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化西路古蜀道(上)

任国富

广元市昭化区地域面积1433.47平方公里,是古蜀道核心区所在部位,古蜀道本体、附属设施及文化遗存众多,金牛道、利阆道和米仓道与利阆道的连接道等贯穿境内,形成了完备的道路体系。金牛道东起昭化镇摆宴坝,西至大朝乡高庙铺,全长34.95公里,其中保存完好的蜀道长14.62公里,按现有蜀道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为天雄关、竹垭子、高庙铺共3段,划定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范围11宗。昭化西路古蜀道主要是指昭化古城至剑门关的蜀道。此段蜀道处于崇山峻岭中,开凿难度大,行走困难,是“蜀道难”的典型。

一、路线走向

昭化西路蜀道有三条。

其一,沿清水江折转至剑门关,主要在汉晋以前。李元《昭化县志·道路》载:“汉晋驿道由宁羌入蜀,及白水镇之北,缘白水东岸,进粗石栈,出茅班口、下石关渡白水,迳紫兰、安昌、宝轮、石桥、白田坝、大苍坝诸坝,再渡清水、经古小剑戍西南,由剑溪古石牛道入剑阁。”此段道路的优点是沿河坝行走,相对平旷,重车可载,多为沙路,雨无泥潭,缺点是临河低平,易遭洪水,“路沿清水行,高不过数丈,遇夏月水涨辄漫溢或冲击坍塌,且四渡清水,舟輓维艰。其剑溪之内巨石横斜,临崖千仞,耸壁百丈,略一俯眺,殆可骇愕。”在冷兵器时代,此路行走困难,便渐次弃用。

其二,唐宋驿道。路线主要从昭化古城西经龙爪湾、拦马山、泥溪壕、朝阳、高庙铺、七里坡到剑门。李元《昭化县志·道路》载:“唐驿道自县城西龙爪湾建栈阁,越山而过为官店垭,下泥溪上白卫岭,直抵高庙铺。前明尚有小道,今栈迹尚存。故唐元宗僖宗俱渡桔柏津,蜀主王衍毁桔柏浮梁,而白卫岭又元宗遇老子处。”此段道路翻山越岭,迂回偏长,涉泥溪壕下水,洪水季节水流冲奔通达时阻。道光《重修昭化县志·铺递》载:旧大路“县城往来剑广别有僻路,亦设铺递五处曰:皂角、板石、官店、朝阳、高庙,每铺各置司兵二名。”隔山容易隔水难。加之迂远,明末渐弃。

其三,明清以来的驿道,又称通京驿道,即从昭化古城西门经天雄关、大木树驿、孔道新、高庙铺至剑门。此段驿道是在原僻径的基础上开凿出来的,主要原因是较为坦近,涉水少,几乎是陆路,便于行走。此段驿道开凿于明天启四年(1624),开通于崇正元年(1628),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走驿道,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式辟为通京驿道。李元《昭化县志·道路》载:“今驿道明天启四年初,凿山开径;崇正元年功始竣。道左有二碑,白卫溪磨崖书曰:砥矢周行。孔道新石碣书曰:孔道新较官店、朝阳之道为近,当时系僻道也。”此段道路自开通至今历时四百多个春秋,为改善通达和方便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厥功至伟。当地百姓称此段道路为“皇柏大路”“老大路”,现大部分保存完好。现存石铺路面、关隘一处、桥梁四座、铺递遗址五处、驿站一处、古松柏树若干、摩崖雕刻二处,遗存丰富,文化深厚。

二、现存通京驿道概述

(一)凿山开路不寻常

现存驿路开凿始末,前人之述备矣。先贤不畏艰险,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从天启四年至崇正元年,创修道路仅四年时间便投入使用。大朝罗家山山腰刻“修路碑”。明天启二年(1622年),在古蜀道东侧崖岩上凿刻“砥矢周行”摩崖石刻,版面宽1.2米,高2.3米,字径0.4米。竖行楷体大字,落款为“天启壬戍仲秋,相枧新开,捐俸募工,季冬告成,裁官店一铺,捷二十里,西通蜀省,北达帝都”。为开凿驿路,采取政府筹银、官员士绅捐廉、派役募工等多种方式推进。为筹措经费,甚至连原来的官店铺(在现朝阳拦马山)也裁撒了。乾隆三年(1738),奉檄修路,典史杨乾元“与石工露宿巉岩,不辞艰苦。溪涧桥梁必固必周。檬梓垭山石陡峻,行人有跌仆而死者,为之解囊,修治如砥。迄今数十年犹有颂杨尉之德而弗谖者。”(李元《昭化县志》/乾隆)此段路全在山岭之中,高山深谷,起伏较大。岩体坚固,多为砾岩。古人总结出了实用而又丰富的修造方法。

