多可演48本,分48天演完;每天早、午、夜场演三个大段,酒戏、夜戏演两个短折,号称“半朝半野”(即每天必演梁武帝及其臣僚的故事,又必有一部分傅大士家佛的事迹)、“半阴半阳”(即半天演人间事,半天演天上仙佛和阴曹地府事)、“半文半武”(即每天有几场亮唱工、做工的戏,也必演几场杀伐打斗的武戏或见“彩”的戏)。从丰富多彩的剧目中,我们得以了解,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泸州河”川剧的艺术成就已得到极大发展,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三、“泸州河”的鼎盛时期:城市化达到空前高度

清末民初,“泸州河”川剧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演出向城市舞台发展,出现了新型剧社,玩友活动日益兴旺,演出更注重舞台美术对人物造型和营造舞台时空的效果,程式化与生活化和谐统一。至此,“泸州河”川剧艺术形态成熟完备,进入到鼎盛时期。

(一)

演出向城市舞台聚集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变法自强”,推行“新政”。泸州警察局以“正俗”为名,用惩戒与奖掖的办法,对从艺伶人、戏园、戏班以及剧本刊版进行监管、督导,清除淫靡怪诞的演唱。

随着泸州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新兴小生产者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日益增长,那种通常在岁末时节、神诞祭日、贸易盛会之际献演的神会戏、庙会戏已难满足聚集在“大码头”上的坐客行商、“三十六帮”“七行”和各色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长期辗转在广大农村的名种班社,急于谋求更具有稳定收益的市场,便不断流入财气人气更足的城市。

茶园因此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前后,泸州市区相继办起鸣胜茶园、维新茶园、三泸茶园、俱乐部茶园、同庆茶园,泸县办起私宅“醒庐”戏院,合江县办起安乐茶园、县乐宾茶园。

这一时期,“泸州河”舞美也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由简易到精美的演变过程。由于受到话剧以及西方舞台的影响,“泸州河”的舞台开始绘制写实性的室内景(如金殿、公堂、书房)和室外景(如花园、山野等),共称“七堂景”,以景片的不同搭配组合,装置出所有剧情需要的戏剧场景。

20世纪初,泸州各地出现了一批更为新式的演出场所,如蜀声川剧院、合江剧院、叙永县丹凤舞台、合江县吉园。这些戏院、茶楼、剧场,使“泸州河”具备了成熟的演出环境,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演出条件。

(二)

演出行当完备成熟

清末民初之际,川剧由农村进入城市,演出剧目不断增加,舞台人物渐趋复杂,角色行当的划分除旦、净、丑3行仍保持旧制外,生行分为小生、须生2行,而末行则归入须生,从而形成小生、旦角、花脸、须生、丑角5个基本类别。

5个行当又各自划分出若干角色类型。如小生分为文生、武生、帕帕生,须生分为正生、老生、红生等。行当不以忠奸善恶区分,如《十五贯》中的况钟、《斩美案》中的陈世美,一善一恶,均由须生扮演。《金貂记》中的尉迟恭、《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一忠一奸,均为花脸应工。

从清代至民国时期,“泸州河”中的各个行当形成一套各具特色并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式,称为“四功五法”,大致包括唱、念、做、打、手、眼、身、步8个方面。“泸州河”的专用功法如朝子功、水发功、口功、子功、褶子功、水袖功、扇子功、矮子功、踩跷功、椅子功等,较之基础功法具有更强的技艺性。

“泸州河”川剧的演出服装是以明代服饰样式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如官衣、褶子、绫子、纱帽翅子、水袖(包括男角“香汗衣”水袖)、飘带、弯带、髯口等等,体现出“泸州河”川剧表演艺术特色。

为便于使用和管理,演出服装均按类别分置于专用木箱内,统称为衣箱。大衣箱、二衣箱、饰扎头和杂箱构成戏班必备的四担箱。完备的行当构成了川剧舞台美术综合体,与表演、音乐等融合在一个统一的艺术范畴里,形成共同的艺术风格,演绎出人们乐见的以写意为主、虚实结合的川剧艺术。

(三)

职业化达到空前高度

随着时装戏的兴起,导演职业出现,舞台艺术的完整性得到提升,“泸州河”表演艺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等平民茶园是普通老百姓唱玩友、听玩友的地方。茶园多设在沿江的街道、码头,如泸州的东门口、铜店街、铅店街、管驿嘴等。唱玩友者大多是学艺不久的二三流川剧演员,或是通过坐唱玩友破胆的学徒,以及爱好川剧的职员、店员等。听玩友的群众多是船夫、力夫、小贩、市井平民等。一批泸州文人学士、拔贡秀才和川剧艺人则编写剧本。如泸州人高树以川剧高腔形式写出《思子轩传奇》-剧。

清末以来,四川报刊业蓬勃兴起,探究川剧艺术、赞誉川剧名家、评论演出剧目的文章与诗词,也就凭借报刊的传播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泸州河”川剧研究主要表现在集录过去的文献史料,为川剧名伶立传,探索剧种的历史发展。如泸州人编撰的《川剧正宗》,一部4集,从曲牌到套腔共分11章,完整地论述了川剧的艺术形式和功法程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泸州开办印刷业,为“蜀中创办新印业之始”,刻印大量川戏本子、民间说唱本、扬琴唱本。

“泸州河”川剧艺术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师徒相传、子承父业和民间举办的科班(社)等教育途径来完成。分布于各地的川剧科班(社),培养出一代代各门类技艺高超的演员和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泸州河”川剧演艺作为一种文化事业,进入有序发展轨道,泸州籍演艺工作者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导演奖的人数位居全省前列,标志着“泸州河”川剧演出艺术的发展高度与巨大成就,“泸州河”川剧艺术至此形成比较成熟稳定的艺术形态。

四、结语

泸州是川剧的重要发祥地。“泸州河”的形成、演变、发展,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它最早是川剧“资阳河”的一个分支,以高腔为最大特色,随着打击乐、帮腔等特色的沉淀,逐渐表现出群体的历史积淀、文化心态、审美趋向,而从“资阳河”中独立出来。清代后期是“泸州河”大发展时期,班社林立、人才辈出,演出剧目丰富、各种流派纷呈、表现形式多样,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表演体系。进入到清末民初,经过四川戏曲改良运动的冲击和熏陶,“泸州河”川剧艺术城市化、职业化、专业化程度达到鼎盛时期,演出行当更加成熟完备,舞台美术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由简易到精美的演变过程。至此,“泸州河”川剧艺术形态基本形成。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乔官瑞(上海彧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