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山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03日 06版)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郭嵩焘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的一流外交家,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并孕育出姚鼐、吴德旋、曾国藩、祁寯藻、张裕钊等人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泽被深远。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在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的生发和兴衰都具有范式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概而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淑世牖民。

第二,师事学缘,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共同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的群体结合。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结合方式也不同。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共同体,也对应着三种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区域型共同体,三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综合形态,结合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而文化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建构的基本方式是师事学缘。桐城派的师事学缘,涉及人数众多,延续时间漫长,呈现的具体形态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私下传授、公共教习与家学赓续。私下传授,又包括家庭设馆、登门拜师与门外别传三种。比如方苞曾受聘宝应刘氏,教授刘师宽、刘师向、刘师恕诸兄弟,刘氏兄弟就成为他正式及门弟子。而范当世负笈拜师张裕钊,薛福成携文拜师曾国藩等,都成为登门拜师的佳话。门外别传,是指随机指点或信札传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吴汝纶,杨彝珍之于梅曾亮。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相对来说,刘大櫆与姚鼐往来较多,讨论诗古文辞也比较频繁。公共教习主要指翰林院教学与书院教学两种,方苞两度教习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储晋观、陈大受等都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姚鼐弟子主体源自书院,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管同、刘开诸人是姚氏书院教学的高第。其他诸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受教吕璜于秀峰书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赢受教吴汝纶于莲池书院等,不胜枚举。比较而言,家学传授是围绕血缘生成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亲外戚。

除上述师事联结之外, 桐城派还有两种重要的学缘关系,一是学政、乡会试考官、房师之类的师生关系,二是仰慕其学却无缘亲炙的私淑弟子。前者属于科举时代的受知师,与受业师相对,对个体与群体发展都颇为重要。私淑弟子虽然没有师徒的名分,但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扩展共同体的界域与范围。如曾国藩、吴德旋、王先谦等人之于姚鼐,尤其是曾国藩带给桐城派的兴盛与扩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曾门弟子又承续大业,延展铺扬,声势赫奕。此后桐城派再未出现大宗师,随着新文化运动,他们没有适应新时代发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综上观之,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学缘师事为主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两翼,以私淑为支撑,师徒、姻亲、乡党、私淑共同构筑桐城派共同体的大厦。

第三,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集体存在,并非想象的群体,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社群有机体。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聚庞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续数百年,不仅因为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帮助其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持续成长。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当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福泽。比如借助名家推荐,获得发展良机。像刘大櫆入京科考就经方苞推荐,声名大噪。其次,通过师长延誉,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方苞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引荐陈大受、官献瑶、叶酉、赵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馆修书。再次,从事某项共同事业。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入其幕府,参赞政务。而曾国藩办理洋务,吴汝纶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员侧身其间,共襄盛举。

不难发现,群体给予个体的成长越大,对个体的吸引力越大。而另一方面,通过个体的不断加入,群体获得持续的发展繁荣。桐城派共同体的三百年历程,就是无数个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一些标志性人物,贡献突出。在其创立初期,方姚为旗手,特别是姚鼐,接续前贤,构建文统谱系,培育弟子门人,编纂《古文辞类纂》,为桐城派开疆辟土。其后曾国藩崛起中原,服膺姚鼐,援引湘乡,光大桐城,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清末民国,马其昶与姚永朴兄弟诸人,虽也燃膏继晷,终无力回天,桐城派作为群体退隐历史深处,更多的士子奔向新社会。由此可见,在文化共同体内部,群体因个体的鼎力而繁荣,个体因群体的加持而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彼此成全。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也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性质有关。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作者:任雪山,系合肥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