到乾隆年间,驿路已成坦途,邑令奉文培修者夥,但修造之法多不载。“初,邑令孔毓德凿石开山,工程无考。”乾隆四年(1739),邑令程余庆重修道路,勘估有法,可垂后世。“凡临河临崖坎岸高深者,外砌石墙以防之;其路本窄狭不便修墙碍路者,外架木防之;凡路窄而险者,凿石壁廓之其内,凿之处悬崖难施者,外用石灌浆培之;若高深不可培者,架木为栈补之;凡自然偏坡滑跌者,即石凿梯正之;自然石挺出梗路者铲之;石壁石包有子母俗谓之麻渣石,形如千万垩[鹅]卵生漆胶粘,垩卵有龙骨牛心油光诸坚石,非锤斧所能凿,以火烧煅令热,沃以醋水,俟其爆酥铲之。每一次铲除一寸或八九分。”共列出了道路修建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七种办法,特别是对麻渣石(砾岩)诸坚石顽岩采用火烧而泼醋水的办法,每次只能去除一寸或几分,可见施工之艰难。石工土活,全靠功磨。这些方法,在这段驿道的修建中都是遇到的,是土木工程实践经验的总结,薪尽火传,甚为宝贵。

在工程材料的管理中,为避免浪费也设置了定额,“每宽厚一尺长一丈,折见一方,用柴三十觔,醋五觔,石匠一工。”有了这个标准,就有比较精确的预算。在砌拦马墙时,规定“凡拦马石墙高一尺八寸,底宽一尺五寸,顶高一尺。每墙一丈用石灰六十觔、糯米市斗一斗,白礬六觔、桐油八两,匠人小工各二工,修补者半之。”这里既有拦马墙的规格,也有修造方法。

天工开物,前赴后继。乾隆五十三年(1788),邑令余英承修了孔道新至高庙铺界牌驿道。

道路需要时时培修,对此也有规定。“凡石匠培补,每宽一丈,长高各一丈,用石灰二百觔、糯米市斗三斗,合[和]白礬一觔四两、桐油十觔。匠人小工各十工。凡旧石路翻砌令平者,每长一丈宽八尺,厚五寸,用匠人小工各二工。其物料价值随时价造报。”这里详实记载了修路需要的物料、工时、计量等事项。

据县志载,此段驿路共有桥梁十座,分别是西门外广济桥、新塘铺东桥、刘家沟桥、白卫溪桥、大木树西桥、一洞桥、孔道新西桥、枫香沟下桥、枫香沟上桥、架枧桥。这些桥梁都是石桥,有拱桥,也有平桥,官方投入,民间参与,动员甚广。为保证雨季文报通达,在孔道新之东还架索桥一道,两岸支架高耸如哨楼之式,备金锣、灯笼,系以绳索,报置函中,鸣罗知会,扯索移函取报及时送之。“索桥一道,在孔道新之东。溪阔十一丈有奇,夏水瀑涨,文报难通。乾隆三十九年(1774),署令谢泰奉文设索桥以渡文书。”又“大木树至剑关一站,孔道新、志公寺、剑门关三处皆为夏涨所阻,而孔道、志公之索桥,援梯升架,走匣拽縆,则马夫化为绳技。”“溪左右各设马厩一所,马夫昼夜居之,拽绳取报,即飞马负走,可免递送迟延之咎矣。”(李元《昭化县志·桥梁》)

乾隆五十年(1785),奉檄修路,县尉徐观海丈量东西二路计七千九十六丈。“西路自西门抵天雄关一千四百五十二丈,自天雄关抵新铺一千一百九十六丈,自新铺抵竹垭五百十一丈,自竹垭抵大木树一千三十八丈,自大木树抵孔道新四百一十八丈,自孔道新抵高庙铺一千二十六丈。”(李元《昭化县志·道路》)合计五千六百四十一丈,折合18.6513千米。铺递之间丈量驿程,便于计程行进和运输计价。羁旅行役,荒山野岭,每日赶路歇脚息肩都要事先计算。精确的测量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二)持续培修煞费心

