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盖为故賨国”考略

刘 渠

“宕渠县”始置于何时,在什么背景下建置?这不仅是个地理沿革问题,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2022年12月20日,考古专家陈卫东走进渠县“名人大讲堂”作了专题学术讲座,概述渠江流域具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笔者结合湘西里耶秦简“宕渠道”记录,重新审视《华阳国志·巴志》“宕渠盖为故賨国”的记载,解读“宕渠”县名涵义,从而对载籍传言破题,史上所谓“賨人”“賨城”“賨国”等概念,似可大抵厘清。并且,有助于缕析巴山渠水先民族群的族属性质及其源流,得到新的认识。

渠县土溪城坝遗址远眺图(万绍荣 摄)

从地方志看地方史

东晋《华阳国志》是我国以地方志名录纂辑最早、体例臻于完善的一部图书。该志通述西南地方历史掌故及郡县建置,保存了大量秦汉民族史料,历来受到治学者重视。现有任乃强和刘琳两个校注本行世。其《巴志》(1984刘琳校注本,下同)宕渠郡:

“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秦始皇时,有长人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母敬曰……

宕渠县 郡治。”

这个“长老”之言,读者往往仅以传言视之,抑或无从说起,没有人加以深究。那么,这个传说可信度怎样?耆旧故老的说法是否述有所本?

据文意,“宕渠盖为故賨国”当有如下涵义:

1.宕渠建县以前为“賨国”,由賨国演变而为一般意义的政区;

2.宕渠县范围即原賨国之故土,县治賨城即賨国之故都;

3.宕渠县名与賨国故实密切相关,其中应大有来历;

4.宕渠建县的历史背景待考。

笔者通过深入考察,认为其价值保留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

城坝遗址核心区郭家台与土溪镇隔河相望

“宕渠县”始置时间

考之文献,《汉书·地理志》首述地方政区建置。北宋《太平寰宇记》以述地理沿革为翔实,是书依“汉志”述宕渠设县之始为汉初。于是,称宕渠县为“汉初所置”或“本汉旧县”几乎成为定论。然史有明载,秦并巴蜀相继建置郡县;秦末,刘邦王巴、蜀、汉中三十一县。说明先秦的巴蜀已有大量郡县建置。问题在于,巴郡以下若宕渠县汉初始有建置,意味着渠江流域近4万平方千米之广、百余年间别无领属(既不属江州,也不属阆中),又无直隶于郡的说法,这就很不合常理。

重新审视《华阳国志·巴志》“宕渠盖为故賨国”的记载,探讨这一“长老”传言的真伪,是解决秦并巴蜀这个节点历史转圜中几个关键问题的“一把钥匙”。

一、公元前314年置巴郡。《华阳国志·蜀志总序》:“周赧王元年,秦惠王...置巴郡。”是年即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对此,有专论考其建置年代。公元前314年,为巴郡设置之始已属学界公认。

二、宕渠县始置年代。战国晚期至秦帝国时代,巴郡下辖六个县级政区,其中有宕渠县。《史记·高祖本纪》:“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集解》徐广曰:领三十二县),都南郑。”《汉书·高帝纪》载,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而《华阳国志·巴志》写秦“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其《汉中志》也说“项羽封高帝为汉王。王巴蜀三十一县。”刘琳校注称:三十一县指秦末巴、蜀、汉中三郡县数。其中可考的有成都、江州、宕渠等二十五县。现在看来,秦末蜀巴汉县级政区应不到四十,班固计数可能有误(东晋人徐广之说算是订正)。

《华阳国志·巴志》说:“秦始皇时,有长人二十五丈见宕渠。”此说应据秦史《世本》,则秦时已有宕渠其名。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有“宕渠县”标注,表明宕渠县与郡同时设置。

联系渠江流域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其人“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那么,秦并巴蜀之后,宕渠县与郡同置,始于公元前314年,当无疑义。

2002年,湘西里耶秦简载巴郡“宕渠道”。此为秦代已有其建置的直接证据,毋容置疑。

汉承秦制,巴郡11县,宕渠见于《汉书·地理志》。

三、宕渠建置的名号。2002年,里耶秦简整理出秦代巴郡所辖政区有六,即县有江州、枳、朐忍、涪陵、阆中,有宕渠道。其中“宕渠道”之名带出新的问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郑威博士《里耶秦简牍所见巴蜀史地三题》一文,在其提要中说:“巴郡之宕渠为賨人聚居地,秦设宕渠道。在刘邦建汉过程中,賨人因功受赏,蠲免赋税,宕渠改道称县。”

