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究竟是什么人

庞 雨

《史记·李斯列传》载:“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汉书·刑法志》曰“五刑:黥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有人认为:五刑指黥、劓、斩左右趾、断舌、腰斩。不管是哪五种,都是对身体的戕伤。五刑,乃“昔周之法”,作为《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李斯在厘定古之刑罚为秦所用时,沿用此法。他肯定没想到:有一天,这些残酷的刑会一并罚到自己身上。

人,总是要到生命即将终结时,才能看开许多平时纠结不清的东西。在死亡已不可避免时,李斯,这位一代权相,这位千古第一相,突然对人生有了难得的感悟。功名,权力,利禄,地位等等一切,都不是他所向往的,他只希望自己能像在上蔡“为郡小吏”时那样,牵黄犬,出东门,逐狡兔。但这看似简单地想往,却如水中月、镜中花、天边云一样,可想而不可及,“岂可得乎?”不可得的无奈,渗出字里行间,在千年之后依然震撼人心。

我不想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考察李斯死时的心境,也不想对李斯的一生进行全面述评。我只想弄清楚一个问题:李斯,究竟应该算个什么人?

壹

文人?

最早知道李斯,是在《谏逐客书》里。此文句式工整,言辞谐和,短小精悍,百数十言,便将秦从缪公到昭王招徕志士搜纳英才而强国称雄的因缘、历史、道理讲得一清二楚。其文理之清晰,论述之精准,气势之雄阔,非一般古文字所能比。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名言,更是将深奥的道理寓于简单的事实之中,令人深思斟酌再三。这篇文,改变了李斯被逐的命运,改变了秦国因逐客而可能丧失人才丧失强势的命运。再大而化之,甚至可以说,这篇文改变了中国历史前行的轨迹。读这样的文,在赞叹李斯文笔简练老到的同时,自然会认为:李斯,是个文人!

文人,或许是古中国特有的一个名词。它指向的,应该是一个读书识字,舞文弄墨,兴骚客之叹,咏风花雪月的特定群体。在以书籍为载体的知识传播途径相对狭窄的古中国,习文做文人,既是一种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求官之径。大多数文人,都是一只眼睛盯着书本,读着圣贤书,另一只眼睛盯着权力,向往治国平天下。当然,也有真正只修身养性陶冶性情的文人,比如陶潜;也有隐居世外不愿入世的文人,比如严光。但李斯,肯定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李斯是个文人,那他肯定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在上蔡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从细微处见精神,于寻常事见规律,一眼洞穿事物常态,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目标,岂是一般读死书文人所能及?“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西入秦。”不但找得准自己的目标,而且看得清目标的实现地,知道自己的建功立业场所,这种精准的眼光,这种进取的精神,又岂是一般待价而沽者所能及?

但李斯到秦后的表现,却又让人怀疑:他真是个文人吗?他献计秦王:“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如此阴险狡诈之计,如此舍义求利之策,真正的文人肯定想不出来。当他的同学韩非来秦求仕时,李斯见秦王对其青睐有加,顿生妒嫉,谄辞构陷,取其性命。如此龌龊卑劣的行径,如此令人发指之所为,真正的文人肯定做不出来。而他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焚书,烧掉传承中国文化的诗书;坑儒,活埋许多中国文士的精华;有如此狠毒之心肠,如此残暴之行为,岂能谓其为文人?

由此可见,李斯,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或许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可谓治国理乱的雄才,但他不是文人!

贰

政客?

