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双贤 两代风流(上)

胡乔木父子与新旧方志

茆贵鸣

编者按: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民国19年(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21年(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26年(1937年)到延安,先后任陕西青训班副主任、中央青委委员、中国青年联合办事处宣传部部长。民国30年(1941年)后,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民国37年(1948年)后,历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职工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第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他对“文化大革命”后重振中国新方志事业给予充分关注,在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修志中,胡乔木同志不仅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和发动者,而且是一位懂行的指导者。在1980年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他首次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他着力倡导和推动了新方志编修工作的开展。1981年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时,他提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对新方志的编纂工作提出了要求。他提出,志书篇目设置要科学、合理,应使读者能看清各门类之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志书要避免“政治化”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他还主张,地方志的内容要丰富,能反映较深层次的实况;志书中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编写地方志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修志工作必须专业化,没有具备专业水平队伍的地方,修志只是徒然浪费时间;要提高志书质量,关键在于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强调方志队伍的稳定和专业化;提倡重视志书的严谨性、科学性,符合地方志规范;行文要正确运用记述方法,繁简适当,杜绝任何空话,做到惜墨如金。这些指示与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地方志工作的宝贵财富。

今年是胡乔木同志诞辰110周年,9月28日是胡乔木同志逝世30周年纪念日。“方志四川”今日转发“新越绝书”发布的江苏省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茆贵鸣先生《盐城双贤 两代风流——胡乔木父子与新旧方志》一文,以纪念这位为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与长者!

“靠乔木,有饭吃”(胡乔木故居)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始于1980年代的新方志编修,发展到新时代的今天,42年时间已完成两轮全国性省市县“三级志书”编修并将逐步进入第三轮。饮水思源,方志人自然忘不了当年登高一呼的胡乔木。本文讲述的就是胡乔木以及他父亲胡启东关于新旧方志的故事及其作出的贡献。

“革故鼎新”

胡乔木与新方志

胡乔木(1912—1992),原名胡鼎新,1912年6月1日出生于江苏盐城县西南部鞍湖蟒蛇河北岸张本庄(今为张本村),为当地一开明士绅书香门第第二个男孩,姊兄妹5人中排行居中。父亲为他取名“鼎新”,是因早年追随孙中山,见证了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革故鼎新”壮举,一举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半封建制度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胡乔木的早年,一路风生水起。他的快速“出场”以及奔赴延安后的精彩“亮相”,源自于自身的雄厚实力。书香门第的家学渊源,由江苏八中(今扬州中学)到清华大学、再到浙江大学的系统新式教育,由清华物理系转到历史系、后又插班浙大外文系的跨学科学习,不仅积淀了他厚实而广博的各学科知识面,而且极富中西文化的涵养和贯通;至于幼承庭训的文化熏陶和对地方史志的偏爱,以及在求学读书和革命活动中养成的良好读书习惯,在奠定其扎实文史功底的同时,更是练就了其一生过硬的诗文写作能力。在小学,他已能写出令国文老师大加赞赏的佳作范文;在中学,他不仅全面梳理分析西方文艺派别并写有旨在崇尚共产主义的近代文艺评论,而且发表过多篇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青春小说和激情诗歌;在清华、浙大,他除了对徐志摩、郭沫若、周作人等当世名家的译诗进行过大胆评论,甚至曾尝试过以中国旧体诗的形式对西洋诗歌进行过翻译;“转身”上海、尤其是“亮相”于延安后,如鱼得水的胡乔木因为有了施展拳脚的更大空间和平台,竟一发不可收地发表许多具有重大反响和历史影响的不同领域、不同体裁的诗文作品。这些既文理兼俱又学贯中西、既博古通今又能诗善文的特色才学,理所当然地为他出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及后来所从事的中共党史研究和其他领域的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左图为早年胡乔木,右图为胡乔木与毛泽东(左)