秦简文:“【月庚】午水下五刻,士五宕渠道平邑疵以来”。意即某件文书是由来自宕渠道平邑里一个叫“疵”的士兵带来。郑威博士认为,因宕渠为板楯蛮聚居地,故以“道”统之,可知秦设的是宕渠道。

秦简一出,三十一县似乎是个泛称。笔者以为不排除两个可能:一是秦帝国或者曾经设“道”。但川东蛮夷遍布而近秦,所谓“宕渠道”置废无考,仅仅是一个孤例。一是地方小吏记事时一次“可爱的”笔误。叫“疵”的士伍如果身着乡下夷服,申报时又省略为“宕渠”,吏员可能误以为来自宕渠蛮夷之区应为“道”。再者,此简为一般性政务记事,即便无误,也不能替代政区建置的官方文件或地志列表,其权威性并不绝对。可以讨论的是,战国到秦帝国时期,宕渠究竟为县还是“道”?秦制“县有蛮夷曰道”,汉因之。如秦汉西南儌外(即汉民集居区域以外的蛮夷地带)有僰道、湔氐道设置,管理西南诸夷“化外之民”。在古人眼里,“蛮夷”左衽鸟语,跟“野蛮落后”相等。秦昭襄王时,朐忍夷人秦精等有射杀白虎之功,虽然“刻石为盟”、减免赋税,也不见得设“道”即体现羁縻政策的实施。倘如是,应有“朐忍道”而不是“宕渠道”的设置。

《华阳国志》记刘邦“王巴蜀汉中三十一县”没有表述为××县×道,表明秦末仍然为县。志书体例当不作泛举,得写明多少县多少道。《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及《汉书》政区建置,非儌外也称县不谓道。

郑威讲“汉初賨人因功受赏,蠲免赋税,宕渠改道称县”却是一种推论。从《华阳国志》写范目一节看,刘邦三封其侯,不伤賨人思归之意;又写“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再写先有賨人数陷阵,刘邦赞其战舞“此武王伐纣之歌”,然后如何引入宫廷,以“巴渝舞”传世。接下来写到分巴蜀而置广汉郡,也没有“宕渠改道称县”的痕迹。鉴于此,笔者以为:秦末,宕渠为县不为“道”。其具体称谓如何,似宜存疑待考。

四、“宕渠”县名释义辨正。新修县志涉及县名释义。了解到宕渠县名历来有好几个说法,莫衷一是,反映出县名识读之困。县名释义是一种文化表达,准确解读方可成立,然后成为可靠而典要的文化表达。

自唐至今,先后有山水命名说、字面直解、古文注疏说等说法,诸说忽视了地名作为一种文化记忆,未能循名责实,深入考察宕渠建县的历史背景,自然不为合理可信之据。

查《说文解字》,“宕”“渠”两个字均有居处的含义。而“宕渠”二字连用,应当按居处的思路去理解。一个民族的居处样式,是历史考据的重要环节。当作政区命名的宕渠,一定有其寓意、有所指代。“宕渠”涵义即以天然洞穴、河畔结庐而居的居处样式,这种“宕渠居式”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先民最便捷的可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一定的生活方式与实际的能够允许的客观物质条件相结合,是文化发展中的特定产物。“宕渠”应是史前先民最早的居住形式。待到农业革命发生后,人们定居生活才有可能,原始村落与农耕文明共生同进,先民们由此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而“宕渠”用作置县的命名,乃是当时人们对于先民时代的追忆和怀念了,当属其本义(见拙文微信公众号【方志达州·历史文化】《“宕渠”,文化记忆2000+》)。

述及宕渠县建置的历史背景,则须先行考察渠江流域的先民族属及其文明成就,知悉“賨国”的性质和大体样貌;概述盆地内各个国邦或民族的格局、历史渊源、相互关系等问题。限于篇幅,述其概要如次。

