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志(1840—2000)》

“建置沿革”篇中绵阳得名考释补证

王志强

2007年12月,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绵阳市志(1840—2000)》历经22年(1985—2007年)终于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中、下3部,共390余万字,是绵阳市历史上第一部融贯古今的全方位记载今绵阳市境内历史的百科全书。该志是在绵阳市委、市人民政府有力领导下,经全市社会各界、各部门(单位)鼎力相助和市地方志办全体同志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部浩大的文化工程。该书出版后,获得省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从而成为当时市(州)及县(市、区)地方志系统界唯一一部获省政府授予最高奖项的志书。

《绵阳市志(1840—2000)》每一篇、每一章、每一节、每一目、每一幅插图甚至每一个字,都倾注了编纂参与者的心血和精力。其中,耗时最多、用功最大、难度最艰的,首推“建置沿革”篇。“建置沿革”篇虽篇幅不大,但呈现给读者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地名、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都让人穷源竟委,反复查证史料和甄别真伪,方能下笔成文。

一、《绵阳市志(1840—2000)》中的“建置沿革”篇形成经历

该篇对于每一部方志都十分重要,它不仅是方志的开篇之著,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对一个地方历史演变的提纲和汇总,体现了各级志书“纲举目张”的宏观内容和入志范围,政治、经济、文化及该志所要展示、记载的事件和历史变迁。正因为如此重要,1985年2月绵阳市成立,当年5月市直部门即开展修志培训工作,与此同时,市地方志办立即动手编纂单行本专志《绵阳市建置沿革志》。该志由笔者主编,市地方志办主任江瑞炯、副主任辜勇德审稿(江为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辜为绵阳市地方志办唯一通阅《二十四史》的学者)。该志历时4年,经两位领导和笔者反复修订、考证、核实,1989年由绵阳市地方志办正式印刷成书。再,由于市地方志办还承担了原县级《绵阳市志》的编纂任务,笔者同时主笔编纂了《绵阳市志》的“建置沿革”篇章。

2000年,新编《绵阳市志(1840—2000)》正式开展总纂工作,笔者再次约请全市各县市区“建置沿革志”的主笔及市直有关单位专家,征求新编《绵阳市志(1840—2000)》的修改意见,最后形成《绵阳市志(1840—2000)》“建置沿革”篇的终审稿而付梓印刷。

二、绵阳历史上“绵州”“左绵”“绵阳”三个得名的考释与认定

(一)“绵州”得名始末

“绵州”在历史上多次易名,此前先后因治地于此得名广汉郡、梓潼郡、巴西梓潼郡、巴西郡、潼州、金山郡等。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罢潼川的巴西、安城、万安三郡,仍置潼州。开皇五年(585),改名绵州。这是绵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州名“绵州”,而且是因“绵水”得名。《绵阳市志(1840—2000)》第137页内记载得很清楚:“绵州,因绵水得名。隋置绵州时,州辖有万安县(今德阳市罗江区),绵水(今绵远河)流经万安县西南境。由成都沿古川陕道出川,进入绵州境首过绵水。”古文献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皆云:“(绵州)以绵水得名”。

为什么绵州治地一直在今市区(今涪城、游仙城区),紧邻涪江,而州名不以涪江得名却以绵水得名,是何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为避重名而以绵水贯名。其时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罢合州的垫江、清居二郡,就设置了“涪州”。隋时乌江称涪陵水,故紧邻此水而建的州,得名为“涪州”。至于其后绵水为何又改叫绵阳河、绵远河,那是在明、清和近代之后的得名。此记载详见199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德阳市志》:“绵远河古名绵水,明、清称绵阳河,民国29年更名绵远河”。至于此水为什么改名为绵阳河或绵远河,那已是相距隋代近千年之后发生的事。

(二)关于“左绵”一名的由来

此名并非绵阳历史上官方认可的正式政区名,仅是文化界(或文人雅士,或诗书画界落款)对绵州的别称。“左绵”一词,语出杜甫寓居绵州公馆(今李杜祠所在地)时题写的《海棕行》一诗。其诗开篇有“左绵公馆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云”之句。

“左绵”一词,最早出于晋人左思《蜀都赋》。赋文中有“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句。赋文的原意指:从蜀国之都的成都东(北)面出发,一直绵延到巴中(治地不详:一说今汉中;一说古巴兴,治今蓬溪;一说古巴西郡,治今南部县。此三地皆为古巴人聚居区),各种濮人充塞(把持、据守)在各个要害险固之地。

