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火

当代“谈迁”的另一面②

田闻一

隔海苦恋

这时,王火即将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他前程似锦,应聘为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重庆《时事新报》、台湾《新生报》等几家重要报刊特约特派记者,写作发表了《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针砭时弊,反响强烈。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他奉命去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受审,写作发表的系列文章,反响很大。这个系列文章,现场感强烈,其中写了不少出庭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最是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李秀英,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当初日本人占领南京,冲进家中,要侮辱她时,出生武士世家、怀孕七月、会武术的她,勇敢同日本人搏斗,夺日本人的刀,被刺三十多刀而不屈不挠……这些,写得生动具体,初步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型记者的特色。这些人物,几十年后又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例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书中的庄嫂,原形就是李秀英……

1948年,王火以优异成绩在复旦大学毕业。这时,很年轻的他,已经在上海东新书局出版了专著《新闻事业关系论》……他如日方升,学校将他留校担任助教。与此同时,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奖学金。而这时,新中国诞生在即。在去与留的抉择中,他选择了留,留下来,参与建设百废待举、待兴的新中国。

上海一解放,很受相关方面重视的王火大展身手:参与上海总工会筹建;为领导写重要讲话稿;在上海文教部负责审查电影、书籍、剧本;在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后,任该社副总编辑;创办《工人》半月刊……忙得像个急速旋转的陀螺。就在他各方面突飞猛进时,抬起头,这才猛地发现,他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原来,南京、上海解放前夕,凌铁老带着他心心念念的庶华,举家去了海峡对面的台湾。

这下麻烦大了!从1949年蒋介石退到台湾,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中止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两岸实现三通(通航、通邮、通商)。几十年间,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关系异常紧张,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这种情况之下,在极度敏感的宣传文化口工作,并担任了相当职务的王火,与海峡对岸国民党上层人士凌铁庵的小女儿凌庶华的婚恋,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完全不可能。然而,王火初衷不改。已经有很多人在议论指责他了,指责他阶级立场不稳,是非不明,阶级感情有问题……

有言“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舆论的指责、压力,是很可怕的。

有领导就曾很不满、很直白、很直接、很冲地诘问王火:“你是要爱情,还是要事业?”

王火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两样都要!”

王火与凌起凤(又名凌庶华)

陈展也来劝王火了。陈展是抗战期间,王火在重庆读大学时认识、结交的共产党员,也是王火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之间交情不凡。1948年,陈展在上海被捕,多方营救未果。王火动员凌铁老亲自出面营救,还是不行。最后他们利用司法部门的贪腐,用重金才将陈展保释出狱,随后设法将陈展送去了解放区……陈展时为上海钢铁公司总军代表,有相当的职位、职务和影响力。

陈展了解、同情王火的感情、心情。不过,他也认为王火应该承认现实、面对现实,语重心长地劝他:“台湾问题一时解放不了。你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最好趁早解脱,这样,对你们双方都好……”然而,王火还是坚持认为:革命事业和挚著纯洁的爱情两者并不矛盾。两样他都要!决不放弃!

单位上有个才貌双全、堪称一流的年轻女同志,看上了王火;她谢绝了不少条件很不错的人的追求,其中还有不少高官,主动向王火抛“绣球”,约他谈心散步……可是王火谢绝了;他明确告诉这个可遇而不可求、才貌俱佳的女同事:他已经有了确定关系的爱人。这样找上门的好事,王火谢绝还不止一次。他意志坚定,心如止水:表示非凌庶华不娶。不少人在背后指责他、嘲笑他、讽刺他,说他是个“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傻子”,是“脑袋进了水”“一根筋”“是个资产阶级思想严重透顶的大浪漫”……他听到这些非议,一笑置之,我行我素,意念坚定。

这期间,他和海峡彼岸的凌庶华全靠书信往来。庶华在信中给他寄来不少照片,有游阿里山的,有在自家花园照的……这就更加加重了彼此的思念。细心的王火,从琳琅满目的照片中发现,恍然一看,俊秀清丽的庶华一如昨日;细看,她那双好看的丹凤眼中蕴含着相当的忧郁和忧戚。为了向组织表示忠诚,他把这些照片和信件悉数上交组织。

慢慢地,他发现,庶华的来信明显少了。他知道,海峡那边,在于右任任院长的“最高检察院”工作的庶华,压力同样很大。这让他忧心如焚。他想,不行,不能再拖了,久拖必生变!必须快刀斩乱麻!他写信给凌庶华,要她回来与自己完婚!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如石沉大海。王火了解她,相信她!一封接一封的信发给她,简直就是十万火急,催她回大陆与自己完婚!只要她还接自己的信,只要不把他写去的信退回来,就有希望。

多年后,当我采访王火老师,谈及这一段时,他给我看了凌庶华在其间写的一些日记,最能说明问题:“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断写信经过香港转到台北,要我立刻回大陆,这使我万分为难。一是父亲年迈,我舍不得离开;二是当时大陆正在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镇反情况,有不少耸人听闻夸大失实的报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吗?三是那时台湾控制人员外出十分严格,到香港也要两家铺保并需批准,我能走得成吗?因此,我痛苦不堪。

