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 4期

蜀学大儒

龚道耕先生的经学沿革略说

李冬梅

立足于儒家经典的中国经学,作为我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主干,由汉至清,绵延了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数次的演变,中国经学因经书文字与内容的不同,在今文学与古文学的相互纷争之下,历代经学家研究的旨趣亦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所谓的汉学、宋学以及清学之别。

关于中国经学的具体沿革与流变,《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首次作了分期说明,其云:“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馆臣认为2000多年的经学演变,共有6次变迁,依次为两汉时期、魏晋至宋初时期、宋初至宋末时期、宋末至明初时期、明正德至明末时期、清初时期,并以拘、杂、悍、党、肆、琐6字概况6个时期各自的弊病,而最终统归于汉学、宋学两派。

其后,有关经学通史或经学历史方面的著作相继出现,这些著作或以朝代为断,或以学派为别,对中国经学史的分期提出各自意见。如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大体全以朝代为断,将中国经学史分为10期,为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春秋时期)、经学流传时代(经学传于孔门,七十二子支流,分于战国)、经学昌明时代(西汉)、经学极盛时代(东汉)、经学中衰时代(魏晋)、经学分立时代(南北朝)、经学统一时代(隋唐)、经学变古时代(两宋)、经学积衰时代(元明)、经学复盛时代(清代)。皮氏这一分期,优劣共存,其优点是简明扼要,又不失系统性,将二千年来经学的变迁,清晰明了地呈现给读者,“为经学史辟一新途径”①。其不足则是学术演变的脉络不清,学术发展的轨迹不明。舒大刚先生曾说:“学术产生和发展有政治因素,但也不完全随着改朝换代而变化。一种学术的发展和勃兴,必然有其自身的理路;一种新兴学术取得统治地位,也有一个由渐而肆、由微而显的过程。上一个学术典范的结束,其实也是下一个学术典范的孕育。”②因此,皮锡瑞关于经学史的这10个分期,有学者就认为,“他的分期看来清清楚楚,实则不清不楚,是一种表面上的分期,只在现象上求同存异,而没从根本上去探究原因。他的分期说也反映了明显的今文经学立场”③。周予同先生也指出不要忘记皮锡瑞是经今文学者,不要忘记皮锡瑞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对于《经学历史》这部著作,“假使粗忽的披览,似乎不能将经古今文学、宋学的发生、变迁、异同、利弊一一明晰地显示给我们。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的派别来记述经学,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批评反对派。诚然,就经学说,他是没有失掉立足点;但是,就史学说,他这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了。”④

继皮锡瑞《经学历史》之后,龚道耕先生亦著有《经学通论》。龚道耕(1876—1941),字向农(又作相农),一字君迪、悲庵,别署蛛隐,晚而重听,又自号翁。其先浙江会稽人,家牒承传,蔚为士族。七世祖受易公,官四川长寿典史。八世祖湘浦公,就养来蜀,会故人黔西李恭勤公世杰总督四川,请参幕府,暂游成都,乐其土风,遂家焉,因著籍成都。祖玉彬,广西平南、苍梧等县知县,以军功擢知府,治行卓异,遂高止足,弃官而归。父维翰,附贡生,署理番厅教谕,创办成都县小学堂及师范班,博学开敏,有闻于邦,有子7人,先生居其长。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先生生于成都,历县学生员、副贡、举人,随后即入赀为内阁中书。但无意做官,遂归故里,专事教育。光绪末年,先生曾在四川学务处襄理办学诸事,为其涉足教育行业之始。至父藩侯创办成都县小学,先生亦参赞其事,从此与教育结下毕生情缘。其后,先生亦曾任官立四川优级选科师范学堂监督。至辛亥革命后,先生又历任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眉山县立中学、成都县立中学校长。民国十五年(1926)起先后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民国二十年(1931)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与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先生乃卸师大校长任,专任国立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两校教授,主讲经学,直至民国三十年(1941)谢世。

