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公许《沧洲尘缶编》中

赋的史学与文学价值

陈明本

一、程公许创作的五篇赋反映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沧洲尘缶编》为宋代程公许 (1182—1251?)著。公许(hǔ),字季与,一字希颖,号沧洲,南宋四川叙州宣化县登龙里(今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蟠龙村)人。南宋嘉定四年(1211)进士。历官双流县尉、绵州教谕、崇宁知县,简州通判、施州通判、知袁州、至刑部尚书,授龙图阁学士。事迹见《宋史》本传。

《沧洲尘缶编》(共十四卷)是目前发现的宋代叙州人最早的著述之一,明成祖时被编入《永乐大典》,清代又被收录于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集部四》,其中卷一有程公许创作的《孔山赋》《葛仙山赋》《北定堂赋》《幽思赋》《南楼赋》5篇。

《孔山赋》以位于浙江衢州縠(hú)水岸边的孔山,俗称窟窿山为题作赋。该山因其中一峰“胸穿大窍,两头通明,整日风声鼓荡不息”而得名。此赋借孔山引出对《孔山文集》作者乔行简(1156—1241)的赞美。乔行简,字寿朋,浙江东阳人。南宋理宗时曾任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右丞相、左丞相,至平章军国重事。程公许1234年从地方进入朝廷后,在乔丞相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乔行简晚年居于孔山别墅,著《孔山文集》,被封鲁国公。

写《葛仙山赋》时,程公许任成都府崇宁县令。古称川西最富裕的上五县“温、郫、崇、新、灌”,其中的“崇”即是崇宁县。崇宁县治所为唐昌古镇,即今天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葛仙山在今四川成都彭州市北,群峰环抱,山峦叠翠。相传晋道士葛永璝在该山结茅为庐,炼丹修道,羽化成仙,因此得名,即程公许在序中提到的“葛璝仙治。”程公许因执行公务,常与山中修炼的道人班荆道故,铺开荆条,共坐谈心,对葛仙逸闻趣事,多有了解。

今泸州在梁武帝时置,唐高祖武德三年(620)置泸州总管府,四年(621)升为泸州都督府,民间遂有“三泸”之称,治所均在今泸州市江阳区。四川眉州青神人杨汝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进士,曾授成都观察推官,后历官秘书郎、起居舍人、礼部侍郎,进工部尚书,南宋绍定初出任泸州刺史。北岩位于今泸州市龙马潭区小市镇五峰山腰。杨汝明曾建北园于此,园内又筑北定堂,取孔明《出师表》中语,仍大书其《表》于屏,并邀程公许为堂作赋。

《幽思赋》为悼念刘光祖而作。刘光祖(1142—1222),字德修,号后溪,四川简州阳安人,故称阳安侯。历剑南东川节度推官、潼川提刑、校书郎、知果州、夔州。宋宁宗即位,迁起居郎,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宋史》三九七有传。程公许任绵州教授时,专门请告老还乡的刘光祖为诸生讲学。刘光祖去世,程公许作《幽思赋》以悼念。

《南楼赋》中的南楼,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黄鹤山顶,又名白云楼。程公许此赋为老师李埴任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而作。李埴(?—1238),字季允,号悦斋,四川眉州丹棱人。历成都府路提刑、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秘书少监、起居舍人。理宗绍定四年(1231),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著《皇宋十朝纲要》25卷存世。其父史学家李焘曾知程公许家乡越溪河上游的荣州(治所在今四川自贡市荣县),后来长子李璧和第七子李埴兄弟入仕前均在越溪河畔蟠龙书院讲学,程公许诗文深得二李指授,为其门生。

二、程公许对蜀中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杨雄顶礼膜拜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司马相如和扬雄是蜀中汉赋大家。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西汉辞赋家,汉赋的奠基者。《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代表作。两赋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汉帝国的大一统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郫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后世常以“马、扬”并称。

程公许的赋承袭了“马、扬”汉赋的基本结构,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后期便已产生。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

西汉前期60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百姓处于严重饥馑之中,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大赋的发展。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

西汉中期90余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休养生息,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这就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皇权削弱,外戚专权,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百姓贫困,无以为生。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如此政局,势必给赋体文学以深深的影响,既无什么鸿业可供润色,又无多少上德可供宣扬,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

公元8年,西汉王朝被自身的腐败击垮,外戚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公元25年,南阳豪强刘秀 称帝,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前期60余年,削平割据,安抚百性,整顿吏治,恢复生产,政权逐渐稳固。反馈到文学艺术主体的赋的创作中,散体大赋犹如回光返照。

东汉后期百余年间,外戚专权,宦官干政,政治极其腐败黑暗,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触发了黄巾大起义,导致全国性的军阀混战,而东汉统治也就让位于三国鼎立了。这样的时代环境,使以雍容揄扬地颂圣为特点的大赋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谕,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加上诗与音乐的分离而独立发展,到魏晋隋唐时,赋在风格特征上逐步趋向于诗歌化,文苑已不再是赋的一统天下。

因此,到了宋代,尽管程公许非常喜欢辞赋,对“马、杨”崇拜得五体投地,但父兄却反复告诫他要专心“举子之业。”