昭化西路驿道开通后,南来北往,车马盈途载道。由于此段道路翻山越岭,地质情况复杂,多受洪水等自然灾害侵袭。地方政府承担了培修的重要任务。邑令领衔修路,代不乏人;民间参与修补,共襄善举。惜时久世移,事多未传。咸同以来,社会动荡,近百年不曾修县志,好多修补资料都湮灭失传,实有遗珠之憾。

李元《昭化县志·县令》载,县令孔毓德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县令,任职期间正值兵燹过后,百废待兴,除修县署、文庙等外,“而驿路险阻之碍行旅者,率士民修之,东至五里垭,西至孔道新,咸歌坦路矣。”

雍正年间,县令孟照曾平治道路,居民为颂善政《治平道路诗》:“蜀道连云险若何,牛头山顶蔚藤萝。谁开天险五丁使,白马骄嘶振策过。”民众把开辟道路的先驱者称作“五丁”的使者。

道光《重修昭化县志·职官》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典史戴廷珪“莅事精勤,劝捐修路,改建天雄关庙宇。其路由榆钱树至七里坡。督工修理,寒暑不间。创修捕署,丝毫不茍。又于倚虹亭外手植柏树数百株,今已成荫。士民立有去思碑。”

承前继后,不遗余力。大朝罗家山“化险为夷”摩崖石刻凿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在道路东侧的石壁上,版面高2.15米,宽1米,字径0.41米,竖行楷体大字,落款题记为:“培修道路,李大老爷邑贤侯德政,光绪戊子春,六里士庶公立,谷旦。”变险阻为平坦。落款记载了道路培修的组织者是邑侯李大老爷,当地人员为其刻碑记功。

嘉庆二十五年(1820),《修路碑记》记录了天雄关培修道路的境况。额圆身方,宽87厘米,高160厘米,厚10厘米。额刻“修路碑记”四字,碑身表面酥粉严重,下三分之一已无字口。前有序言六列,有“通甘陕,为蜀北之冲”等句,接着列各级官员八列,各里首事九列,后面是总收入、总支出及落款时间。惜其不能辨识者十之八九,但从碑文遗存的信息看,可谓官方主导,各界广泛捐银助力。

道光十七年(1837),《培修功果碑》记载了由官员捐俸培修的事迹。额圆身方,宽83厘米,高189厘米,厚11厘米。碑面列无数捐资人姓名及数额,字口浅,大多不识。中间一列刻字稍大,“太子太保陕甘总督部堂杨……太子少保四川总督部堂鄂捐银二两”。下款时间,“大清道光十七年孟夏月望十日”。勒碑既肯定了捐资者的义行,也见证了培修道路的良苦用心。

乾隆已丑年(1769),常纪在西充任上得到充分信任。“己丑初冬,大府以道路崎岖,檄饬平治,命予协董其事。”(《爱吟草·牛头山送宋简州夜归记》)由于大小金川地方叛乱,朝廷配派兵力前往平定,车马盈道,星夜兼程。光绪年间,西安知县绵州吴朝品过蜀道深感修治艰辛,并作颂治蜀道诗,其序云:“乾隆四十二年(1777),川督李世杰自七盘关至武侯坡修治道路四百余里,诗以颂之。”赞颂修治蜀道之功绩。南栈荡平,亦如北栈,公私便利,南北通达,其平治之功不可没也。“崖狂谷很几千层,蜀道崎岖古所称。南栈荡平如北栈,婆心平让贾中丞。(贾膠侯修秦栈,李汉三修蜀栈,皆不朽之功也。)”

在民间,修桥补路被民众奉为行善积德广种福田的举措。驿路过境内的民众,更是自觉培护,珍爱有加。遇到水毁垮塌、路面石板破碎、泥石阻碍等,都义务疏通培补。道光《重修昭化县志·人物志·流寓》载:“国朝王道人,善凿石,有以宫室碑坊请者,辞弗就,务修路济人。所修皆钜工,遇巉崖之阻行旅者,躬丐于里人,日供三合米食之,不取值。”王道人数十年在蜀道上凿石修路,不取报酬,甚至连其儿子来跪请归里,也未回去,“终老石工”修路济人,可谓痴心不改。