这里有个古地理概念的转换问题。古代从中央到各府、州、县治所(衙门)朝向均是向南开,成都自然也不例外。今人民南路天府广场毛泽东塑像所在地,就是明代蜀王府所在地(蜀王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除),明代蜀王府大门朝向正对成都市区南方(人民南路)。因此,古人以“上南下北,右西左东”确定地理方位。旧时有民间谚语说:“衙门向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成都为古蜀国之都,《蜀都赋》所描述和记载的内容,均按此地理方位来记述。故此赋文中的“左绵”,自然应指成都以东(或东北向)一带,绵州正好处在成都的东北向,故杜甫以“左绵”代称绵州也是可以理解的。

《绵阳市志(1840—2000)篇第137页专门以“附文”形式,对此作了说明:“《太平御览》转载《游蜀记》说:‘左绵郡有小江三川,所尚绵州’。此后,常见书画作品落款以“左绵”代称绵州。”

四川大学四川史专家刘琳教授(《华阳国志校注》作者)在讲述历史上出现的代称别名时,曾专门举“左绵”代称绵州的典型案例。

(三)“绵阳”得名由来

1912年民国初兴,地方施行新政。其时政区设置由清代的府、州改为道、县制,绵州一地改属川西道(治今成都市,民国3年改为西川道)。民国二年(1913年),绵州正式裁撤。从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施行“省县入州”之制:凡州治所在县,不复设县,以州代县,称为“绵州本州”,但民间则直称“老绵州”。若县名再用“绵州”一名已名不符实,取改新县名燃在眉睫。新县名既要传承历史脉络,又要反映县的特点。其时先后知绵阳县的四任县长(县知事)梁光麒、张瑶、袁钧、蒲殿钦都参与谋划过此事。同时从民国8年(1919)起,开始编纂《民国绵阳县志》,书成于民国22年(1933),与《同治志》相隔59年,正符合雍正帝钦颁地方志“六十年一修”的规定。

民国8年(1919)5月,梁光麒(字殊士,清举人)到绵上任,设修志局于县议会,并莅局倡导,粗定志体、志目,但不久防军迭更,知事易人。民国10年(1921)4月,县知事张瑶(字艺元,清贡生)到任,只确定了主编,即卸任。民国17年(1928)5月,县知事袁钧(字朗如,曾任安县、温江知事)到任,对修志“尤为提倡,筹资经费,志虽未成,谋始有基”。民国19年(1930),县长蒲殿钦(阆中人,香港大学毕业,授教育学士学位)莅职,亲督县志编修,设修志局于南乡公署,拨城南数乡屠宰税收作修志经费,并自兼修志局局长,至民国22年(1933)3月完成。

县志总纂由副局长崔映棠担任。崔氏,绵阳人(今城区仍有“崔家巷”街名为证),清贡生,曾署华阳、犍为、江津县教谕,民国改任绵阳视学。崔氏在民国初卸任江津县教谕归绵,后被聘为绵阳《县志》总纂,一直到《县志》付梓问世,他一直参与“绵阳”县名的确定与入志记载的全过程。此人生前曾向绵阳年近百岁的老领导杨云涛(县级绵阳市政协副主席)、王承员(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任县级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后任涪城区人大副主任,年近90岁病逝)等著名乡贤老人,讲述参与“绵州本州”改名为“绵阳”的全过程,而以老县城位于绵山(今从越王楼景区所在地)之南而得名“绵阳”(取旧时“山南水北”为“阳”之古义)。崔映棠将其记入《绵阳县志》卷一“疆域·山川上”(P71-P72):“绵山,《旧志》:‘治北二里,与天池山相联,为一县主山,州以此得名……距城不三里,是为一州之来龙’。案:《水经注》《元和郡志》《舆地广记》皆云‘绵州以水得名’,此谓以山得名,古籍无之,名由后起。”十分准确而又明白地记载了古“老绵州”改名为“绵阳县”的全过程和得名缘由。

按清代方志专家章学诚所言:“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也就是说,在方志使用资料时,必须坚持使用当地人提供的资料,因为事件发生在当地,事情的真伪就容易核实;而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那么更容易查阅到真实的全过程。所以,与其舍近求远地寻找各种稗官野史,不如就地寻求当时参加议定之人,他们是当事者,更是决策者。而崔映棠不仅本身就是绵阳人,而且是参与为“绵州”更名者之一,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去世,他亲口对不少人讲述过当年取名“绵阳”的前后经过,并且还作为民国《绵阳县志》主编亲自笔录了此事。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志强(原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绵阳市志》《绵阳年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