宕渠故城:古之賨国都

刘 渠

东晋《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宕渠县,郡治。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

北宋《太平寰宇记》138卷渠州:“古賨国,城在流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国都也。”《元丰九域志》:“流江古賨城有古碑,文字磨灭。”——流江县为南梁普通三年(522年)在故宕渠地所置,今渠县与之一脉相承。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喜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

清代《蜀碑记补》:“城坝碑,在渠州。”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右无名碑,蜀人谓之城坝碑......”

大量古籍和碑记,均指向宕渠县、渠州流江县、今渠县的一处古城——賨城,即故宕渠县城,今谓之“城坝遗址”。

城坝遗址坐落在川东渠江上游左岸,地处今渠县土溪镇城坝村、天府村和东安镇燕岩村一带(东经107.06°,北纬31.00°),占地约560万余平方米。古城核心区“郭家台”占地5万平方米左右。城池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环境优越,是古代非常理想的城垣位置。

渠县土溪镇城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置图

賨城是历史文献有确切记载又得到考古证实的古城遗址。其城渊源久远,约兴于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5世纪),盛于秦汉,衰于两晋,东晋末(420年前夕)毁废。城坝遗址是目前川东地区发现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经历了约900年盛衰跌宕的漫长岁月。

渠县城坝遗址鸟瞰图

一、历史悠久的“宕渠”

巴蜀自古为蛮夷之区。《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奴、共、獽、夷、蜑之蛮。”常璩的表述是战国时期的巴国属民有上述八族。从地理上说,大巴山南坡渠江流域则是古賨人的世居之地。扬雄《蜀都赋》:“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就是说川东地域上主要有巴人、賨人两大族群,并且绵延分布着百濮等族人。扬雄为西汉蜀郡人,当时人记当时事,可靠性很高。

所谓“賨”,是国家赋役制度的产物。《说文》:賨,南蛮赋也。“巴人呼赋为賨”,遂有“賨钱”“賨布”之称,秦人将称赋为賨的巴夷叫做“賨人”,为专称,以区分廪君蛮。

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司马错、张仪率军伐蜀,兼并了巴蜀。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置巴郡,“仪城江州”。宕渠县与郡同置,治于賨城。《巴志》所谓“宕渠盖为故賨国”是说,宕渠县与故賨国一脉相承。又说“始皇时,有长人二十五丈见宕渠。”湘西里耶秦简发现有“宕渠道”的政务记录,表明秦帝国时期,宕渠或因蛮夷聚居区,曾经“以道统之”。《汉书·公卿百官表》载:秦制“县有蛮夷曰道。”

《巴志总叙》:“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十一县。”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984第1版)指出,秦并巴蜀后,考知有成都、阆中、江州、宕渠等二十五县。这个说法又反映秦末汉初“宕渠”复以县称之。

“宕渠”不仅是一个古地名,更是一个文化范畴。这就需要从县名涵义中去溯源,方可正确解读。自唐代迄今,关于县名的释义不下六七种。各种说法均未能从本源上探究,皆不能自圆,终属不大靠谱。笔者从地名的文化记忆属性着手,据《说文》“宕渠”二字分别含有居处之义(当然属于汉语言文字的意思表达),进而考察渠江流域先民族群源流,以为是先民的居式——“宕渠居式”,即以溶岩洞穴和傍水结庐而居的居处样式,与先民采集、渔猎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宕渠”用作县名,则是当时人们对于先民时代的追思和怀念了。其寓意深刻,指代性明显(这里不展开讨论,可上网搜索《宕渠,文化记忆2000+》一文)。

《汉书·地理志》记载,宕渠为巴郡11县之一。西汉宕渠县包括今之达州市、巴中市全部及城口县,广安市的广安区、前锋区、邻水县,南充市蓬安、营山等县地,其辖区基本覆盖整个渠江流域。宕渠县地域广大,面积40000平方千米左右,约占巴郡总面积的1/3。

《后汉书·郡国志》载巴郡十四城,实为巴郡所属14个县级政区的治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分宕渠之东置宣汉县(治今达州市通川区),分宕渠之北置汉昌县(治今巴中市巴州区)。宕渠县属地仍有今渠县、大竹、邻水、广安、蓬安、营山等县地。