过擦耳岩,有一东西走向的平桥,一墩两孔,名为“寡妇桥”。传说一寡妇为修来世,积终身之银募修而成。桥面共由六块长方形青石板相接而成,共三行。桥栏已不存。修桥寡妇的姓氏湮没无闻。县志不载,当是咸同以后的事。其中偏西中间的一块石板于1981年被洪水冲毁后,当地群众自发捐资出力换补了一块更结实的。石桥已供行人过了三百多年。“寡妇桥”实乃情人桥。众人拾柴,同襄义举,晚清至民国时期,沿途的任、姜、杨、王、罗、仲诸姓人等,都积极参与道路培修,难以尽述。

(三)驿传铺递保通行

驿传与铺递,是供行旅投宿歇息的重要配套设施。昭化古城至剑门关几近六十里,且是高山深谷的山路。晓行夜宿,人马疲惫。林荒人稀,虎狼出没。为切实解决行役商旅歇店投宿之需,地方政府奉令加大铺递公署等建设,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七年(1688),请“设昭化驿于县城,而塘铺以次移建,东通广元,西达剑州。”昭化西路设“县门、天雄、新铺、竹垭、大木、高庙”凡六铺。“通京驿道谓之极冲,凡八铺,每铺置司兵四名,共三十二名。每名岁支工食银六两,共银一百九十二两,遇闰每名岁加银五钱,共银十六两,按季赴司库请领。”县志记载,“曰县门铺下接天雄铺十里,曰天雄铺下接新铺十里,曰新铺下接竹垭铺十里,曰竹垭铺下接大木铺十里,曰大木铺下接高庙铺十里,曰高庙铺系昭剑分界处,下接剑州七里坡。”十里一铺,歇脚饮马,起始相递,接力以行。

道光四年(1824),山东峄县贡生张素含赴隆昌行走于这段蜀道。他记载:“过天雄关,折而西行,北望龙安诸山,如夏云奇峰,横折天际。而自顾所履,犹在龙安诸峰之上;下视涧底,皆隐作深黑色。山之高去平地不知几千里,扪参历斗,古人岂欺我哉!”(《蜀程纪略》)所记正是天雄关、新铺、竹垭子一段之状况。高路入云,手可摘星,放眼天际,众山匍匐。

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成都的驿路正式改道,大木树设为“铺”,成为通京驿道上的要冲,置四名兵士把守。“铺”自元代始设。“元制,设急铺递,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元史·兵志四》)最初的“铺”比较简易,可以叫做临时接待站。大木树成为正式驿道上的关节点后,逐渐升级建成有规模的驿站。《重修昭化县志》载:“大木树地属昭化,康熙五十五年(1716)初设驿站。”乾隆二十二年(1757),大木树塘置马兵三名,步兵三名。负责文书邸报递送和安全。大清道光《重修昭化县志·舆地志·疆域》载,自天雄关“五里梅青垭;五里新铺,有塘房;五里竹垭子,有塘房;五里白卫溪,俗名王家河;五里大木树铺,在人头山之鹿,驿路腰站。”大木树是昭化至剑门关驿道上的腰店子,与正规化的驿站是略有区别的。按例“本县驿站马二十四匹,马夫十二名。大木树腰站马十二匹,夫六名。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川陕接壤,而神宣驿以西十六站马匹不敷。奏请每站设二十匹。昭化驿增站马六匹,夫三名。大木树增站马十八匹,夫九名。雍正五年(1727)裁存原数,六年复设。”在清代,大木树驿站处在从陕西到成都的大道上,各样人马过往频繁,中转紧急。《大清一统志》载:“大木树驿在昭化县西南四十里,马驿也。”其主要职能是承载各种公务文书件的传递,上要将昭化方向的文书邸报等及时送到剑门关驿站,下要将来自剑门关驿站的文件等送到昭化,另外还要承担过往公务人员的食宿歇息以及马匹的喂养、行礼的托运等服务保障。可以说,既是邮政所,又是物流中心,这里的配备受到官方高度重视。高峰时期,大木树驿站的驿马有十八匹,马夫九人,加上塘兵、掮夫、后勤人员应在二十人左右。

设立了驿站,养马和工作人员的开销就要由政府支付。由于处于腰站位置,当初“归剑州支应”。为方便管理,乾隆三十五年(1770),署令阮澍与剑州牧李枝昌详细商议,报请上级批准后,奉文改归昭化县管辖。每年应需工料银两在本县地丁银内尽数支销。马匹草料银、马夫工食银、棚厂槽爵银、倒马买补银、掮夫、饷鞘夫价银等一应开销都列入预算,并有具体的使用办法。