渠江流域的先民及其农耕文明

首先了解一下“賨”“賨人”是什么概念。

西汉杨雄《蜀都赋》写到:“东有巴賨,绵亘百濮。”讲蜀国东面为巴人、賨人覆盖区域,又有百濮人群分布其间,表明是多个蛮族杂居共处的地方。杨雄赋也是秦汉最早言及賨人的。

賨人本为巴人,历史悠久。所谓“賨”,是国家政权赋税制度的产物。东汉《说文解字》释賨:“南蛮赋也”;回头说“蛮”:“南蛮,蛇种”,表述是清楚的。《广雅疏证·释诂》賨作“賩”,训义赋税,与賨字义相同,本义表示财货。以麻布为赋物称作“賨布”,纳税的钱币称作“賨钱”。谯周《巴记》:“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唐杜佑《通典》引文),这个夷人即“巴夷”而不是别的什么夷人。缴纳賨赋的这支南蛮,被称作賨民,世居巴山潜水(宕渠水之前称,见《水经注》),是专指而不是泛指。蛇种南蛮即所谓“蛇巴”。任乃强、徐中舒等前辈学者,皆从赋役制度来解读賨人名义的来源,又与汉代语言学者从字源涵义上释读一致。两汉时,向朝廷纳赋称为“賨”的这个民族,中原谓之“南蛮”“板楯蛮”。《晋书·李特载记》:“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就是说,賨人本为巴人,即所谓“蛇种”巴人。溯“賨”之源,没有超越秦昭襄王之前,历史节点表明賨赋缘起于“刻石盟约”。

这几个概念的转换其实并不复杂。不少学者却以“巴国”“巴地”为统率,立论先入为主,囿于《巴志》“其属有濮、賨...之蛮”的表述,未能理清思路。《后汉书》里将“廪君蛮”和“板楯蛮”分开记述,是并不混淆的。需要厘清的是,作为主体族属的巴人显然有两大族群,即廪君“白虎之巴”和板楯“崇蛇之巴”。笔者就蛇巴概念的来历及史实,撰《宕渠先民族群——巴人考论》一文(微信公众号《方志四川·历史文化》2020年9月17日载),进行了阐述。

大巴山及其以南地区自古就是巴人居息之地。通江擂鼓坪遗址、宣汉罗家坝遗址发轫于新石器时代,其考古证明自5000多年以来,遗址文化土层基本上接续不断,表明板楯蛮正是这里的土著族人。2022年,渠县城坝遗址发现一批打制石器,经14c测定为一万年左右的生产工具,揭示渠江流域人类文化开启于新旧石器时代之交。

渠江流域的文明成就:

从物质文明看,土地开发很早,农耕业发达。《华阳国志》录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这些喜气洋溢的古朴诗篇,正是人们世代传唱的歌谣。其地貌和作物与渠江流域吻合,而平坝、山丘皆已耕种说明农业较为发达。到建县前夕,这里已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了。

农产品加工业兴盛。世出名酒。賨人与秦刻石盟约中,“清酒一钟”与“黄龙一双”等价齐观,可知是名贵之物。《水经注》录巴东郡“巴乡清”,说郡出名酒。这正是賨人酿酒技术输出。善酿尚饮也是賨人的传统习俗。

制陶业历久而成熟。从新石器时代初期以来,各种陶器不断涌现,烧制工艺水平逐渐提高。到了秦汉时期,成为城市营建的重要选材,特别是城坝的城垣、水井、水管、砖瓦等,反映出制陶业盛况空前。

纺织业兴旺不衰。麻类制品是賨人历史悠久的产业部门,新石器时代有陶纺轮出土。“賨布”作为代赋产品,不仅产量较大,也在质量较高。

青铜器铸造业悠久。罗家坝、城坝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的战国时代的青铜礼乐器、兵器,不仅表明铜梁山(今华蓥山)出产铜矿,铸造业更是高等级社会才有可能组织生产。而器物本身的文化属性,直接证明先民已经跨入了文明时代。

城市建设与墓阙。“賨城”“卢城”对应渠江流域两大遗址,与古籍记载相互印证。尤其是城坝遗址不仅具备秦汉区域中心地位,也是“賨国都”据以追溯的历史凭藉。城坝周边的汉阙,为国内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遗存,地位尊崇。

