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将军”张治中

胡平原

张治中(1890—1969),原名本尧,别号文白、文伯,安徽巢县洪家疃(今安徽省巢湖)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一个贫穷农户家庭。张治中是黄埔军校骨干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期间,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因为对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被誉为“和平将军”。

在黄埔军校时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21岁的张治中参加上海学生军,后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第一营。1912年秋编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1914年8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1916年8月毕业后,分发安武军倪嗣冲部服役。1917年夏,张治中南下广东,历任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部警卫队队长、征闽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司令部参谋等职。

1923年,蒋介石到苏联考察,苏联人提醒,没有自己的军队,光靠人家的旧军队是靠不住的。于是,黄埔军校应运而生。军校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是仿照苏联红军军校的经验。党代表由廖仲恺出任是众望所归,可政治部主任职务一开始就是难事。最先提议的是吴稚晖,可吴稚晖因为反感中共而被拒绝,随之戴季陶出任几天后,觉得不能协调各方面的矛盾便自己辞职。之后,又换为邵元冲,同样也不能胜任。就在这时,周恩来回国,到广州后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同时在黄埔军校兼任政治教官,他经苏联顾问和张申府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4年初,孙中山筹办军校时,蒋介石就聘请张治中为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但张治中当时在桂军军校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25年初才到黄埔军校正式就职。1925年,革命军东征,张治中代理总队长职务,同时兼任第二师和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治中到黄埔军校后,虽然工作的环境比较生疏,但很多上司、部下都较熟悉。一天早上,张治中对入伍生训话后,却发现队伍旁边有一名军姿穿戴整齐、两脚始终并拢站立的军官,一看就觉此人气宇非凡。解散队伍后,张治中大步走了过去,同时,这位军官也健步走了过来举手敬礼。

然后,他自我介绍说道:“您好,我是周恩来。”

张治中一听是“周恩来”三个字,于是高兴地回答:“久闻大名,我一到学校就想去拜会,向您讨教政治工作的经验。”

周恩来说:“您太谦虚了,您的经验比我多,我应该向您学习啊!您刚才对学员讲的吃苦精神很好,自己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没有吃过苦,是讲不出这些话来的。有经验、有教养的军官,仅仅在课堂里是培养不出来的。”

两人在操场上边走边谈。这时张治中沉思了一会儿,十分感慨地说:“我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家乡的一句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据说张治中把慈母的这句遗教请“草圣”于右任写了一块横匾,悬挂在安徽故里的墙壁上作为永久纪念)。让我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终身不要忘记,青年人只有尝尽心酸,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

“张先生说得很对,您比我长八岁,懂得做人的道理,您是我的老大哥啊……”周恩来诚恳地说。此后,周恩来和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结为朋友,来往密切,经常探讨中国的前途。张治中后来回忆说:“黄埔军校成立,我便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黄埔军校里,张治中在周恩来等人影响下,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于是,他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申请。但是,当时由于国共合作有明文规定,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入党,因此,这使张治中的政治愿望落空。虽做不成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张治中一生坚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

在重庆三厅里为国共合作办实事

1937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撤离南京,随之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1939年2月初,张治中因长沙大火事件辞去湖南省主席一职,随国民政府要员迁到重庆。一天,蒋介石请张治中吃饭,饭后征求张治中的意见。蒋介石问:“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还是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毫不犹豫回答:“训练委员会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去服务。”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随即下达了张治中的任职命令。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出任国民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当时侍从室有3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主任张治中;第二处主管党政,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管人事,主任就是阴险狡诈的陈立夫。张治中在侍从室负责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委,对外联系各战区,各个地方的重要电文都要经过他,位置极为重要,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他的器重。张治中在侍从室时间不长,但工作认真负责,事事为蒋介石排忧解难,深得蒋介石信任。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春至1943年秋,日军共出动了近万架次飞机,实施轰炸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城里废墟一遍,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部在城里无法正常办公,迁到重庆西郊的三圣宫。

三圣宫是一座清代庙宇,已有200多年历史,这个庙宇与一般宗教场所不同,同时供奉“三圣”。所谓“三圣”,是指道教老子、佛教释迦牟尼和儒教孔子,将三位不同门派的圣人放在一起供奉。三圣宫地处高岗,整个庭院依山势而建,占地5000多平方米,视野非常开阔。这里当时都是农田和丛林,位置隐蔽,环境静谧。张治中到政治部工作后,因三圣宫距家较远,就经常在此居住。

日机轰炸重庆一瞥

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蒋介石重要幕僚,张治中经常给蒋介石提建议,出主意,有时也提一些批评性意见。有一次,蒋介石请张治中、陈诚和熊式辉谈话,不知怎么谈到行政院改组问题,蒋介石随口说:“现在行政院长无人能做,我只好自兼。”张治中脱口而出:“现在能当院长的能找出一大堆来,不知钧座以何标准衡量说无人能做?”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有那么多人能当院长吗?”不知什么原因,蒋介石极爱兼职,像行政院长、教育部长、军校校长、四川省主席甚至四行(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他都兼过。

国民政府进川不久,蒋介石曾兼任四川省主席,当时张治中还在侍从室,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但蒋介石没有采纳。蒋介石有一次去成都处理公务,张治中和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开玩笑说:“我们问问委员长以什么身份去成都?如果以委员长身份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以四川省主席资格,那我们无随行之必要。”后来蒋介石也意识到兼任四川省主席不合适,不久便让给了张群。