最鄙夷李斯的是他所做的以下两件事:一是陷害韩非,二是同流赵高。

李斯陷害韩非时,已全然没有了同窗共学的情谊和文人雅士的风度,完全是一副怕被能人夺走权力的政客嘴脸。同样,李斯与他一向看不起的赵高同流,依然是舍不得手中权力。如果没有李斯合谋,赵高,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太监,肯定不会如此著名。如果在秦始皇巡游死于途中赵高要矫诏时,李斯能行使其丞相职权,忠实地实施秦始皇的遗命,李斯的命运秦帝国的历史,甚至大中华的未来,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假设一下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却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赵高,虽是个太监,但他深深地窥透了李斯的内心。当赵高游说李斯矫诏李斯不肯时,赵高只说了以下几句话,就一下子将这位千古一相套入彀中:“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扶苏继位,肯定会重用他的老师蒙恬。如果真那样,李斯,这位权倾一时的丞相,就会逐渐退出大秦帝国的政治舞台,甚至会遭受灭顶之灾。身在官场顶端多年的李斯自然明白其中的厉害,自然不愿意丢弃多年奋斗出来的既得利益与无上荣耀,于是,他再次选择了卑鄙。在这时,李斯明显的是个看重权力、无法从权利场里脱身而出的政客。

政客,最在乎的就是权力。尽管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是为了实现人生抱负,是为了展示自我才华,是为了为大众谋利益,但其实质却怎么也离不开与权力紧紧相连的利益。这利益,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而李斯在乎的,却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政客,在权力争夺中,肯定会不择手段,肯定会绞尽脑汁,肯定会倾其所能而在所不惜。李斯在韩非和赵高事件上的表现,无疑是个十足的政客。

但李斯却又无法与真正的政客相争相斗。二世即位,赵高专权,不管李斯怎么忠心于秦国,不管李斯怎么相阿于胡亥,依然无法得到信任。在新一轮权利斗争中,李斯败下阵来。其实,李斯也曾想过收拾赵高,他在二世面前说:“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但“二世以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李斯想遵守一定的官场规则,想借用更高的权力惩治无序的权力。但,这样的心态,在官场是不合适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叁

农民?

从李斯的传记里,看不出他的身世,其父其母何所在?何所事?不得而知。但从李斯面对自己大富大贵的感叹“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中,依稀可看出他农民的“根”。

农民,是自古以来中国最庞大的群体,今天,依然如此。而且,所谓的“非农”,上溯不了几代,就肯定会找到“农”的根。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农民。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是农民,但我们却从骨子里看不起农民。很多所谓的学者,给农民总结了许多特点,比如小富既安,比如破坏性特强,比如最没规则意识等等,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却是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敢闯。因为贫穷,所以敢闯;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闯的过程中缺乏规则意识。

这,简直就是在说李斯。他在上蔡看到老鼠时总结出的规律,他学成后义无反顾奔向秦国的决绝,他当权时陷害韩非的卑鄙焚书的野蛮坑儒的残忍,他与赵高合谋矫诏时的无法舍弃,他被腰斩时的牵犬东门的向往……他生命的每一个节点,他大脑里每一次闪过的思考,他悬腕凝神运笔写下的文字,无不生动地向我们展示着一个带着“农”字号流氓无产者所具有的品格。

所以,我想:李斯,或许更应该是个农民。

但天底下还有哪位农民能像李斯这样辅助千古一帝成就伟业?还有哪位农民能写出李斯那气势非凡情理并重的文字?还有哪位农民能如李斯般制定律法统一文字重创中国历史?看来看去,这李斯,怎么看怎么地不像农民!

肆

结论

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生命比人更奇特,也不可能有什么智能会超越人类。只读李斯,看李斯,品李斯这样一个个体,便可见人类之一斑。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在司马迁眼里,李斯有经世之才有治国之能,却缺忠贞之德坚持之操。所以,其功不能“与周﹑召列矣”。

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里更是简短几句,便将李斯的人生概括得淋漓尽致:“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正因为李斯纠结权欲害怕失去,听从“一夫诳惑”而“变易神器”,才有“国丧身诛”的悲惨结局。

因此,再回答“李斯究竟应该算什么人?”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李斯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单一定性的人,他是一个复杂的复合体。多重性格的组合纠结相生相克,塑造着李斯,成就了李斯。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庞 雨(四川省宣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