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豪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3日 13版)

有汉一代,被誉为一代之文学者,舍“赋”其谁?有汉一代,学术最为昌明而隆盛者,舍“经”其谁?汉代是经学时代,大量当世文本创作“依经立义”;汉赋是汉一代之文学代表,其铺张扬厉的风格特征,在表彰经学、承载经义方面尤为瞩目。但经学不等于儒学,探讨汉赋与经学之关系,须落实到具体文本,着眼于“用”与“反用”的互证,其学理路径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一、以经尊赋

作为早期中国文体的代表,赋体的尊体模式在中国文体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赋体初立之时,赋家有“倡优”之忧,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之徒都是以俳优身份蓄养,到扬雄更有“小道”之讥。因此,他们作赋都强调讽谏功用,孔臧《谏格虎赋》、东方朔《七谏》直言“谏”字;司马相如《子虚赋》《大人赋》“其指风谏”、《上林赋》“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扬雄作赋,认为“赋者,将以风也”;汉宣帝更是以帝王之姿肯定“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讽谕……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开启以“古诗”尊赋的先河。

因此,班固《两都赋序》引“赋者,古诗之流”说,但不同于此前的以“风”义尊体,而是转以“雅颂”义尊赋,明确称赋是“抑亦雅颂之亚也”。在创作层面,班固的《两都赋》也是赋中之《雅》《颂》,清人何焯评曰“二赋犹雅之正变,五诗则兼乎颂体矣”,赋体归于雅正。东汉末年至六朝时期,比兴寄托成为赋体的重要表现手法。赋以“比兴”尊体,寄托情志,转向新变的、华丽的抒情小赋体书写。赋作为《诗》的“六义”之一,尊体的方式是汲取其他“五义”的精华。

赋体尊体还借助于其他经籍。如司马相如献《上林赋》“览观《春秋》之林……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扬雄《覈灵赋》“请以《诗》《春秋》言之”。更有认为赋体产生于祭祀登坛揖让之礼辞,《汉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章太炎解释说“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汉赋家多居礼职,王褒、扬雄、刘歆、杜笃、班固、崔駰等均有参与当朝礼学论争和汉礼建设,熟悉礼典礼事,赋体创作呈现摹《礼》倾向,故袁栋《诗赋仿六经》谓“赋体恭俭庄敬似《礼》”。

中国文学素由“宗经”以尊体,赋体作为较早出现的文体,谓“古诗之流”“登高能赋”,“六义附庸,蔚成大国”,以六经提升自身品格,以达到尊体目的,为后世文体树立尊体范式。

二、以经丰赋

汉赋与经学的关系,不同于汉赋与儒学的关系,考察汉赋与经学的深密关系,需要从“用”字上下功夫。据统计,在今存的280篇(含残篇)汉赋作品中,明确引用五经文献多达1200余条,其中用《诗》约440条、《礼》约260条、《春秋》约230条、《书》约180条、《易》约160条。赋家引用这些经典,在取辞、取义两个方面丰富着赋体的创作。

汉赋引《诗》与先秦典籍及两汉史传、奏议、子书等引《诗》有一个明显不同:凡是以“赋”名篇的赋作,用《诗》均将“《诗》曰”类标志隐去。“《诗》曰”二字代表的是假言以自重,是高度理性化的公共标准。汉赋用《诗》隐去“《诗》曰”,在语用功能上表现为由断章取义到取辞见义;在语境上表现为意境空间的重新构建,借用《诗》境,并熔铸自己所需要的语境,从而生成一种全新意义的文本;同时,化用变四言为五言、七言(诗化)和六言(骈俪化),在句式上对《诗经》的语言形式进行革新,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赋家选择这种语言结构,彰显的是“言语”的淡褪和“文章”的兴盛。

汉赋以经丰赋,甚至出现一句之中并取多经的辞与义现象。扬雄《长杨赋》“出凯弟,行简易”,取《诗》“恺悌君子,人之父母”与《易》“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围绕赋家创作主旨而兼融取辞取义;班固《东都赋》“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取《书》武王言“今予惟龚行天之罚”与《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之辞,为东汉统治立统张本,意在明正朔且以为史鉴。

