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3日 14版)

塞浦路斯被誉为地中海的“金钥匙”,东西方不同文明在此交汇融合,凸显了塞浦路斯重要的桥梁作用。古代文明交往开启了塞浦路斯文明进程,促进了塞浦路斯社会发展,赋予塞浦路斯独有的文化特征。

阿拉西亚王国与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的出现

古代塞浦路斯盛产铜,故被誉为“铜之岛”。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塞浦路斯先后出现了基罗基提亚文化、索特拉文化、埃里米文化和菲利亚文化,这些村落文化的出现均与移民有关。其中,菲利亚文化与安纳托利亚难民的定居有关,他们带来了青铜冶炼技术,标志着塞浦路斯进入青铜时代。菲利亚文化时期塞浦路斯与叙利亚交往频繁,与希腊也有交往,特别是在公元前2500-前1650年,塞浦路斯与克里特交往密切,在塞浦路斯的拉皮索斯和弗诺斯等地,出土有该时期克里特的茶杯、花瓶、短剑等物品,克里特也出土有该时期塞浦路斯铸造的金币。

青铜时代晚期塞浦路斯出现了最早的王国——阿拉西亚王国,首府在恩科米(今萨拉米斯附近)。根据古埃及的阿玛尔纳档案,阿拉西亚国王与埃及法老和乌加里特国王有书信来往,并承诺用塞浦路斯的铜换取古埃及的金银饰品和各种奢侈品,如一张镶金乌木床和一辆金马车。阿拉西亚王国与古埃及和乌加里特贸易频繁,而视赫梯为敌。国王还拥有港口和船队。

阿拉西亚王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的出现。该文字是公元前1500年克里特的线性文字A传入塞浦路斯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字,经历了从第一阶段的80个字母到第二阶段的60个字母的演变,第三阶段的文字是在乌加里特的一块碑石上发现的。研究认为,该时期塞浦路斯与克里特交往甚少,而与乌加里特商贸频繁。在乌加里特生活有许多克里特商人,他们在物品交易中可能使用的是克里特的线性文字A,乌加里特商人又将之传入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在岛上通行了三个多世纪,直到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之交,塞浦路斯遭到“海上民族”的劫掠破坏,随着阿拉西亚王国的衰亡而逐渐消失。塞浦路斯-米诺斯文字的出现,适应了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塞浦路斯社会发展,以及以大宗铜出口为特征的对外贸易的需要,是塞浦路斯社会文化的一大进步,也是文明交往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例证。

塞浦路斯的“后迈锡尼文化”

早在公元前14世纪,迈锡尼的阿卡亚人开始向塞浦路斯移民,主要定居在恩科米、克提昂(今拉纳卡)和伊达利昂等地,塞浦路斯北海岸的一个狭长地带至今仍被称为“阿卡亚人海岸”。阿卡亚移民把迈锡尼物品运到塞浦路斯,然后运往叙利亚和埃及,后来由塞浦路斯工匠大量仿制迈锡尼物品,再运往东地中海各地,而塞浦路斯的铜和木材则源源不断地运往迈锡尼。

随着迈锡尼文化的衰落,更多希腊人开始向东地中海地区迁移。而随着阿拉西亚王国的衰亡,希腊移民建立起诸多类似希腊城邦的定居点,塞浦路斯历史进入诸王国时期。希腊移民改变了塞浦路斯的人口结构,希腊人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体。希腊移民讲阿卡亚-多利亚方言,使用塞浦路斯音节字母文字,这种音节字母被认为是由迈锡尼拼音字母演变而来的。

塞浦路斯早期崇拜也深受古希腊影响。早在公元前3千纪,塞浦路斯人就开始崇拜丰产女神,后来以希腊女神阿佛洛狄特的名字沿袭下来。在塞浦路斯的传奇故事里,阿佛洛狄特已本土化为出生在塞浦路斯佩福斯海岸白色悬崖下的波涛之中,至今依然是重要的人文旅游景点。其他希腊众神也都传入岛上,虽然各地的崇拜不尽相同,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却高度一致:他们都前往希腊宗教中心、阿波罗的圣地达尔斐奉献祭品,这一点与希腊各城邦的情况十分相似。