我很荣幸,在胡乔木有生之年曾与他有过一段有关史志业务上的联系和交往。胡乔木去世后,出于研究需要,我又充分利用史志工作的便利,相继接待或采访过当年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石仲泉、单天伦、王春瑜等党史大家和史志专家,并与他的子女亲属们有过接触和交往。在我看来,胡乔木之所以为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人赏识,起初固然有毛泽东身边人的举荐,有他所处的环境、所遇的机遇等诸多外部因素,也不排除他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理论精深、文才出众等非同他人的才华;最根本的恐怕还是源自他沉稳处事的作风、不事张扬的个性、才思敏捷的思维、严谨治学的学风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这恰恰是毛泽东等高层领导最看重最赏识的。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中说,“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筹”“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不了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胡乔木与杨尚昆(右)

如今,即使在胡乔木去世已30年的新时代,只要说起这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语),方志界无人不晓。当年,就是这位被毛泽东戏为“靠乔木,有饭吃”的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振臂一呼,首次发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的“三新”倡议,随后提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的“两性”观点,继在反复强调方志本身就是项学术性工作的同时,提出“地方志这项工作必须专业化”的“一化”问题:先有“三新”论、继有“两性”观、再有“一化”说,这就科学地架构并完整形成新方志的理论体系,其中“三新”论和“两性”观是新方志编纂理论与修志实务的理论构架,“一化”说是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学说根基。这一理论体系,以其大略恢宏而又洞烛幽微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引领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他亲自倡导恢复并直接统领推进而兴起的新方志编修,为新方志事业的接续发展作出了奠基立范的贡献。这一开创性成果,当应视为胡乔木引领新方志事业继往开来的开山之宗而载入史册。不仅如此,他还践行己说并率先垂范于新方志编修,始终关注并一直悉心指导着家乡的新方志编纂工作,一方面耐心听取家乡的新方志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进展情况并及时指点迷津,一方面在百忙中认真审读志稿,反复修改稿件,这在所有关心新方志事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绝无仅有。作为全国新方志编纂工作的首倡者、统领者和推进者,胡乔木为家乡盐城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作中的胡乔木

盐城的新方志编修起步于20世纪70年末,修志人员在“摸石过河”的实践中遇到了诸多棘手问题,比如在市管县新体制下,如何处理和避免市志与市属县志的交叉与重复?胡乔木了解到家乡修志实际并通读新编《盐城县志》稿后,觉得这个带有普遍性的共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于是,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首先讲了“市志和市属县的县志问题”,并就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志书的份量、出书速度及出版发行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意见。讲话中虽没有点名是家乡的新方志实践促使他提出上述问题,但他所了解并掌握的这些家乡修志工作的实际,当应视为引发他提出这些问题的重要诱因。

作者与胡乔木女儿胡木英(左)合影

新编《盐城县志》于1986年形成征求意见稿,胡乔木收到后认真通读。针对多处出现的趋时语言现象,他批注:“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这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肃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要使志书成为科学的资料书,关键要摆脱宣传色彩,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予以论述,而不能乱贴政治标签。只有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信赖,经得起历史检验。”要求修志人员“对地方志的语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希望你们不要赶速度急于出书,要保证质量,力争达到高水平”,并特意为家乡县志题写了“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然而,在随后陆续审读其他新编志书(稿)时,他发现“强热的宣传色彩”普遍,打开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而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觉得“地方志不是发表题词的地方”,也“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于是在年底的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为有的县志提过词”作自我批评并宣布撤销。他意识到此风不可长,否则会“损坏地方志的科学性”。家乡修志人员明白:这个讲话从头至尾虽未提及盐城,但多处论述都是此前他对家乡县志或书面或口头指示原话;有关新方志要防止“政治化”,要避免“宣传色彩”,要保持“严谨性、科学性”,以及关于题词照片等问题的论述和举例,也是得益于对家乡修志状况的了解以及对家乡县志稿的审读,因而才以特有的历史眼光和缜密思维,科学而严谨地阐述事关新方志长远发展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通篇讲话,彰显出他作为新方志倡导者、统领者对全国修志大局的运筹和把握;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盐城人对家乡新方志工作的异常关注和高度重视。