东汉兴平元年(194),益州牧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垫江以北为巴郡,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建安六年,鱼复令蹇允争巴名,遂改永宁为巴郡,固陵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故有“巴西宕渠”之称谓。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取汉中,张鲁出降。张鲁在汉中盘踞近三十年,政教合一,“以鬼道教百姓”,宕渠賨人多往信奉,賨人族酋大多也与张鲁交好。原巴东太守朴胡、巴西太守杜濩皆賨人渠帅,带领一批人北投曹魏。本来三巴头领已经离蜀,魏将张郃也许是想到宕渠再弄一批骁勇善战的賨人去充军,自领3万人,并以老杜为向导和帮衬,进军宕渠“蒙头、荡石”,被蜀将张飞围在几个山头上,“相拒五十余日”。宕渠一战,“良将”遭遇“虎将”,最终张郃被打得大败,仅十余骑走间道逃回南郑。

建安二十一年(216),刘备鉴于宕渠为拒曹要地,乃升宕渠为郡,辖故宕渠县境域,又专设“宕渠侯国”,署賨人族酋杜濩为“賨邑侯”,特颁发“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方(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这说明巴夷已普遍接受賨人名号。

西晋末,賨人后裔李雄在成都建立大成政权,建元建兴(304年)。大成国分置六州,其中梁州辖8郡。李雄当皇帝后,将故乡“龙兴之地”宕渠县复升宕渠郡,属梁州,领地同前。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成汉政权维持44年。东晋永和三年(347)桓温伐蜀,成汉亡。

东晋时战乱不休,政区混乱。宕渠郡仍置,领属同前。《太平寰宇记》:(宕渠)“东晋末,地为蛮僚所侵而廨,遂以荒废。”时间约在公元420年前后。

賨城——宕渠故城,历时约900年,是渠江流域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二、考古发现

故宕渠县城垣的位置,在古籍中写得很具体,与当代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城坝遗址经正式考古发掘,于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开展系统考古发掘,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考古进行时·城坝遗址》专题片;2013年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占据2个整版的大篇幅文章,首次对外披露在四川渠县发现战国秦汉时期的特大型遗址。文章称,城坝遗址和渠县汉阙无疑是四川地区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2014年,《城坝遗址出土文物》专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4—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对城坝遗址进行连续系统的考古工作,界定其遗址范围约567万平方米,清理出城墙、城门、房址、墓葬、水井、灰坑、沟、窑等各类遗迹数百处,出土各类文物千余件,基本厘清了由城址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部分组成的遗址功能分区,初步构建了遗址自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年代序列。专家称,城坝“津关”遗址及其简牍的发现,展示出汉代宕渠賨城的繁华景象。2017年出土“宕渠”陶瓦当2块,正是县大堂所用之物,直接锁定这里就是宕渠县故城所在。此前征集到一块“大章志功”文字砖,其铭文特有意思,分明就是东汉车骑将军冯绲自诩有功于国而特意烧制。连同“宕渠”瓦当的发现,确证冯绲增修賨城的事实。“车骑城”的说法信而有征。

2020年1月,城坝遗址第六次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此次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4座,其中3座墓葬保存较好,1座墓葬仅残存一件陶罐。这批墓葬均为狭长方形土坑墓,墓主人均为屈肢葬或二次葬。编号为M45的墓葬规模较大,长7.9米,宽1.8米,深1.6米,墓室下部设置有器物坑,出土器物主要包括铜器、陶器、玉器等。其中铜器有浴缶、缶、錞于、编钟、钲、钫、剑、鍪、釜、釜甑、印章等;陶器主要为罐和豆;玉器主要是龙纹玉佩、蜻蜓眼琉璃珠、料珠等装饰品。考古队长陈卫东说:城坝M45墓葬等级较高,是继涪陵小田溪和宣汉罗家坝外,巴文化核心范围内新发现的中大型墓葬,填补了战国中晚期巴国大中型墓葬的空白。