三、以赋传经

“传”是解“经”之作,赋具有“传”体的性质,汉赋具有“以赋传经”的特征。这从刘安《离骚传(赋)》、王褒《四子讲德论(传)》和无名氏《神乌傅(赋)》三篇作品的称名,即可见一斑。汉赋创作不仅直接引用经典,而且经学的经、传思路也影响到汉赋的创作。

首先,汉赋家多儒生,赋作鼓吹六经。司马相如《上林赋》“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扬雄《河东赋》“敦众神使式道兮,奋六经以摅颂”,班固《东都赋》“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言焉”,张衡《思玄赋》“御六艺之珍驾,游道德之平林”等。后汉增列经目,赋家称引也由六经增以《论》《孝》而谓七经,如刘桢《鲁都赋》“崇七经之旨义,删百氏之乖违”。

其次,汉赋家视作赋为给经籍作序、传。《世说新语·文学》载孙绰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究其意,朱凤墀《五经鼓吹赋》解释为:“京二册而都三篇,于五经之余得五。则且仿《易》之鸣豫以为则,奉《书》之依永以为型,采颂声于《诗》什,考乐记于《礼》经……盖其词尽切今,论皆稽古,经以开赋之原,赋亦为经之辅。”经为赋之原典,赋可与辅助解经的序、传等而观之。查阅《历代辞赋总汇》,《五经鼓吹赋》同题之作有9篇,作者分别为朱凤墀、宋安元、保瑞、孙文川(2篇)、李宗昉、吴省兰、张九镡、王景模,由此可见一斑。

基于这样的特征,康绍镛便给赋定义为:“盖赋者,《诗》之讽谏,《书》之反覆,《礼》之博奥,约而精之”(《七十家赋钞序》);又有称赋是“六籍之华,九经之库”。后世考经题赋兴起,究其本源当起于汉赋本于经术,阮亨为《律赋经畬集》作序,指出“古人九能,最重登高之作,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忽之也。而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则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洵为作赋之本原耳”,赋约经旨以为六经作传。中国经学解释的常规思路是“以传解经”;徐复观认为《左传》“以历史之事实解释《春秋》”,是“以史传经”;而汉赋用经,是以集部文献传经,可谓“以赋传经”。

四、以赋解经

汉赋家通经致用,辞赋本之六经,“用经”是汉赋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反过来,后世经解又“反用”汉赋章句,因为汉赋家去圣未远,可以成为圣贤经典的代言人,如魏源《定庵文录叙》所说“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犹立”。辞赋家所“言”能裨益于后世经解的阐释,由“汉赋用经”到“经解用赋”,考据经文释意,两汉辞赋文本又成为经学稽古的重要文献元库。无论是唐宋人的十三经注疏,还是清儒十三经新疏,都大量引用汉赋章句,“以赋解经”。

后世经解“以赋解经”是对赋家“用经”作赋的一种学术反哺,是文学与经学历史语境相契合的结果。汉赋“用经”有取辞与取义二途,而在经学的阐释体系中“反用”汉赋,又形成义理、考据、辞章三途。经学文本与早期的文学文本(汉赋)的对话,在“用”与“反用”的过程中展开,形成义理、考据、辞章的相济为用,在学问之途中构成理学维度、历史维度和文学维度的交叉互渗,建构起一套中国古代学术的诠释体系。

汉赋与经学互为表里,“经术之内,词赋出焉;词赋之内,经术存焉”,是为经、赋文本互“用”互证的依据,至此形成“以经尊赋”“以经丰赋”“以赋传经”,以至“以赋解经”的学理路径回环,汉赋与经学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互渗图景。自《汉志》将赋从“六艺”中析出,之后“集部”又是从“辞赋转繁”的建安时代脱胎而来,由此启示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文、史互证之外,还存在经、集互证一途,亟待学界去尝试与探讨。

(作者:王思豪,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