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流泪，要么是高兴的激发，要么是伤感的联想。尤其是象历经大风大浪如霍英东先生这样的人，不是触碰到灵魂深处的柔软，掉泪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哽咽得话语不连贯，更是情到深处。

大约在1995至1996年，我因写作《任仲夷评传》，采访了著名实业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先生。第一次是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楼贵宾厅，比较匆忙，主要问他对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时的印象。他说：“任书记呀，是广东的小邓小平哦，他是香港报刊唯一没有负面评价的广东省委书记”。我说，“有这么好评价？这不是香港人的风格呀！”“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他反复强调。后来我去香港专门查了1980至1985年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香港主要报刊登载的关于广东的报道，“确实如此”。由于仅半小时采访交流，相约第二次在广州白天鹅宾馆见面继续采访。

霍英东先生在白天鹅宾馆接受我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交流中回忆往事流出来的热泪和哽咽的声音。那天，霍英东先生穿着一套得体而精神的中山服简装，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点严肃的样子，似乎在办一件庄重的事。谈话开始前，他笑着说：“你写任书记评传，这是个好事，重要的事，不只是任书记的事，而是改革开放的事”。顿了顿他又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写任书记是件幸运的事，我们支持你写好，有什么困难尽管讲”。随后，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笔盒打开，翻开笔记本，打开笔帽，时刻准备记录的样子。他的秘书后来告诉我，“霍主席做事十分认真，每次同重要客人交谈或学习，都会认真做好笔记。事后还会整理成自己的语言，常常做深思状，思考得出的结论亦成为他的新观点或‘纪要’”。

记得那天他在白天鹅宾馆请我吃了便饭。我夫人桂华莲同霍英东夫人霍洪坚妮在旁边聊天。霍夫人当时一碗饭没有吃完，剩下一半左右，霍英东先生拿过来吃掉了。霍夫人笑笑对我们说起霍先生：他对白米饭情有独钟，可以剩菜，不能剩饭。因为他18岁前几乎没穿过鞋和吃饱过饭，谁浪费白米饭，他是很不爽的。熟悉他的人还说，如果谁浪费饭食，可能连同深交与合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霍英东先生流泪是我问及白天鹅宾馆的建设始末。据霍先生讲，这家我国中外合资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在1983年2月开业时，他们发了不少请柬，邀请许多领导出席，居然很少收到回函，说是“不能随便吃资本家的饭”。霍英东先生告诉我，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任书记写了一封信，请他能否参加开业庆典。没想到任仲夷书记欣然答应参加。霍先生说，我感到一天的乌云就要散了，真想大喊一声：改革开放就应该向前向前。

霍英东先生说，在庆典会上，他听了任书记的讲话，当场流下了眼泪。任书记主要讲了3句话：一是说“人们都说免费的午餐没有，我看免费的晚餐不是有了吗？”二是说“听说饭还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今天我是来见识的”；三是说“我是多么希望天天有免费的晚餐呀！”

如何处理霍英东先生的来信，时任任仲夷秘书，后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吉林省政协主席的张岳琦说，他拿着信去请示任书记，任书记风趣地说，“有免费的晚餐咋不去呢？好事啊”。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对复杂的问题，任仲夷能云淡风轻地对待，也是胸有成竹的表现。后来张岳琦先生告诉我，他说打电话给一些领导，告诉了任书记准备参加“免费的晚餐”，许多领导听后都开心地笑了。在当年，先辈们如何以自己的智慧独特的工作，真可谓举重若轻。

回忆到这里，霍先生流泪了：他说，“当时我好感动，好兴奋，觉得一天乌云没有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希望了，中国有救了。我想任书记以这样幽默的话同时也批评教育干部，诠释了什么是改革开放”。

在谈到改革开放几次大的争议时，霍先生几次哽咽：“唉唉，唉唉，改革开放真的不容易呵，真不容易呵，为什么小平同志说叫杀出一条血路，那真是每一步都很艰难很艰难。”

后来，我在写作《任仲夷评传》中，任仲夷同志也告诉我，当时霍英东先生很难，因为他受到几个方面的压力：香港人说他“奴颜婢膝，投靠中共”，在二三十年中，只要霍英东在港参与投资的竞标项目，一律被各种形式打压，连大学也拒收他的捐款；在国内，一些人说霍英东是“回国捞好处，投机分子，资本家就是吸血虫”；在广东也是受到压力，说他就会跟风，是机会主义者。这时，我才理解了霍英东先生的眼泪与哽咽是委屈、兴奋和幸运的渲泄。

如果说，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那么事隔半年后的“一炮一桩”，开启了我国对接国际、融入世界成为常态。这“一炮一桩”与两个人有关：一个是蛇口工业区的主导者袁庚，开工炮是1979年7月8日；另一个人则是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霍英东先生，他主导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下桩第一铲是1979年7月19日。白天鹅宾馆有3大贡献：一个是真正的第一家过亿投资的涉外企业，第一家加入全球酒店协会的企业组织，第一家将酒店作为景点和公共场馆允许居民24小时免费参观。白天鹅宾馆于2010年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家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唯一两家“文物酒店”（另一家是建于清末的天津“利顺德饭店”）之一。

霍英东谈到他及企业为大陆作的贡献，我还青涩地表扬了一番，他却说“实际上一个企业不管多么了不得，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一个伟大的思想观点和节点行动，却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一点点事而已”。

后来，我在采访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时，他谈及在1979年任辽宁日报“脱帽编辑”（右派）时写的一篇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回击那些对改革开放“过了头”的观点，却受到许多人的攻击，说作者一向右倾，应该枪毙。是任仲夷“救了他”，任仲夷在辽宁三级干部会上说，“作者的文章还未尽兴，应该把题目改成莫把开头当过头，莫把支流当主流”。后来，新华社以此题目全文转载范敬宜的文章，影响推动着改革开放。范敬宜先生讲到这里，也是哽咽流泪。

我十分感慨这次对霍先生采访受到的教育。他告诉我，他在南沙有一个会所，我可以随时去休息或写作会朋友，并希望我关注他们的南沙开发。因为他们有些股东有看法，认为“未到其时”，希望我作为一个城市化专家给股东们讲讲课，讲讲广州将很快开发南沙。霍先生出生于1923年5月，1992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连任3届，直到2006年10月83岁时逝世。

霍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很了不得的。1950至1953年，西方对中国禁运，霍先生及一批港澳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购买禁运物资支持新中国建设，他当时不到30岁。当时台海局势十分紧张，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航，台湾舰队在中国沿海游弋，时时扬言要“反攻大陆”。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小摩擦不断，在香港更是打击对大陆友好的人士，并从经济上处处设防，打压一切与大陆亲近的人和行为。港英当局各个部门要职全由英人把持，香港居民无处申辩自己的诉求。霍英东先生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一腔热血帮助着大陆采购禁运的先进武器、盘尼西林，生产军民急需的优质棉纱等，并冒着极大风险运抵大陆港口。

当时，台湾舰艇在沿海巡航阻运，港英当局严查，动刀动枪时时发生。一个冒死为国付出的人，谈及改革开放的辛酸苦辣人生及国运，咋不感慨万千呢？好日子的到来是多么不容易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