再从精神文明看,流域的“宕渠居式”若所言不误,是最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文化元素,即賨人之先称巴人——“蛇种”南蛮,是以“巴”为图腾的土著氏族,正是他们认知巴山渠水的地理环境,开发了这片土地,进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农耕文明。

语言自成单元,文字开始萌芽。世居巴山渠水的先民有一系列“巴”的地名、物名和生活称谓。由于地域和血缘的规定性,语言的群落属性成为划分民族的标识之一。累世相传的“巴渝舞”也是左语演唱:“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呼赋为賨”是其经典范例。又从罗家坝、城坝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图章上,见到许多“巴蜀图语”铭文,专家学者判读极难。然而,宣汉县土家祭司却能立刻识读出来,甚至可用以记事表意。

一枚典型图章,有学者揣测为“荆王”之印(如图)。据宣汉县土家族祭司的识读,作“盘法王印”解(据引宣汉县土家族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国述先生关于“祭司文字”说)。

宣汉县罗家坝M25号墓出土的印章

“巴渝舞”享誉海内。传说武王伐纣,賨旅劲勇,歌舞以凌殷人:“前师乃鼓噪,后师乃慆(兴奋状),前歌后舞”(西汉伏生《尚书大传·大誓》)。汉兴,阆中范目募賨人助刘邦平定三秦,又为前锋,“数陷阵”,前歌后舞的战法再次上演,刘邦惊喜地赞叹:“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后令乐人习学之,遂以“巴渝舞”传世,数百年间成为宫廷压轴戏。

武器独特的板楯。宕渠蛇种巴人在后汉因为常从州郡率以征伐,胡戈、柳叶剑、木盾为賨人的标配。因賨人身躯魁伟,适配自制的木盾,其外形独特,汉人一望便知,遂谓之“板楯蛮”。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楯”的解读素无疑义。賨人立功先汉,被视为“义民”。后汉又屡次征战,打出了威名,号为“神兵”。

“巴有将、蜀有相”。这是一个显著的人文特点。两汉近四百年间,賨人“世挺名将”,班列九卿的有大鸿胪庞雄、大司农玄贺、廷尉车骑将军冯绲,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左将军句扶;有名臣公车令臧哀伯、州刺史冯焕、太守李温等。

至于賨人朴实敦厚、“质直尚义”,天性劲勇、尚武善射,善酿尚饮、恬淡自守,俗喜巫觋、“好古乐道”等等土风民俗特质,史不绝书,备受推崇。

“賨国”与“賨国都”

考察“賨国”存在与否,不能仅从载籍中寻找线索,脱离开賨人悠久的历史和灿然的文明成就,则将无从谈起。

渠江流域建立邦国的可能性。恩格斯论述“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问题时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他继而概括说:当“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从渠江流域经济的、文化的、政治军事的要素总和上,不排出賨人建国的可能性。宕渠县统摄40000多平方千米,占巴郡初期六县总面积的1/3,地域之广、物产之繁、人力加工产品之巨,绝非地旷人稀、经济凋敝所能概括;渠江流域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没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组织协调运作,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是难以实现的宏大目标。由此看来,“賨国”极有可能在战国早期出现。渠江流域土著巴人社会具有了国家雏型是完全可能的。建县后,仍保留了民族自治状态。但是,记录的这个“賨国”既然是賨人“长老”的讲述,也应该是他称而不是自谓。首先,“賨人”名号晚出,秦昭襄王之后始有其名;其次,所谓“賨国”也只是一个追述,除了寓兵于民、能够组织军队外,国邦的大体形式、政治机构、职官和典章制度等等一概阙如,且无从考证。

“七国称王,巴亦称王。”渠江流域文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而处在同一大文化圈之内,文化的相互联系与渗透是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渠江流域相继发展到部落联盟式的酋邦国家,大体上可以确定。

“賨国”与渠江流域先民族群有直接关联。渠江流域的文明进程持续稳定地缓步推进,与这里崇山峻岭、丘壑岭谷的特殊地理条件和物产丰饶有关,又处于相对封闭、少有外族侵扰的生存环境之中,基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经济发展程度,私有制的出现以及阶级的分化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在周边蜀、巴、楚、秦各国影响下,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结果,必然形成了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大姓宗法治理体统,上下有序、军民一体,最终发展为部落联盟式的酋邦之国。