塞浦路斯诸王国仍采用希腊王位世袭制度,国王是最高祭司、法官和军事统帅。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多为迈锡尼风格的器物。迈锡尼文明在希腊衰落后,在塞浦路斯却呈现出“英雄时代”,有许多关于首批希腊移民在岛上建立城市的传奇故事,而且迈锡尼文化在塞浦路斯又延续了两个多世纪,通常称之为“后迈锡尼文化”。

周围大国统治下塞浦路斯的文化交往

从公元前8世纪末至前1世纪中叶,塞浦路斯的移民交往让位于周围大国的征服统治。塞浦路斯相继经历了公元前709年亚述征服、前560年埃及占领、前525年臣服波斯、前332年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盟友,以及公元前323年托勒密王朝、安提俄克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争夺,直至公元前294年托勒密王朝最终控制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亚述统治时期,塞浦路斯仍保留着浓厚的迈锡尼建筑式样和文化特征。古代塞浦路斯与埃及交往密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塞浦路斯雕刻艺术,其特征是脸庞宽大、眼睛大而凸出、嘴唇薄、鼻子硕大。

波斯对塞浦路斯的统治较为宽松,诸王国可自由前往希腊参加各种宗教文化活动。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一世把希腊拼音字母介绍到塞浦路斯,其铸造钱币上镌刻的赫拉克勒斯神像,具有典型的普拉克西特列斯派特征。其他希腊众神也都常见于该时期塞浦路斯诸王国的钱币上。诸王国中埃皮亚王国的弗尼王宫,充分体现了希腊式的建筑艺术特色。

亚历山大大帝把塞浦路斯诸王视为忠诚盟友,给予更高程度自治,甚至可铸造金币。而托勒密王朝更加重视塞浦路斯的军事战略价值,派驻的雇佣军主要来自希腊各城邦,希腊雇佣军给塞浦路斯带入了“科伊农”(城邦联盟)制度,后来发展成“库普里昂科伊农”(塞浦路斯人联盟),成为诸王国解体后塞浦路斯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促进了塞浦路斯社会发展。

罗马拜占庭统治下的宗教交往

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开启了对塞浦路斯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这一时期,基督教开始传入塞浦路斯,独立使徒教会建立。公元45年,使徒巴拿巴斯和保罗受安条克教会差遣,开启基督教史上第一次旅行布道,罗马帝国驻塞浦路斯总督保罗斯皈依基督教,这是罗马贵族接受基督教的首例。公元47年,使徒巴拿巴斯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并建立直属使徒教会,这是最早建立的基督教教会之一。拜占庭时期塞浦路斯教会得到更大发展,希腊东正教已深入人心,成为塞浦路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有诸多大型宗教活动场所,城市随教区发展起来,行政区划也是教区的延伸。这一时期的教会既是宗教活动的组织者,也是世俗事务的管理者。

鲁西格南王朝时期塞浦路斯的东西方交往

1192年,居伊在塞浦路斯建立了鲁西格南王朝,鲁西格南王朝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参加了第五、第六、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4世纪中叶鲁西格南王朝进入鼎盛期,国王彼得一世大力宣扬十字军东征,成立“佩剑骑士团”,多次进攻埃及,掠夺小亚细亚沿岸。为获得西欧封建主支持,彼得一世两度前往欧洲各国宫廷游说,未获支持后在罗得岛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对埃及亚历山大城大肆掠夺。彼得一世后来死于王朝内讧,鲁西格南王朝从此走向衰落。

十字军东征后塞浦路斯成为欧洲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最后堡垒,东西方交往的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比萨人在塞浦路斯享有贸易特权,塞浦路斯东南部的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已发展成为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同样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此时从东方运往西方的商品增加了10倍,欧洲商人从地中海东部城市购买的商品,如珠宝、金银器、陶器、玻璃制品、天鹅绒、驼绒、毛皮、生丝、棉花、纺织品、染料、香料、蔗糖、明矾、芦荟等通过塞浦路斯各港口运往欧洲,而欧洲货物也经停塞浦路斯后运往地中海东部各港口城市。塞浦路斯是欧洲商贸机构总部所在地,也是欧洲商人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此外,欧洲基督徒朝圣者也多经海路从塞浦路斯前往耶路撒冷。正是鲁西格南王朝的宫廷将唐服圆锥形女式高帽和尖长翘头鞋传入西方,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塞浦路斯参与国际交往进而影响历史进程的关注。总之,文明交往赋予了塞浦路斯特殊的文化秉性,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

(作者:何志龙,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塞浦路斯问题与大国互动关系研究”〔18ASS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