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红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0日 14版)

阿拉伯世界通常是指以阿拉伯语为主要语言、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位于亚非大陆交接地带的由22个国家组成的国家群。从地域上看,阿拉伯国家中有12个分布于亚洲,10个分布于非洲。西北大学王铁铮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团队,历经8年磨砺,推出了8卷本的《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具体包括:《埃及史》《阿尔及利亚史》《利比亚史》《摩洛哥史》《突尼斯史》《苏丹史》《毛里塔尼亚史》《索马里、吉布提、科摩罗史》。《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以“通古今之变”、打造“信史”与“良史”为目标,比较系统地展现了非洲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脉络,是我国非洲阿拉伯研究的拓荒之作。

研究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特征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阿拉伯国家的关注多聚焦于相对发达、与中国交往更多的亚洲诸国以及北非的埃及,对其他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研究则重视不够。《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努力建构通史阐释体系,在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长时段地考察了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社会生活以及认同建构等方方面面。

在参照通史体例的前提下,《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凸显了塑造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的关键性要素。一般而论,国别通史编纂的核心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结构、文化构成、对外交往等显性要素,然而对于非洲阿拉伯国家而言,总有一些隐性存在的关键要素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例如,部落政治所产生的社会张力问题。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方式,是非洲阿拉伯国家社会组织的常态。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稳固的社会基础,深刻影响政治与文化,也严重制约公共权力与国家认同的建构。《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不仅详细描述了不同国家部落组织自身的演变,还特别注重考量部落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观察点把非洲阿拉伯国家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索马里为代表的“分支型社会”,盛行个人主义与强烈的部落独立意识,对国家认同构成了巨大挑战;另一种类型的代表是摩洛哥,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平民化”的阿拉维王朝不断调试中央政策,理性对待部落诉求,与柏柏尔人建构了兼容、平稳的关系。

频繁的外来统治对政治文化生态的割裂以及国民心理的影响也是塑造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的重要因素。《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关注了外来统治对当地政治精英成长环境的挤压、对社会潮流及民众生活的塑造,这种现象以埃及最为典型。古代埃及创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与辉煌的历史,并长期坚守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然而,从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埃及开始,古希腊人仅用了300年的时间就解构了古埃及人在3000多年中所传承的文化认同;紧随其后的罗马人,以精英阶层的语言选择和普通民众丧葬习俗的改变为起点,更加促成了埃及由多元转向大一统,成为古代基督教世界一性论派的中心。特别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征服以后,外来文明再度改写了埃及历史,埃及人与本土传统更加渐行渐远。

描绘非洲阿拉伯国家多元文明流变的历史景观

人类交往的过程正是不同文明塑造历史的过程,文明史与国家史的关系更是互为表象、彼此相依,国家是文明成长的标志,也是文明的载体与符号。《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把文明交往作为通史研究的路径,着力从不同方面去呈现多元文明流变与历史演进的相向而行。

首先,注重挖掘前伊斯兰时代北非地区的文明交替与嬗变。北非地区长期是文明交往的中心地带,不同文明的政治交往、商贸往来、军事冲突、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迁徙非常普遍。《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把古代北非的多种文明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古埃及文明的强大辐射力“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演进的一条鲜明的主线”;二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对北非地区的深刻影响;三是早期基督教在北非的扩张,从尼罗河流域到非洲之角,基督教思想成为主流文化。“多种文明的汇聚、碰撞、融合和更替,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流变波澜壮阔的画卷,并为北非古代史的探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源泉和重要线索”。

其次,注重探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非洲历史的再塑造。阿拉伯征服是北非历史的转折点,无论是阿拉伯人、突厥人还是后来的土耳其人都信奉伊斯兰教,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北非开启了阿拉伯-伊斯兰化的进程。《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把阿拉伯-伊斯兰化作为主要的历史节点,例如《埃及史》重点研究了穆斯林统治下作为阿拉伯帝国行省的埃及,如何行使总督制,实现政治切换与经济模式的改革;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资源如何落入帝国国库,以都市改造与咖啡馆为代表的帝国文化如何在开罗得以流行。《毛里塔尼亚史》充分呈现了阿拉伯文明对摩尔人等级社会的解构,尤其是语言同化与艺术的交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部落群体与政治集团,从而体现了北非阿拉伯化的另一种模式。

再次,注重呈现多元文明交往对现代国家文化特征的影响。例如,《摩洛哥史》强调摩洛哥地处欧洲与非洲、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因此造就了摩洛哥的社会文化兼具马格里布、非洲内陆和欧洲三重属性;《苏丹史》则着力呈现了在这方素称“黑人土地”的广袤大地上,从尼罗河第一瀑布到喀土穆,作为非洲古代文明的源头努比亚文化、黑人传统部落文化、埃及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叠加效应,强调古老而又年轻的苏丹国家因文明交流互鉴而成为非洲大陆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聚焦非洲阿拉伯国家拥抱现代化的奋斗与挫折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把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核心篇章,注重观察北非人民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挑战,现代性因子如何在典型的东方社会母体孕育生长。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阿拉伯国家已开启了现代化征程,以穆罕默德·阿里为代表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埃及历史的伟大转折,被西方学者誉为“将埃及从许多世纪为虐政所窒息的泥沼中拯救出来”。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北非阿拉伯国家都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他们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艰难探索、寻求折中的发展道路,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在北非得以流行。《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注重呈现形式多样的非洲阿拉伯社会主义,例如,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思想体系及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内涵及其现代化改革的成败;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反部落主义运动等。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的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好景不长,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趋于衰落,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尝试严重受挫。

总之,《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带领读者去领略远方的世界,具备较为鲜明的思想冲击力,也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美中不足的是吉布提和科摩罗的历史,因资料所限,尚未完全形成通史体系;各卷中对中华文明与北非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着墨太少,略有遗憾。

(作者:张倩红,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