渠县城坝遗址2017年发现的“宕渠”陶制瓦当

三、賨城的兴起

守君卫民为城邑兴起的最初动因。《管子·度地篇》:“内为之城,城外谓之郭。”中华古城是四周围以墙垛、扼守交通要冲而具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释名·释州国》释都:“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左传》云:“邑曰筑,都曰城。”《四川通史》:“巴的城垣具有明显的政治军事性质,尤其具有军事重镇的特征。”

賨城究竟肇兴于何时?相关文献不详。杜佑《通典》:“梁州在夏殷之间为蛮夷之国,所谓巴、賨、彭、濮之人。”说得很笼统,国与人概念混淆,是无法界定的粗略表述。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对賨城的兴起作了一个判断,以为“在宕渠建县之前就形成了。”

目前,城坝考古文化土层的年代划分,从器物形制上判断,所处时代为战国中晚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但是,城池的兴起取决于多种因素,跟宕渠先民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相关,受周边蛮邦互动形势所迫,故有“守君卫民”的客观需要。在汉水流域,公元前611年秦巴楚三分庸国。庸人以善筑城驰名,而庸国方城坚不可守,何况賨人无坚可守?在峡江地带,廪君蛮日渐强大,战国初宗姬巴国又西进川东巴地与之融合,战事不息、五易其都,生存环境使得賨人筑城建都,是“一刻都耽误不得”的大事。

由此可见,賨城约兴于春秋战国之际,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左右形成是大致成立的。

四、宕渠城的历史地位

宕渠故城历为賨人首府,是渠江流域古代治理中心。

军事地位《逸周书·王会》:周成王七年(约公元前1036),洛都建成,诸侯聚会。“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献)”,诸侯国或蛮夷邦国方有资格参与“王会”,说明渠江流域已形成邦国(只不过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形态)。从历史记载上看,賨城是四川盆地蜀、賨、巴三国唯一稳定发展的都城。

城坝考古发现的津关设置形势图

賨城所在的城坝,为两级台地。一级台地约3平方公里,形如半岛凸挺渠江,扼勒水路交通干线,舟楫航泊赖以操纵。东二级台地,为礼义山、大小斌山、达岭、燕岩自北向南连成一气,成为天然防线,进有所阻、退则登高凭险可恃,易守难攻。城坝的地理形势,上溯巴、州二河可进抵米仓、巴山而临观秦楚;假以舟楫顺江而下,三五日即可达于合、渝,饮马大江。賨城位置优越,是川东北的战略要地和津关锁钥。古城对于渠江流域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经济地位渠江流域自古适宜农耕。早在战国之际就是“土植五谷、牲具六畜”的富饶地带。经济作物盛产麻、桑、漆、蜜、蔬果、药材、竹木,其中苎麻是骨干品种。农产品加工业兴盛,“賨布”具备一定规模;“清酒”驰名中原,酿酒工艺独步一时,源远流长。建县后,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秦国耕作技艺的传入,铁制农具的使用,使农业得到快速发展,促进了商业化手工业的长足进展,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兴起,市场急剧形成和扩大,賨城作为完全意义的城市粗具规模。史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京兆长陵(今咸阳)人第五伦,署宕渠县令四年而迁益州牧。可知,宕渠县为汉代“上县”之一。

手工业作坊颇具规模。宕渠陶器制作历史悠久,轮制和着色技术在建县后已经掌握,出土的秦汉陶器不乏精品(其中为我国首次发现的汉代上釉砖一块,是中国制陶工艺的首创)。窑窖遗址分布在城坝的各个角落,汉砖遗存之巨,表明其生产规模十分浩大。左思“外负铜梁于宕渠”的描写,说明华蓥山脉早有铜矿开掘。大量青铜器皆由本土生产。宣汉罗家坝和渠县城坝出土精美的青铜器,表明与中原相继进入青铜时代。秦皇统一后,六国工商豪富和工匠迁入巴蜀。北方冶炼技术的传入,使宕渠县冶炼业快速发展。东汉时,宕渠已设有铁官。石雕及金属铸镂工艺有了广泛运用。竹木编制和漆器加工也相当发展,并作为商品向外输出。城坝附近农民数次拾得战国齐燕刀币和韩赵魏布币,表明通过秦国而与中原各国已有一定的贸易往来。賨城已为川东北新兴的商业中心和物资集散地,是盆地东部对外贸易的基地之一。

