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9日 14版)

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原为流行于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基督教派别之一。其创立者聂斯托里(约380—451年)因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分离说而于431年被判为异端,其信徒迁入波斯境内活动,以医学、天文等技术服务于波斯宫廷。贞观九年(635年),景教由中亚进入长安,受到唐太宗的优礼相待;而入华景教徒亦极力施展其长技效力皇室,创造对己有利的传教环境,由此而形成双方的密切互动。

一

刘肃《大唐新语》曾记载下面一则史事:

高宗末年,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则天幸灾逞己志,潜遏绝医术,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医张文仲、秦鸣鹤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则愈矣。”则天帘中怒曰:“此可斩!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高宗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我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朏户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

此事因与皇帝有关,故为正史所载。《旧唐书·高宗本纪》系于永淳二年,《资治通鉴》系于弘道元年。永淳、弘道都是高宗的年号,实为同一年即683年。

高宗疾病之治疗涉及两个有意思的问题,一是医者秦鸣鹤采用的医疗技术的来源,二是秦鸣鹤本人的身份。秦鸣鹤治疗高宗眼疾采用的似乎是穿颅术。穿颅术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三国志·魏志·华佗传》记载,三国时代神医华佗曾为曹操实施过穿颅术,“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瘥”。针鬲,即以针刺横膈膜的穴位。但高宗所患疾病伴有失明症,不同于曹操的头痛病。秦鸣鹤实施的穿颅术,其目标似在高宗之眼病即失明症,有别于此前流行的医治头痛之术。这种治病方法不见于前代典籍,说明它应该是一种新医术。

这种新医术从何而来?《新唐书·西域传》记拂菻国:“有善医能开脑取虫,以愈目眚。”《新唐书》所记取自《通典》,《通典》所记来自杜环。751年唐将高仙芝所率军队于中亚的怛逻斯与阿拉伯军队发生战争,遭受败绩,大量唐军士兵被阿拉伯(大食)军队俘虏,杜环亦在其中。他在地中海东部游历十余年后于762年返回中国,撰成《经行记》记载其游历见闻,其中明确记载:“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大秦”一名多见于汉魏史册,指罗马帝国,尤其是其地中海东部疆域,“拂菻”多见于隋唐史册,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经行记》云“拂菻国……亦曰大秦”。8世纪中叶以后,唐人已知“拂菻”与“大秦”实为一国。

《经行记》所记载的“开脑取虫”医术即穿颅术,是希腊古代医学中的著名医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久已流行。出生于爱琴海科斯岛的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在西方世界被誉为“医神”,早在公元前5世纪(约前420年)就在著作《论视觉》中记载眼睛失明的治疗方法:“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便失明时,应切开颅骨,将脑软组织分开,穿过颅骨使产生的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治疗方法。以这种方法治疗,病人便可治愈。”所谓“目眚”可能是由于脑部肿瘤或血栓所致,而“开脑”所取的“虫”则出乎杜环的想象。高宗治疗眼疾所采取的应是来自希腊罗马的穿颅术。

二

为高宗治病的关键人物秦鸣鹤是否为景教徒?学术界存在争议。以典籍记载而论,其为景教徒之可能性很大。除了杜环见闻并记载的“大秦善医”这个事实前提外,在华景教徒(即大秦医生)善医眼疾并非个例。《李文饶集》卷十二记载,大和四年(830年),南诏攻入成都撤走后,任成都尹的李德裕清点户口,“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在南诏所俘工匠中,“医眼大秦僧一人”之所以被特别提及,是因为他属于当时罕见的“工巧”。景教徒在中国境内常被称为“大秦僧”。此例说明从事医疗职业、精于眼疾治疗应是景教徒群体的专长技艺。

《大唐新语》和《新唐书》称为高宗医治者为侍医张文仲、秦鸣鹤二人,而《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独称秦鸣鹤一人,这种记载上的差异显示,秦鸣鹤乃高宗眼疾治疗的主导、医术不凡的一代名医。但怪异的是,秦鸣鹤之名除此一处得见外,再不见经传,事迹全无;而张文仲却是名留青史,与李虔纵、韦慈藏同以医显名,《旧唐书》有传。其中原因何在?最大的可能是,会昌五年(845年)武宗禁绝外夷各教以后,他的景教徒身份成为禁忌,其名随之归于沉寂。