“父亲知道我的心,而且他是位讲信用的人,我既已订过婚,他又喜爱王洪溥这个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这桩婚姻就毁了。因此,他开明地说:你是个单纯的女孩子,没有政治色彩,也不是为政治问题来台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紧的。为了你的幸福,爸爸让你去,只是于(右任)老伯那里,你不能随便一走了之。瞒他不好,找个机会你听听他的意见也好。

“我痛苦得无法形容,日夜不安……父亲最爱我,他为我考虑得十分周到。他给我设计了一个先到香港然后回到上海的方案。4月11日那天,是于老75岁寿诞,父亲让我带了一些水果和海味去给于老伯祝贺生日。

“告辞时,我说:老伯,我将去香港一次,我会办请假手续的。他(于右任)突然问我,回去安全没有问题吗?我说没有问题。他睁开眼来,又叹了一口气,但点点头,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平时,他并不同我握手。他的手是温暖的,我觉得他有一种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内,也有握别的含意在内。”

万分焦急中,王火终于得到庶华决定经香港回大陆,到上海与他完婚的信。但是,却又是刚下眉头却上心头:庶华即使千方百计离开台湾,到了香港,也到不了一河之隔的深圳呀!该怎么办呢?

王火、凌起凤夫妇与女儿

轰动香港的“自杀”案

1952年“五一”前夕,凌庶华到了香港。她性格中有相当刚烈的一面,随身带了一瓶安眠药。她想,如能回到大陆,而大陆方面把她当“反革命”来抓,她就服药自杀。能和王洪溥见一面就行了。

到了香港,她冷静下来一想,这才发现自己太一厢情愿,已经陷于进退两难中。如果她真回了大陆,台湾方面会追究她的老父亲和两个“保人”的责任,她会害了他们,其心何忍?另外,回大陆还真是有问题。人在香港的她,把这些写信告诉了未婚夫王火。百般焦虑中,她病了,一病不起。

得知情况的王火,左右为难,忧心如焚,绕室徘徊。王火的母亲李荪是个很智慧的人,当了多年小学老师的她主动提出,代替儿子去香港接庶华回来。

这个方案让王火一惊一喜又一忧:母亲替他去香港接庶华回来倒是个好主意,但是,母亲怎么过得去?再说,母亲年岁大了,有支气管扩张咯血病,刚刚出院……

听儿子说出他的担心,母亲故作轻松地微微一笑,说自有办法。她要儿子放心,别的事,你不要管也不要问,我负责把庶华接回来,你做好结婚准备就行了。

只得这样了。

王火母亲李荪到了广州,不得已,设法找到一个“蛇头”,出高价冒险“偷渡”去香港。那是一个月黑风高夜,上了些年纪、身体不好,大病初愈的王火母亲李荪,与众多偷渡者一起,被“蛇头”隐藏在又黑又闭又热的船舱底层。里面,漆黑一片、空气稀薄,环境万分恶劣。不大的偷渡船,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颠颠簸簸,绕来绕去,让王火母亲一路上不仅担惊受怕,还一路剧烈呕吐,差点闷死。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黎明时分,这只“黑船”总算到了香港。王火母亲在至交王鹏程家找到了病中的未婚儿媳凌庶华。

李荪安慰了异常焦虑的庶华。在庶华问到如何回得去时,母亲李荪这个智多星,给她说了如此如此。庶华眼睛一亮,大声说好,她们立刻付诸实施。

这里,不妨引用事后多年,王火在《花城》1981年第1期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很是生动再现了当年凌庶华回大陆的情景过程——

“1952年7月,香港德旺铺道一家小旅馆楼下嘈杂的走廓里,亮着电灯。这是下半夜了。从一家客房里,猛地蹿出一个男侍,他手里拿着一张信笺和一张照片,一脸惊恐之色,下意识地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个女侍急忙上前,惊问:‘怎么了?’几个未睡和走过的旅客也围上来看。男侍扬扬手里的信笺和照片:‘这房里的女客自杀了!’

“女侍惊讶地:‘自杀了?’她朝房里张望,这是一间摆设普通的客房,电灯开着,衣架上挂着女人穿的时髦外衣,桌上有洗漱用具,茶几上放着行李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荡荡的。桌上放着‘绝命书’。一个记者给现场拍照,另一个记者用笔将‘绝命书’的原文抄在采访本上。

“一个巡捕:‘这是绝命书’。‘绝命书’放大――

“我因身心交瘁,无限厌世,决定不再回台(湾),在此跳海自尽。我之死,纯属自愿,与任何人无关,特此声明。

凌庶华绝笔”

就这样,凌庶华从人间消失;而作为同一个人的凌起凤和王火母亲李荪回到了上海。1952年8月11日,王火和凌起凤完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多有磨难、相濡以沫、曲折坎坷、相依相伴的生活。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著作甚丰,多篇多次获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