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梅铮铮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璀璨,三国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当时的中华大地诸侯纷争、群雄割据,众多风云人物在这不足百年的历史舞台上展示才能,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绝伦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剧”。三国英雄家喻户晓,英雄传奇妇孺皆知,故有“唐三千,宋八百,说不尽的三列国”的民间说法。三国文化,不仅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精华。

三国结束期目前很明确,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那么三国从何时开始?学术界有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开始说;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董卓进京开始说;还有极端的说法是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汉献帝禅让曹丕称帝以魏代汉才是三国鼎立。不论哪种说法,三国历史都不足百年。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考量这段分裂史时,就会发现三国流播广泛的英雄故事仅仅是历史表象,真正在国人心中留下无穷魅力、刻进中华民族灵魂的,是其中蕴含的一些典型的中国历史文化符号。本文撷取其中大众最爱提及的“忠”“义”“明君”等文化符号来剖析阐释,一窥三国这幅充满着智慧和经验的历史画卷。

留下“忠”的文化符号

三国分裂时期各军事集团间为扩充地盘争得先机,对人才的争夺显得极为迫切。造成人员流动频繁的根本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刻,即“学而优则仕”。但如何能“仕”?为哪个集团而“仕”?将视个人的人生价值观而定。

世人受三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三国演义》,清初毛宗岗对其改评后著有“读三国志法”,他说:“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后人对此深以为然,并据此形成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所谓“三绝”的惯性思维。毛氏评语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毛氏几乎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混为一谈,他的评语若基于文学作品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依历史观来看就有问题了。中国历史发展到东汉末年,战乱代替了统一,进入诸侯混战、群雄割据的三国分裂时期,各军事集团间为扩充地盘争得先机,对人才的争夺显得极为迫切。虽然“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但当时实际情况是“人择主,主亦择人”。造成人员流动频繁的根本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刻,即“学而优则仕”。但如何能“仕”?为哪个集团而“仕”?将视个人的人生价值观而定。若吕布者,毫无道德理想,纯属个人利己主义投机取巧之人。时人评道:“吕布反复无义,志在逆乱”,代表当时人们对他的普遍看法,在《三国演义》中被叫做“三姓家奴”。

如此而论,三国时代的忠臣也有不少,但能称为忠诚典范者,那一定非诸葛亮莫属。在国人眼中早已习惯将诸葛亮看作智慧的化身,甚至称之为“中华智圣”,可是这些判断都是受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三国演义》的影响所致,比如“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脍炙人口,但其实多为虚构。可文学不等同于史学,故事不能成为历史,难怪鲁迅先生批《三国演义》“状诸葛多智而近妖”。

诚然,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后,积极为刘备建言献策,一番《隆中对》谋划天下三分格局,不能不说他的眼光高远。然当时早将东汉朝廷气数已尽的现实看得清楚的不止诸葛亮,比如鲁肃也言:“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可见对天下形势发展能准确判断的人不在少数,诸葛亮只是其时头脑清醒者之一,《隆中对》是明确向刘备“三分天下”的忠言告诫。如果我们认为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天下政治局势的宏大视角是其智慧的体现,这样的认识稍显片面,因为那只是诸葛亮作为古代知识分子报答对刘备知遇之恩的一种情怀表达,其深层的意思是他决心辅佐刘备投身政治的忠心初显。

诸葛亮一生可分为前后两阶段:27岁之前,拜师求学勤奋读书,储备知识,并树立了远大理想;自出山后,他放弃遨游山林的现实生活,选择刘备积极投身政治,为实现“兴复汉室”宏大理想而贡献出毕生精力,也就是说诸葛亮用他后半生的努力践行了他对刘备和蜀汉王朝的忠。这在刘备托孤及去世后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刘备托孤,被史家赞誉为“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此后诸葛亮集权力与地位于一身,位高权重,但从不僭越,以至于后主有“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之欣慰之语。其次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忠心的是北伐曹魏,拳拳忠心在前、后《出师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按当时诸葛亮身为丞相,领益州牧,位高权重,不动刀兵也无人责难。若他只想偏安一隅,享受生活无忧、前程无虑的安详日子,则完全可以在消除南中之乱后,北面固守汉中,东面巩固与孙吴联盟共拒曹魏,如此一来,蜀汉政权的延续不止几十年,三国历史将为之而改写。但,这绝非诸葛亮的志向。他从227年始“六出祁山”到234年病逝为止,耗尽后半生的精力北伐曹魏,何以要这样辛苦?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给出明确的说法:“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段表述了他将报答刘备三顾,具体的行动就是“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已经远远超过报恩的范畴。由此,我们方看到了诸葛亮誓死北伐的真实目的,那就是《出师表》中所言完成先主“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目标,可谓不忘初心志在完成先主的嘱托。当初刘备在茅庐三顾时就向诸葛亮明确了他面对汉室倾颓,君主蒙尘,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初心,诸葛亮于是有了“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的焦虑。那么他的连年征讨北伐,为的是践行“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通过上述诸葛亮的言行,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为“兴复汉室”完成一统大业不惜全身心投入北伐,在中华历史上这样的忠心确实独树一帜。