1940年5月,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枣宜战役中牺牲,消息传到重庆,张治中意识到主将一旦战死,军心必然动摇,所以必须马上以最高统帅名义致电慰问,以安军心。张治中第一时间替蒋介石拟好电稿,蒋介石阅后立即签发。后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这份电稿,蒋介石只改了一两个字,对张治中的处理非常满意。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这座西南地区的山城由此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同年9月,张治中改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政治部是主管全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黄埔和北伐时期曾经设立。抗战国共两党恢复合作后,军委会又重新设置政治部,部长陈诚,周恩来是副部长之一,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1940年下半年宜昌陷落后,为保卫西南大后方,军委会重新设立第六战区,辖区为鄂西、湘北、湘西及川东、黔东一带,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部长一职由张治中接任。

后来张治中迁居桂园。桂圆在重庆中山四路,是一个独立临街的小院,院子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与人们印象中的政府要员官邸相差甚大。院内有座二层小楼,进门便是过道和衣帽间,里面是客厅、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是卧室和办公室。小楼后面是几间平房,主要是汽车房和服务人员居住的地方。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株桂花树,树冠高及楼顶,遮得整座院子一片浓荫。据说桂花树还是张治中亲手所植,这所住宅之所以命名为桂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两棵桂花树;二是张治中父亲名为“桂徵”,张治中以此来纪念父亲。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合作共同抗日,但由于多年积怨,双方军队经常发生摩擦。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经常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进行谈判。1942年,中共中央又专门派林彪到重庆参加会谈,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述:“林是黄埔学生,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一座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周恩来)、林(林彪)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

1943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党的问题、军队问题、陕北边区问题和中共军队作战区域问题。张治中认为可以接受,就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意见未置可否,却对张治中提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面谈,并且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治中。这时林彪恰好要回延安,张治中在桂园为林彪饯行,于是,就将这封信交给林彪带回。后来据张治中回忆,延安方面对此虽然没有回音,但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埋下一伏笔”。

张治中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后,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有人向张治中建议将这些人排挤出去。但张治中与中共关系一直不错,不但没有排挤出去,而且还在政治部内设置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这个委员会中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如沈雁冰、阳翰笙、老舍、田汉、胡风、洪深、孙伏园、王昆仑、熊佛西等都是委员。对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张治中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会内还分设三个组:第一组中心工作是编辑国际丛刊,第二组中心工作是文艺写作,第三组中心工作是敌情研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委员会在抗战末期被撤销。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后,张治中对此一直深感内疚和不安。

1945年8月10日,中国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举国欢腾。但张治中却深感忧虑,抗战期间他一直负责与中共接触,知道国内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当时两党会谈已陷于停顿,于是,张治中积极活动,渴望恢复和谈。同年8月14日,在张治中等人努力下,蒋介石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大计”。之后,蒋介石又于20日、23日连发两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面商国事”。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25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的方针和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主席。8月28日,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随飞机抵达重庆。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一直在张治中的桂园办公休息,宴请会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各方代表也大都在此。据张治中随从副官张立钧回忆:“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多次,曾亲临桂园拜访毛泽东并在楼前合影。这期间,各界知名人士来访频繁,有时要临时加客饭,桂园的工勤人员就去附近餐馆购买……桂园也是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地,除了白天谈,更多的是在晚间谈,还经常谈到午夜。”当时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分别是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虽然双方距离甚远,但经过40多天协商和会谈,终于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大名鼎鼎的《双十协定》。后来张治中回忆说:“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所签订的外面叫做《双十协定》的文件。”

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右二)与毛泽东主席等在一起

为国共合作五次献上金玉良言

抗战期间,虽然实行了国共合作,但蒋介石心里却一直仇视中国共产党。因此,当时敢在蒋介石面前说真话、献良策的,只有张治中了。史料记载,为了国共合作,张治中曾五次向国民党蒋介石献上金玉良言。

第一次:1941年3月2日。针对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反动行径,张治中献上金玉良言向蒋介石痛斥国民党对国共合作处理的错误。良言讲道:“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蒋介石看后,自知理亏,恼怒不语。

第二次:1945年11月。国民党蒋介石又想再次发动内战。张治中知道后,又献上金玉良言,托人带给蒋介石。金玉良言肯定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方式,良言中表示,坚决反对重起内战。良言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1948年5月5日。此因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中国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介石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蒋介石电文说明对张治中的金玉良言较为重视。

第四次:1949年。张治中在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的金玉良言建议。在这之前,张治中曾在溪口劝蒋介石出国躲避,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

第五次:1946年1月。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为中国和平又献上金玉良言。

1946年在延安留影(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林伯渠)

“和平将军”为新疆和平解放作贡献

1949年4月,张治中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1949年5月4日,行政院下令免除张治中西北军政长官职务,改由郭寄峤代理。同年6月26日,张治中发表《我对时局的声明》,申明其“和平建国之政治主张以及国家与个人之政治新生”。同时郑重宣布脱离广州国民政府。张治中是民国时期最高统治集团黄埔嫡系核心层高级将领“八大金刚”中唯一归附中共的超重量级人士,对当时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具有较大震撼作用。同年8月,张治中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9月,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获得新生,为此张治中被人们誉为“和平将军”。同年10月,张治中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国民党党籍。张治中终于解开枷锁,当夜欣喜若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张治中将军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为缅怀张治中的革命功绩,安徽省有关部门修缮了张治中故居。张治中故居建于1928年,原有5间4进6厢共26间房屋。门首悬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张治中故居”花岗岩匾额。室内按当年原样陈列着张治中将军的生活用品。离故居南约100米,是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1988年6月,张治中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确定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此教育革命后代,继承革命先驱遗志,发扬革命先驱精神。

张治中故居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胡平原(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纪实文学学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口述巴南党史》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