左图为胡乔木为家乡县志的题词,右图为新编《盐城县志》

根据胡乔木讲话精神并按照他的审读意见,家乡县志又重新设计篇目,全面征集资料,并进行大幅度调整、补充和完善;时在病中的胡乔木托人捎来口信:“不要仓促,要保证质量”“人物表内,我们姓胡的不要上得过多。”1991年12月,新编《盐城县志》形成验收稿后,胡乔木首肯了这部历经12个春秋、两度重修、数易其稿的家乡县志,并准予使用此前被他宣布撤销的题词。1992年6月,《盐城县志》送交江苏人民出版社;然未及发排,胡乔木即于9月28日病世。值得告慰的是:《盐城县志》面世后很快引起关注,先后获江苏省地方志成果一等奖和全国地方志成果二等奖,县志办(区志办)获评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

胡乔木对家乡新编市志更是寄予厚望并给予悉心指导,叮嘱家乡修志人员“要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盐城人民抗日救亡,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等特色反映出来”。按照他的指示精神,我们紧紧“咬住”质量,跟踪指导,环环相扣,有效保证了各分志成稿质量。这个做法后被视为“盐城经验”推广全省。1990年12月,家乡史志办数人如约来到他家。秘书安排10分钟时间,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耐心听取家乡情况汇报,认真询问修志状况,充分肯定跟踪指导做法,详细忆述三十年代初他在家乡从事地下党活动并创办《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期刊经过。他说:史志工作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要尊重历史,着眼未来;要发扬长久革命传统,争取今后更大光荣。胡乔木的儒雅风采,给家乡“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他又寄来了为我们正在筹办的盐城革命历史陈列馆、《盐城人物志》《盐城史志》书刊所题写的馆名和题签。

胡乔木为家乡题写的书名、刊名及题词

考虑到新编市志的编纂周期较长,我们准备先编纂出版《盐城人物志》。作为参与者之一,我承担了部分人物传的组稿和编写。稿件形成后,有两篇人物稿难以定夺:一篇是乔冠华、一篇是胡启东,前者是胡乔木的清华校友,后者是他的父亲。1990年11月20日,经室领导同意,我以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名义致信胡乔木并随信寄上《乔冠华》稿,请他审定并提出修改意见。12月26日,我又以市志办名义给他写第二封信并附上《胡启东》稿。不久,我分别收到由他审定修改的两篇稿子。《乔冠华》稿,虽只是文字上的少量删改,如将“(乔冠华父亲)善诗词歌赋,能琴棋书画,虽报考秀才屡试不第”改为“有文才”,将“(乔冠华)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改为“奉命”,将“指导”改为“领导”;但经他这么一改,哪怕就改动几个字甚或只是几个标点,行文却即刻改观,文章大为增色。这种考究而又规范的分寸感与精确度、鲜明性与深刻性、韵律感与节奏感,着实令人叹服,从中我切身体会到胡乔木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学人风范和字酌句斟、惜墨如金的严谨学风。

胡乔木为家乡题名的史志书刊

《胡启东》稿,胡乔木有5次修改,其中第二、第三次分别以圆珠笔和铅笔在第一次修改稿复印件(原件已寄还)上进行,第四次修改伴随他亲自誊清的全文,第五次修改是在誊清稿上进行。誊清前,他在修改稿首页标题《胡启东》上方,用蓝色圆珠笔写有一段话:“原稿与事实有许多重大出入,不得不加以修改,发表时请务必按修改稿。全文另行誊清,请注意。胡乔木 1991.1.28”我统计了下,5次修改的《胡启东》,较原稿删去如“手不释卷”“才气横溢”“奋不顾身”“奋勇上前”“不苟丝毫”“奔走呼号”等颂扬性修饰语,并将“能识文字”改为“粗识文字”,将“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改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等多处约200余字;删较长篇幅3处约300余字;调整篇幅2处约200余字;核出事实有误3处;校正引文20余处;修改叙述不严密4处。另有批注两处:一处是将原稿“特务向他亮出匕首,幸被察觉,经同乡人掩护方才脱身”,改为“特务向他亮出匕首,但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同时批注:“既已‘亮出匕首’,谈何‘幸被察觉’?”;另一处是将“他奋不顾身,冒雨赤脚划船过河,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改为“他冒雨乘船过河,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并在右侧加批:“此事似非一人可为。”另外还删去可有可无词句10余处,补充资料5处约400余字。学者评说胡乔木特有的那种“校勘心态”,我是感同身受,体会极深;透过我的上述粗略统计和例举的多处语句改写,以及两处短短的批注,想必读者们亦能感受到胡乔木的仔细和严谨——仔细到每一句话,严谨到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符号。