遵照朝廷统一安排,雍正十一年(1733),因川西炉军务紧急(发生少数民族事端),抽调东北二路驿站夫马,拨协邛州雅安,也就是调拨人马前去支援。“其大木树亦拨马二匹夫一名,协济邛州之大塘铺。所有草料工食银两在建昌道路库军需项下先行垫给。”

道光三年(1823),邑令谢玉珩重修“大木树公馆一座,用银三百一十两,共修房十九间。”公馆就是差使往来之所,“行台”是交接或办理公务的地方,也相当于现在的接待站,过往公职人员可在此食宿。驿站建有驿楼、马厩、草料场、马王庙、戏楼等,均为木架结构的房屋。惜其后改为学校并拆除。

大木树本名达摩戍,设置驿站,但依然冷清萧疏。道光四年,张素含曾投宿于此。他在笔记中记道“五里大木戍,烟火数家,蜀山万点,鸡声茅店,尤令人黯然销魂”。山区高寒,诗人夜难成寐,赋《宿大木戍》诗记其状:“荒凉悲野店,老树更离披。地僻客投少,山深月上迟。寒泉飞夜雨,冷杵起乡思。拥被聊呼酒,吟成五字诗。”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广设铺递,发展最为繁盛,更为普遍,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清政府在“驿递之外复设铺递”,各州、县设急递铺,设铺数量远超过驿站数量,分布也比驿站更为密集。除大量增设铺递外,还对明代的一些铺递作了裁撤和归并。《重修昭化县志》云:“国朝康熙二十九年,清驿道宜就坦近,改从今路,设……高庙之九铺。”无论是改道前还是后,高庙铺始终没有改变,一直担负着重要的驿传职能。高庙铺原有铺房、厅房三间,铺兵四名。当时,挑夫、马夫、官差等往来人员在此歇脚饮马、换程休息。清初的四川地区,长年的战争导致邮驿体系严重破坏。康熙五十一年(1712),恢复铺兵制度。康熙六十年(1721),四川总督和琳奏请“于冲途每铺设司兵四名,次冲设三名,偏僻设二名,每名日支银六钱”。高庙铺原有塘房,现房屋已不存,遗址“塘房坪”尚在。高庙铺位于剑州与昭化交界处,铺兵主要负责公文递送,夜间火把的准备等,不分昼夜,不顾雨雪,摇旗为号,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验收、署名,直至该份公文传递结束。

铺递是靠铺兵奔走递送州、府、县之间的日常公文的,主要以人力步行传递,也即为“步递”。铺兵需吃苦耐劳,基本上来自于社会下层,由贫苦的百姓来充当。铺兵熟悉本地的道路情况,体力较好,不怕苦累。雨天有雨具蓑衣,夜路有火把配备,为确保递送公文或物资安全,还需携带武器(如缨枪一副,红闷棍一条),以防盗寇或野兽侵扰。

高庙铺西头紧挨大路处有一间小屋,是古时候官府跨地域夜间传递信件和公文提供照明设备的“火把房”。在铺房西边大约两三百米处有一片林子,是专供做火把储备原材料的基地,称“火把林”。

高庙铺处于昭化与剑州的分界处,近处原有界牌碑,此地又称“界牌梁”,惜其界碑于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时砸毁,现存断碣遗迹。

铺与“塘汛”基本合一,铺管文报传递,塘负责守土治安,各司其职。雍正年间,邑令孟照捐修塘房,民颂其善政,“太平原不传烽火,接道墩台只壮观。新挂画旗飘柳外,戍楼高处德威寒。”李元《昭化县志·疆域》载:“西界剑州五十里。自县西门塘房,五里过郭家桥则缘山迤逦而上为红石坎,五里倚虹亭,过亭则牛头山鹿矣;五里天雄关,牛头山腰也,有塘房;五里竹垭子,有塘房;五里白卫溪,俗名王家河;五里大木树铺,在人头山之鹿,驿路腰站;三里绕寨子渠山鹿而转为孔道新,有塘房;二里山狭径窄,为架枧沟;五里登高庙铺,有塘房,交剑州界。”大木树原为马塘,置马兵三名,步兵三名。其余西路大道各塘设步兵三兵。日防夜守,共保承平。重要节点配备马匹供紧急时用。

(未完待续)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任国富(广元市昭化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