龚道耕先生不仅仅是近代四川高校的知名教授,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术大家、蜀学的重镇人物、一代经学大师。先生于学为大儒,于行为大师,两肩道义,经师人师,为完人矣。故姜亮夫言“先生始终以儒师为职志,牖启民愚,成就多材,贞壮为世所罕见,毁家以救上庠之厄,而非专固自私,则亦儒者传习所事,醇雅为当时学人之所不及。则学识人品,俯仰不愧其所业,门子弟与时人皆奉为大儒、纯儒”①。其学问渊博,勤于著述,学贯四部,平生所著论著自《仓》《雅》《说文》、音韵、训诂,以及经注、经疏,辑遗校勘,无不涉猎。其学又不拘家法,汉宋兼主,今古并治,左右采获,卓然成一大学宗。其著《经学通论》一书,系龚道耕先生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时,在所编经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经学概论著作。是书卷首有华阳林思进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叙》,述及撰著大略和刊刻缘由,云:“方庚子、癸卯之际,吾与龚君相农年皆盛壮,亦尝稍稍窥览其域。退而审谛,知不必然,陵夷至今,猥怪之说,视昔尤众,凡当日号称闻人钜子者,莫不俯首却行,仰号令为进退。呜呼!学之不讲,乃至是乎!今者群咻渐止,读经之声稍传庠序,而相农以经教授吾蜀高等师范者十年矣。其搘柱飙狂涛骇中者最久,于是有《经学通论》之作。诸弟子著录者,亦并服膺师说,惟恐或失,请于君,得印行之。”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创建于民国十五年(1916),先生于是年起在此任教,为诸生讲授经学,历时10年之久,在其所编经学讲义的基础上,故有《经学通论》之作。

是书正文除设《群经名义》《群经篇目》《群经学说》三章论述经学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外,又设有《经学沿革略说》一章,按照经学的发展脉络来阐述各个时期的经学流变。其具体分期就是将中国经学史分为“经学始于孔子”“晚周秦代经学”“汉初至元成时经学”“哀平至后汉经学”“郑氏经学”“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隋及唐初经学”“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经学”“清乾嘉经学”“道咸以后经学”13个时期。

统观龚道耕先生的13期分法,与皮锡瑞的10期分法相比较,实有出人意表者。如将“郑氏经学”划分为一个时期,先生说:“兼用今古两家之学而会通为一者,郑玄是也……黄初以后,郑学遂立博士……自建安以及三国,数十年中,今古两学皆微,而郑氏学统一天下矣……自兹以后,经学惟有郑学、非郑学两派,而无复今古之辨矣。”①以一个经学人物统领一个时期,这还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分法。

再如,不是简单地以两汉或者西汉、东汉划分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细致地划分成“汉初至元成时经学”“哀平至后汉经学”两个时期,指出:“汉代之经学,皆传自秦代者也……西京一代,诏令所引,奏疏所述,民间所业,皆博士所职之经,官师合一,无复歧途……此西京经学之所以称盛也……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从两汉时期经学的发展脉络而言,从今文经学的形成、嬗变以及古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经学之争,再到郑学的小一统,龚道耕先生遵循学术发展脉络,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学术分期,的确是比较恰当的做法。其他如“隋及唐初经学”“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经学”“道咸以后经学”等分期,大体也是遵循了这一思路。

蒙文通先生研究史学史,最注重通识,其“通观达识,明其流变”的史学思想为众所周知。蒙先生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②诚然,讲学术史更应当关注学术自身的流变和发展轨迹,不能简单、粗暴地仅以朝代的更替来论述,因为一种学术的兴起和终结,与一个朝代的建立和灭亡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时间轴上,学术的发展和演变有其自身的理路。因此,龚道耕先生对中国经学史的分期,能够以学术演变的脉络为准,注意到每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是非常理智、正确的做法,这相较于仅以朝代废兴而分期者实更具特识。舒大刚先生于此就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历观龚氏的十三个分期,其中固然有按时代或朝代划分者,有的也是约定俗成的,如‘晚周秦代经学’‘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清乾嘉经学’等。但是,更多的则是将一个朝代分成前后两段,或将几个朝代合成一个时段,如‘汉初至元成’‘哀平至后汉’‘隋及唐初’‘中唐以后至北宋’‘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道咸以后’等等;有的甚至将一个人划分为一个时代,如‘孔子’‘郑玄’等。这样划分看似零乱,时间长短也不一致,其实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且更能体现学术之萌芽、转变和盛衰之真正面貌,更能看出学术典范转换之轨迹。”③龚道耕先生的友人庞俊也评论其《经学通论》一书说:“明经学流变,秩如有条,视皮鹿门《经学历史》,有过之无不及也。”④即指此而言。

龚道耕先生治经不主门户之见,汉宋兼采、不分今古,遂成就了先生在经学上的博大精深。故其所作经学著述,或议论卓识,或考证精湛,盛著一时,深为学者景仰,蜀中故有林(思进)、龚(道耕)、向(楚)之学。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