三、程公许对赋文体的继承和创新

阅读欣赏程公许的赋,明显感觉到其既有对古体文赋即汉散体大赋的继承,又有对新体文赋即唐宋时期的散文化赋体的创新贡献。

古文体赋在具体手法层面以铺陈宏大、极尽夸张为特点,并注重修辞炼字甚至喜用怪僻字。《北定堂赋》正文即1800字左右。像汉赋一样,采用主客答问的方式来阐述作者的思想、认识,这是程公许继承古文体赋的一个特色。如《北定堂赋》,开篇即“客有游于泸而咤曰”,继而用“有闻客言,欣然而笑者曰”“揆今泸川,岂昔泸溪?”“先皇曰”“客敛祍而对曰”“客曰”五问五答,铺排烘托了杨汝明在泸州“威令神行,惠化川流,民气以和,边堠不警,乃筑堂于北岩,扁以‘北定’”的情况。

程公许的赋,行文之中常使用排比与对偶,赓续了“赋”的基本特征。《孔山赋》中,俯拾皆有“运臂指于百工,托羽翼于四辅。”“金华峥嵘而擅秀,縠水滂洋而西注。”“吐吞烟霞,蓄泄云雨。”“其大体则蛟螭结蟠,其蕴异则鸾凤骞舞。”“耸桧柏以干云霄,艳葩卉以晞晨露。”“经训厚其菑畬,心地筑之场圃。礼义以为佩服,辞章以为绣组。”“风云翕合,精神会聚。稷契股肱,周召心膂。”“刈葵遑复恤根本之伤,樊柳何以为制狂之御。苟扶持犹可与有为,袖手而亟寻于山墅。”等佳句。

作为赋的变体,新体文赋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

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复古口号下改革了骈偶语言。他们的赋作直接继承发展先秦两汉古赋传统,象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问》,虽不以“赋”名篇,但其既保持主客答难的赋的结构,又用比较整饰而不拘对偶的古文语言,实质便是新体文赋。新体文赋始于唐,典型作品是《阿房宫赋》。

北宋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继承韩、柳革新的传统,反对宋初盛行的骈偶文风,进一步巩固了古文取代骈文的文学语言地位,扩大了古文的文学功能。其成就之一便是使文赋这一赋体发展得更为成熟而富有特色。其代表作即欧阳修《秋声赋》和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从体裁形式看,《秋声赋》和《前赤壁赋》都还保持“设论”一类汉赋的体制,既有主客答难的结构形式,又吸取韩愈《进学解》的叙事性质,但扩大了叙事部分,增加了写景抒情部分。而《后赤壁赋》则几乎完全摆脱汉赋体制的影响,独创地构思了夜游赤壁、攀登峰顶、泛舟长江及遇鹤梦鹤的情节。以这三篇为代表的宋代新体文赋的共同特点是,融写景、抒情、叙事、议论于一体,用相当整饬的古文语言写作铿锵和谐的韵文。

宋代文赋的实质,是用古文语言写作的具有赋的结构的韵文。唐代辞赋讲究“因物抒感”,重在抒情;宋代辞赋讲究寓物说理,重在议论;程公许的赋文兼而有之,其新体文赋的创新之处是:

其一,多用散文句法,句式参差不齐。

大量的散文句出现在程公许的赋里,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杂沓纷呈,甚至在《南楼赋》里出现了“彼其七纵七擒使敌人系首请命于下吏者”这样长达十七字的句子;同时,传统的四六言赋体句不再占主体地位,而让位于不拘格式、灵活多样的散文句法,句式长短相间,工整中现自然的流利,形成一种散文诗一般的参差错落之美。

其二,押韵更趋自由。

《诗经》“楚辞”皆为押韵的诗歌,而汉代辞赋的“本体”部分也是有韵的。至南朝,由于四声的发现,诗歌的韵律要求渐趋严格。唐代律赋,押韵、平仄都有严格规定。辞赋用韵,本是为了加强诵读效果,但一味追求格律,必然会成为一种束缚。当严格的押韵平仄形式成为内容表达的绊脚石时,它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程公许的五篇赋,不再有一以贯之的押韵,努力避免押韵对内容表达的束缚,从而创造出既有韵有声而又平易晓畅的新文赋,既保存押韵的形式,但又不拘于这种形式,讲究表达的灵活自如。

其三,以才学、议论为赋。

宋代诗文好展才学、好发议论。这种时代风习反映在宋文赋创作上,就是“专尚理趣”“以策论手段施之帖括”“以议论胜人”。

赋兼才学,宋初赋风已启重学重理端倪,欧阳修、苏轼开创风气,并奠定宋文赋以学为赋、以文为赋、以议论为赋的路向。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作者并不着意写景,而是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程公许步老乡东坡后尘,其《孔山赋》《幽思赋》《南楼赋》分别赞美了才高德昭的乔行简、刘光祖、李埴的才华和学问。《葛仙山赋》《北定堂赋》亦用典故、掌故、寓言,但多借题发挥、讨论生活哲理,或议论,或抒怀,具备宋文赋偏好理趣的审美风格,以其洒脱的形式和圆熟的技巧,表达高远的意趣和精深的哲理。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陈明本(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特约馆员,民盟四川省委文史委副主任,宜宾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社会事业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