从战国中晚期到东汉初期,賨城经历了400余年的繁荣。东汉朝廷的过度征敛,地方官吏、豪门势力的层层盘剥,迫使賨人反抗并频频发生武装斗争,从而经济破败、各业萧条。汉末和东晋末期两度大的社会动荡,渠江流域土著人流徙,渐成荒芜之地,城邑也随之颓败成墟。

賨城作为手工业、商业中心和盆地东部外贸基地,大约有600年。

政治地位“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賨国没有其他文献记载,是个传言,也应该是个代指。賨人是否发展到王国,当然有待考证。从渠江流域巴人族群的文明程度判断,从其社会结构及军事、经济、文化的总和而言,在“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政治环境下,我们不能排除宕渠先民族群因应形势,必须树立王权方能有效调动人力物力资源,聚合族人,保全生存发展成果。宕渠县建立后,变“賨国”为秦国的一个政区,“賨国都”成为宕渠县治,仍是賨民族群的首府。

在秦并四川盆地时,賨国或以大势所趋,与秦国在军事上妥协,因而没有战事的记载。这意味着为秦国的统一进程作出了贡献。秦昭襄王时,賨民族出兵平定了虎巴贵族的武装叛乱,为维护秦国地方政权的巩固和社会治安建立了功业。秦·夷“刻石盟约”是发生在宕渠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成为秦国羁縻制度在巴蜀实施的先导。由此确立賨人“民族自治”的政治局面,为渠江流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政治基础。賨城仍然是渠江流域宗法统治中心和社会活动中心。

东汉以来,各地民族矛盾频发。賨人曾数次出征各地。东汉中期开始,賨人社会的组织结构遭到破坏,賨人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賨人从地域分割到宗族分解,民族自治由此解体;賨城作为一般的郡县治所,城市的政治地位实质上走向了衰落。渠江流域的治乱与賨城中心地位存在与否、与民族自治与否有很大关系。东汉晚期,賨人不断出征,又因不堪压迫而多次起义。至建安中,賨人社会分崩离析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賨城的区域中心地位和繁荣景象再也不复存在。

成汉李寿乱后,黔中僚人大举入蜀,四境不宁。宕渠为僚所据,郡县荒不成治。賨城为宕渠县治地830余年,其间,划小县境又置郡管理原范围约300余年。

文化地位渠江流域有着悠久的文明史,是宕渠文化的摇篮。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族群迁徙于此生息、繁衍,从“宕渠”居式到定居生活,开始了巴人的上古史。随着物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特征的古典文明,系统地构成古代文化范畴,在四川文明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文化构成内容主要有:“巴”系列地名、物产名;族人身躯高大,性情敦厚质朴,天性劲勇;服饰左衽、弜头、跣足,擅长射猎,善酿尚饮;敬祖尚祀,俗喜鬼巫;族人性格“质直好义”、勇锐喜舞。传说参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汉初,阆中范目募发賨人助刘邦还定三秦,为汉前锋,数陷阵。刘邦观之惊呼“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后令乐人习学,这就是极富盛名的“巴渝舞”。

“巴有将、蜀有相”,是两汉最为著名的人文景观。賨人“世挺名将”,庞雄、冯绲、马忠、王平等威名远播;臧哀伯、元贺、李温、冯焕等均为国家重臣,“皆建功立事、有补于世”云。

宕渠賨人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维护賨人社会结构的稳定和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这一民族文化随着賨民族群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他们在历史上的消逝而衰微。秦并巴蜀后,民族文化融入了中原文化,使宕渠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賨城不仅是宕渠文化精要之所在,也是賨人的文化活动中心。

“賨国都”的传闻历久不衰。左思《蜀都赋》激情洋溢地写道:“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蹻容世于乐府。”

清酒之甘醇,賨旅之劲勇,巴渝舞之雄浑,汉阙之神奇,是渠江流域古典文化的精粹与缩写,也是宕渠先民千古之绝唱。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渠(1958年生,四川渠县人。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特约专家,多年从事地方志编修工作。在省市级刊物和微信平台发表地方史志文章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