《逸周书·王会》载:“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献)”。据考,此为周成王七年(约前1036年)。能参与王会者,应具有诸侯国的资格。史称巴、蜀,巴蜀史专家判定只有一个“巴国”。其实,賨人比虎巴人发端更早,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的高度文明。对应《华阳国志》“今有賨城、卢城”的记载,近年罗家坝、城坝考古不断带来惊世骇俗的发现,出土了大量王侯规格的青铜礼乐器、兵器精品,考古文化毫不逊色于清江流域和峡江等地。特别是2019年城坝M45号东周大墓,发掘出土的70余件礼乐器、玉器、琉璃蜻蜓眼等器物,显现其墓主身份尊崇,尤其是随葬的三支金剑格青铜剑,剑身有特定的长蛇造型铸饰,表明这已经不是作战用途的武器,而是标明其族属王者的身份佩剑。由此判断,渠江、嘉陵江流域完全可能存在一个“賨国”。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秦灭巴蜀时,四川盆地有蜀、巴、賨三支较大的民族或武装力量存在。在廪君蛮尚未奔亡于阆中建都时,賨人曾拥有渠江、嘉陵江流域,领地面积在6万平方千米以上,是其全盛时期。最后,仅存渠江流域,并将要发生历史性改变。

由于古籍缺乏相关记载,我们已无法备述其详,甚至不如《世本》《潜夫论·志氏姓》《后汉书》等记述廪君蛮如何立君建国的程式、以神权强化君权的痕迹、五易其都的史迹、以及如何灭国的过程那样有迹可循,因此,仅能判断所谓“賨国”酋邦的大体形态。当然,这个“賨国”应是代指或他称,是后来的一种追述,其赋名权当有个称谓。賨国的组织形式怎样,有哪些基本架构?文献阙如,已难稽考。

賨城,为秦灭巴蜀之前所筑。城乃守君卫民的产物,也是人们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賨城即宕渠故城,东汉车骑将军冯绲征调板楯蛮平定武陵蛮叛乱有功,因增修其城,又有“车骑城”的别名。其城坐落在渠江中游东岸,依山傍水,位置险要,今谓之“城坝遗址”。2018年,城坝出土“宕渠”瓦当2块,正是县大堂房沿饰物,锁定史载无误。

左思《蜀都赋》盛赞賨人“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蹻容世于乐府”。两汉、魏晋之世,人们对巴师、賨旅参加武王伐纣的传闻轶事深信不疑,以为“賨人”曾建立邦国是可能可信的。

《舆地纪胜》载:“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潾山重叠、邻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太平寰宇记》载:“宕渠故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唐宋地志大量的反复记述賨城是故賨国的都城,是对秦汉古籍记载缺失的追述和补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反映出这两个文化发达时期的史家和著作家们,均持有类同的看法。

城坝遗址西城门考古呈现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战国中晚期,四川盆地内“蜀”西“巴”东,北“苴”南楚(峡江地区),以及渠江流域所谓“賨国”,分别覆盖。公元前316年,秦国司马错、张仪率军走金牛道,侵伐蜀国,蜀王仓皇应战,葭萌关一役战败,蜀国亡。秦国回军时一举灭了巴国。楚国势力从此黯然退出了川东地区,收缩力量于长江南岸以保黔中。过两年,秦置巴郡于江州。

小 结

综其上述,“巴”系列名谓,“宕渠”居式与县名涵义的关联,以及后起的大量文化元素的联系,证明賨人先民传说的真实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从而将他们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考古遗迹与文字记载上下联络起来,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总和以及社会结构上,揭示了賨人建国的可能性。

通过对賨人这个古老民族的简略考察,笔者确定由“蛇巴”变名的賨人世居渠江流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文明,其农耕文化达到了相当高度。秦并巴蜀开设郡县,待到故国覆亡,“宕渠”用以名县,已是賨人对于先民时代的追思和怀念了,也是回溯历史渊源的当然情结。这一历史性转变正在情理之中,当可理解“宕渠盖为故賨国”所言不妄,表明渠江流域土著族群建立的酋邦之国过渡到秦国一个县级政区的历史转圜节点。以賨人“长老”之言的提示为线索,使我们深入考察其先民族属性质及其源流成为可能。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渠(1958年生,四川渠县人。渠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执行主编,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