胡乔木为作者审改的人物志志稿

胡乔木是中共党史躲不过、绕不开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方志不容忽略又亟待研究的重量级人物。然若谈及他的父亲胡启东,未必世人皆知。事实上,志学有道的胡乔木,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很大程度是源自于幼承庭训的文化熏陶,其广博的志学才华最初则得益于父亲严谨修志的言传身教。生在一个既崇文重教又有修志家源的书香门庭,拥有一位既醉心地方史志又善于言传身教的儒雅父亲;这一注定,让他在蹒跚涉世的启蒙阶段和求知求学的少年时代,比同龄孩子少了些周折折腾;他后来正道直行、立德立言的人生之路,很大程度也是赢在最初的人生起跑线。当年,他因“红色”身份暴露被当局列入“黑名单”,因“同情托派分子”又被不公正地“靠边站”。内外交困的情形下,他离开清华园,由北平回到盐城,艰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段特殊时期,正是他父亲修志工作最紧张最繁忙的关键阶段。胡乔木为了筹创主编进步文艺期刊经常往返修志局,一方面寻求父亲的支持帮助,另一方面也为父亲做些“秘书”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将年迈多病的父亲接来京城,老先生耐不住寂寞,又在只争朝夕地校补续修县志。日理万机的胡乔木依然忙里偷闲地继续担当着父亲的修志“秘书”。两次修志“共事”,让他嫡传了父亲的严谨学风和著述风范。可以说,胡乔木对著述文字反复修改和精雕细刻的校勘心态,乃至对辞章境界的终生追求,与他父亲的风格风范是一脉相承的。

或许因从事的是地方史志工作,与胡乔木又沾上了盐城“老乡”这层关系,每当我握笔手中,总会对笔下这位乡贤生出一股浓浓的情愫。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上北京、去延安、赴沪浙、跑南京,走南闯北、广征博采的同时,曾无数次访晤过他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为的就是亲自触摸他所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雪泥鸿爪的痕迹,尽可能地获取有关他的各类文字、图片、实物及口碑资料。通过追访他的成长足迹,探寻他的心路历程,我充分领略了他的岁月才情,深切感悟到他的学人情怀。应当说,胡乔木“革故鼎新”的进取、博学、深思和严谨,一以贯之的简朴、谦逊和儒雅,与他早年的家庭环境、求学时的校园风气和学习氛围,以及他在家乡盐城的一段早年生活,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在我的若干次追访和探寻中不断地得到佐证。

“求新求变”

胡启东其人其事

胡启东(1885—1957),原名应庚,字启东,后以字行,是光明磊落的爱国主义者、勇敢的民主主义战士。这位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盐城贤达,自幼勤奋好学,善文工诗,17岁应淮安府学考试,科试策论均优,次年荐考县学以第四名录取为博士生员,主考老师赞曰“有笔有墨,立论不凡,为一般后生所不能及”。因其追求真理、关注民生、热心公益,在进步人士中备受尊崇,声望很高。

胡启东是一位旨在“求新求变”的开明进步士绅。为迎接新时代、融入新社会、建设新国家,为锻造新思想、拥抱新希望、创塑新气象,他那追求民主与自由、积极参加反清运动的“求新求变”思想,在为子女的起名问题上尽显无疑,可算是做足了“新”的文章:长女履新、长子达新、次女穗新、小女文新,居中的是次子“鼎新”——这个伴随着早年胡乔木25载的名字,也的确让父亲“求新求变”的追求和期望像血液一样在他身上延续,使他在奔赴延安之前即完成了一个坚定职业革命家的转变。透过这场转变,我们亦不难窥见胡乔木那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而筚路蓝缕、革故鼎新地追求进步的勇气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早年胡乔木家“全家福”(坐者为胡乔木父母,右一为胡乔木)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2月,胡启东被推选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由此成为一名怒斥袁世凯、坚拒段祺瑞、严讨曹锟的勇士。此时的“鼎新”胡乔木,未满周岁。