另外,秦鸣鹤的“秦”姓也颇含意蕴。虽然历史上“秦”姓未必都是外族血统,但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人员多以“秦”为姓,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的一位商人自交趾(今越南)来到建康(今南京),在中国文献中留下了“秦论”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归化中国的外国人多以其母邦为姓,这种习惯在唐代尤为盛行。汉魏史册视“大秦”为制度完备、文章华美的理想国度,甚至称大秦人“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景教徒久居中国,获知此类对己传教活动有利之信息,必甚重视之,以其为获得唐朝廷与民众之认同的捷径,以母邦为其姓而善加利用,进行自我宣传。秦鸣鹤以“秦”为姓,显有彰示其“大秦”国人身份的意涵,而“鸣鹤”一名则可能转自叙利亚语读法,教徒中以此为名者不乏其人。

景教入华之初,以“波斯经教”见称,一个多世纪后,唐朝廷获悉“波斯经教”乃“出自大秦”,天宝四年(745年)玄宗诏令全国各郡的“波斯寺”一律改称“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立。唐朝廷如此优渥景教,景教徒为皇家效劳而赢得皇室垂青,想必是重要原因。换言之,治疗高宗眼疾是景教徒在中国从事医疗活动的一次重大实践,是景教徒在中国境内以医术助力传教的例证,在传教策略上与明清时代的在华基督教团体可谓如出一辙。

三

而高宗疾病医治过程似还隐匿着更多细节。高宗自显庆(656—660年)以后即罹患疾病。《旧唐书》称“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新唐书》记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资治通鉴》记载更详:显庆五年(660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高宗之病至显庆五年已很明显,故由武则天协助处理政事。此后高宗的头风病未见好转,有加重之势,遂考虑由武则天摄政。《资治通鉴》记上元元年(674年):“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

自显庆至上元元年,高宗罹患头风病已有十几载,此间发生过两起重要事件。一是苏敬等药家撰成药典《新修本草》(一名《唐本草》)。药典对“底野迦”加以详述云:“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新附。”二是拜占庭帝国向中国遣使的外交行动。《旧唐书·西域传》:“乾封二年,(拂菻国)遣使献底也伽。”乾封二年即667年。这是继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国遣使后的第二次遣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第一遣使所贡献的赤玻璃、绿金精等物,第二次遣使带来的是一种药物(底也伽)。这两个事件中均涉及同一种药物,似与高宗疾病隐含某种关联。

底也伽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传统药方,发明甚早。有人认为公元前4世纪约旦城的希腊人、医生安德鲁马库斯,在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印度之际创制此药,其目的是用于被毒蛇咬伤后的解毒;也有人认为是公元前1世纪黑海南岸本都国王密特拉达特的御医加耳透阿斯所创。据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记载,这种药剂由六百种不同原料混合而成,但其主要成分是鸦片。罗马名医盖伦改进底也伽配方,此药又被称作“盖伦丸”。盖伦曾以此药为罗马著名的马可·奥勒略皇帝治疗头痛病。在罗马帝国时代,底也伽被视为“万用药方”,用于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拂菻使节向唐朝皇帝贡献底也伽,不是寻常之举,最大的原因应是皇家所需。盖域外使节向皇帝进献奇珍异宝、稀见方物,乃属正常;若非皇家所需,贡献药物实为中国文化传统所忌。由此我们推测,其中隐秘的真相可能是,高宗患病多年求药医治,景教徒想到了古希腊的传统药方,认为底也伽可以医治皇帝疾病,建议高宗服用。高宗长期饱受头痛折磨之苦,在中医治疗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决定试用。这一消息由景教徒传回拜占庭帝国,遂有拜占庭使节贡献底也伽之事。与此同时,苏敬等医家奉敕编撰《新修本草》,对底也伽获得了更多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写入了新药典。《新修本草》所谓“新附”即新加入的知识,应来自景教徒所作的介绍。

底也伽虽然可以减轻高宗的头痛之苦,但在根本上不能治愈其顽疾,故其病情仍在加重,以致发展到“目不能视”。《资治通鉴》记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鸣鹤的诊断是“风毒上攻”。所谓“风毒上攻”或“风上逆”,乃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说法,可能是中国史官记载此事时借用的固有之词,其实应是脑瘤或脑血栓压迫视觉神经造成失明。秦鸣鹤采用希腊罗马世界流行的针刺法为高宗实施手术治疗,使脑瘤或血栓暂时消失,病情得以缓解,高宗短时间内产生“吾眼明矣”的感觉,但脑瘤或血栓病灶不能彻底清除,遂于十二月驾崩于洛阳贞观殿。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殊方药物底也伽,以及景教徒实施的医疗,虽没有治愈高宗的疾病,但显示了景教徒以行医助力传教,竭力接近皇室,以获取传教方便条件的努力。

(作者:张绪山,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