留下“义”的文化符号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义为合乎道和理。义的范畴较忠、孝等其施用对象要广大许多,包括处理人际关系须符合一定道德观念和标准。

泱泱中华史,历朝历代忠臣义士无数,但要论能历千年国人最为崇拜者,非关羽莫属。与诸葛亮不同,关羽留给后代的英雄故事几乎都是有迹可循的史迹。比如降曹回归刘备、斩颜良、擒于禁、水淹七军、刮骨疗伤,等等。正因有如此辉煌的战功,他在千百年以后被后人热情讴歌,并演绎出无穷的传奇。战乱频发的汉末三国,为豪杰们提供了争强好勇的舞台。许褚号称“虎痴”,吕布有“虓虎之勇”,周泰“战如熊虎”,马超有“信布之勇”,关羽、张飞皆万人敌……问题在于这些豪杰中只有关羽成为历代崇拜的“关帝”“武圣人”。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很清楚,那是因为关羽在后人心中印象最深的,并非是“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的匹夫之勇,而是降曹后面对“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拜为偏将军“重加赏赐”这样诱人的封赏,“(关)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的回归,此为传统文化中极为推崇的富贵不能淫的忠诚大义也。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义为合乎道和理,《礼记·中庸》谓:“义者,宜也。”韩愈也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义的范畴较忠、孝等其施用对象要广大许多,包括处理人际关系须符合一定道德观念和标准。三国时期,相对“吕布受恩而反图之”的反复无义,关羽则表现得高尚得多。建安五年,关羽战败降曹,曹操“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解白马之围又被曹操即表封为汉寿亭侯。但关羽却对前来探问去留的张辽表明“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的坚决态度。以至于曹操有“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的感叹。虽后人据此演绎出“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传奇,也不过是在关羽回归刘备的大义史实基础上增添了大义凛然的光辉色彩而已。

我们可从历代对关羽加封的名号中得到他成为后世尊崇的原因。从宋徽宗开始,关羽被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元代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代万历皇帝直接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皇帝更是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帝君”,长达26字之多。上述仅仅是从众多封号中遴选出来的,历代众多封号中,“义”占有最突出的位置。由此可见,关公文化最显著的特定涵义是义,是以在武侯祠关羽殿高悬“义薄云天”的大匾,当是大众对他的崇敬和表达,关公之义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符号而千古流传。

留下“明君”的文化符号

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百姓总是希望在“明君”的治理之下,实现安康的生活;而封建时代统治者为延续统治,出于阶级的贪婪本性,总是为获得最大利益而拼命压榨老百姓,但也总是把自己装扮成“明君”的形象。其实,纵观中华数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可称“明君”者有几人?刘备应算其中一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沈伯俊先生曾著文道:“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以此作为标准来看当时曹操、孙权等,均有屠城的罪行,而刘备没有,三国蜀汉的刘备可能负面批评算是最少的。刘备镇压黄巾军起兵但无恶名,其仁义名声海内皆知。黄巾军围攻都昌时,孔融见情势危急,派太史慈向刘备求救,《后汉书》载:“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孔融乃“孔子二十世孙也”,在讲究门第的当时,刘备“贩履织席为业”,身处社会底层,可连孔融都要请刘备来解围,可见旁人并不看重他的出身,而是看重他有济世情怀和良好信誉。最能说明刘备有仁德爱民之心的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当时刘表去世,刘琮即位,面对曹操的咄咄逼人之势,刘琮选择放弃抵抗投降,当刘备得知消息时,曹操大军已进至新野。刘备不得不由樊城南撤,史书记载:“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这也许是封建社会史上第一个发出“以人为本”呼声的人物,不仅说出来而且他也这样做了。晋朝史学家习凿齿更是由此事道出刘备最后成就大业的原因,他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如果上述史事仅仅是说明刘备具备“明君”的特点,那么,我们还可从他与庞统的对话探寻出其道德价值观及人生信条。赤壁大战之后,庞统认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刘备回答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从中看出,刘备认为城池的得失与信义比较起来,后者更是作为一个成就大事的人更应具备的根本素质。刘备在弥留之际,有专门针对后主的告诫“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至于托孤诸葛亮,陈寿发出“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的赞誉,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封建社会称得上“明君”的人吗?至于到《三国演义》中过分地描写刘备仁德爱民,则完全是欲塑造刘备“明君”形象而增添了一些附加色彩,故被鲁迅先生批评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大抵徘徊在统一、分裂再统一这样的历史循环怪圈中。如果说大秦帝国给后世留下来封建统一的政治制度,大汉王朝留下来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大汉文化遗产,那么三国这段分裂的短暂历史,则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在国人记忆中的一些文化符号,并传承千年影响深远。

来源:《四川日报》2023年2月27日第12版

作者:梅铮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