1913年5月,热衷于推行“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袁世凯,直接主导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为一个进步党,同年11月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其目的就在于壮大其御用党的声势,自主掌控并随意“拿捏”参众两院,借以通过其卖国大借款章程。时为共和党成员的胡启东,坚决反对“三党合并一党解散”,竭力主张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强烈抵制袁世凯。由于不同意共和党实力派元老意见,他参加了川、鄂、湘、赣、苏五省的共和党少壮派独立运动,时称“新共和党”,后者始终与国民党合作反袁。

1916年6月,复辟帝制未成的袁世凯死后,窃取领导权的段祺瑞又假冒共和,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大肆出卖中国东北的铁路、森林、矿藏以及国家通信等一系列主权,仅1917年至1918年一年多时间,即与日本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史称“西原借款”),其中最大的八次借款总额竟高达1.45亿日元。通过“西原借款”,日本不仅成功获取中国东北大量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加紧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控制,而且以“参战借款”为借口,派出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并派军官为其训练军队,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参战军”的指挥权,从而为其后来全面侵占中国东北提供了便利、埋下了祸根;假冒共和的段祺瑞却我行我素地利用“西原借款”贿选新的国会。此时,孙中山在广州首先举起护法大旗,号召国会同仁南下共襄大业。胡启东等反段议员断然拒绝段的贿赂挽留,积极响应号召,决定南下广州参加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途中,他绕道盐城回乡探望,见5岁的胡乔木已能熟背大量唐诗宋词,满心欢喜,遂与妻子夏氏商量,让他入鞍湖小学(今张本小学)读书。

1919年5月4日,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孕育并形成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便是爱国主义精神。胡启东心奋不已,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新的生机。在这段时间,胡启东曾写下了很多的诗作(后被编为《寓穗集》)。其中《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冢》云:“血化七年碧,花寻九日黄。累累知死所,耿耿至今光。战垒哀新鬼,荒山吊国殇。应餘泉下恨,何日扫欃枪!”当年,与胡启东同为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著名史学家孟森,在为其《寓穗集》所写的序文中称说:“同客穗垣,……在粤同游之作,前塵历历在心目间。当信启东诗天机清妙,格律工细,乘其方盛之年,必于诗外有无穷之展拓,以待发之于诗也。”

晚年胡启东

1922年6月,吴佩孚等利用“法统重光”名义,鼓吹恢复旧国会、旧宪法,拟推举曹锟出任大总统。胡启东与吴江籍议员王绍鏊等坚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并共同组织宪社,以示决心。1923年6月,曹锟干脆派人对黎元洪实施恐吓,迫使其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将其乘坐的火车在天津杨村站扣住,直到他交出大总统印并签署辞职书。逼走黎元洪后,曹锟利用内政总长高凌霨和议长吴景濂,以5000银元一票的代价大批收买或威胁国会议员。在部分旧国会议员已屈从威逼利诱的情形下,胡启东愤然离京,然在抵达南京火车站时又遭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部的恐吓。面对特务亮出的匕首,淡定从容的胡启东不为所惧,绝裾而去。

10月6日,曹锟终于如愿以偿地贿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四天后(10月10日),贿选国会起草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由曹锟正式颁布实施(该宪法亦被称为“曹锟宪法”“贿选宪法”)。在此之前的10月9日,刚抵沪上的胡启东,与周震鳞、江浩、张继、王绍鏊等171名旅沪国会议员,联名发出《移沪国会议员宣言》通电,声明“未预此事(指曹锟贿选总统),对此不负责任”,强烈谴责曹锟及国会中的“卖票败类”,“大声疾呼,追随全国人民之后,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不遗余力地声讨曹锟的违宪贿选“闹剧”。

不久,胡启东便参加众议院议员张相久的“舆地学社”,开始了他的地学研究。

(未完待续)

来源:"新越绝书"

作者:茆贵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