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产权理论、转型期经济运行机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1946年，21岁的我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毕业，来到四川大学当助教。5年后调入当时的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现在。1980年以来，我陆续担任了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名誉校长，1993年至1997年间还曾担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已在财大生活了70多年，并且在四川生活了90年，是经历四川发展变化的见证人。

经济学家刘诗白

川人的时代使命感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母亲喜爱诗词歌赋，与当时著名的女词人沈祖棻是好友。正是受家庭的文化熏陶，在研究经济学之前，我最初的爱好是文学。12岁时，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诗歌。那是1937年8月，为躲避日本侵略，我们一家从上海逃往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一路上耳闻目睹侵略者的暴行，我萌生了“救国兴邦”的最初愿望，于是在轮船上就写了一首诗歌颂抗战，发表在当时的《万县日报》上。抗日战争期间，川军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对日大会战中，都有川军将士的身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捐躯，慷慨赴死，以劣质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这些都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所以在中学时代，我写过描绘民生疾苦、关于抗战的散文、小说，陆续在成都和重庆的报纸上刊发。当时四川乃至全国的青年都很关心祖国前途。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从一个追逐文学梦的文艺青年，慢慢转为探寻如何“经世济民”的经济学者。 

 理论离不开实际调查  

 经济学理论不是坐在家里就能凭空写出来的。我的一切理论和论述，都离不开对四川实际 的调查和研究。这些理论来自四川的农村和工厂，也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当时四川的情况。我还记得自己在中国经济学权威杂志——《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叫《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当时是 1958年，《红旗》杂志第 7 期发表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中提出人民公社都按家庭人口免费供应粮食，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此后，四川农村开始办公共食堂，至10月中旬已建公共食堂 61万余个。一时间，整个农村都以公社为单位，实行产品调拨。比如怎么撒种、怎么插秧等，都得按上面调拨指令要求来操作，这使得基层实践丧失了 生产能动性和创新力。于是，中央对此已有了调整计划。为论证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带着几位年青同志跑公社，去了简阳、隆昌、武胜、邛崃、绵阳等地，到四川的田间地头去观察调研。每跑一个地方，就写一篇人民公社的报告，每篇报告5000到1万字，都是我亲自动笔写。经实地调研，人民公社背后隐藏的后患我十分清楚。调研和观察的成果是：我论证了人民公社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农村副业的必要性，并提出提高生产者的“责权利”的建议。这个“责权利”，就是生产者、集体必须要有自己的责、要有权、要有利，产品要归他所有，不能调拨。这些论证和建议，都来自对四川基层的调查。我没有脱离实践的理论设想，全都是从跑工厂和农村，通过调研和观察得来的。因此，我的原创理论成果也得以转化和应用。1985年在全国人大提出的建立货币委员会和1990年提出的“缓解市场疲软十策”等提案，都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纳。1985年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也已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我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影响四川改革开放30周年”十大最具标示性“风云人物”称号、“2011成都全球影响力人物”等称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迈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改革一马当先。我和许多同志跑工厂、跑农村参加讨论会，提建议，写文章，为中国改革开放造势。我写了不少论著，虽然算不上有多大的学术成就，只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索，但我勤于下乡、去工厂搞调研，重视联系实际进行经济学理论探索，我希望写的东西能有益于改革开放。作为知识分子，我深知必须要和工农相结合，要跟实践相结合，否则提出的理论就没有根据。我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正是基于四川的实践。 

刘诗白教授

 让每个人都远离贫困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遇到了好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个理论研究生态宽松良好。尽管理论观点上有争论，但“不扣帽子”。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股份制改革问题，银行发起者是金融系的几位教师。当时争论可大了，尽管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正常。但在最早的时候，经济学家中都有不同的声音。我就对股份制改革一直持支持态度。1986年10月14日，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汇通合作银行在西南财经大学挂牌成立，银行发起者是金融系的几位教师。当时我还在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时任省长蒋明宽和我一起为银行揭的牌。挂牌成立当晚就被媒体报道。我认为，大学是改革理论的重要发源地，要研究改革，还要参与改革实践。因此，当金融系老师提出成立股份制民营银行时，我投了赞成票。尽管后来因债务问题银行被合并了，但改革不可能都成功，要容许失败。初始的改革都是于法无据的，改革就是突破，突破原有的过时的框框。2019 年，我已经94岁了。两年前我获得了“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弘远楼将1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了西南财经大学。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奖金理应用于鼓励更多人加入人文社科研究中来。如今我仍居住在西南财经大学校园里，每天上午搞点研究、散步，下午读书看报。虽然视力不太好，我还是坚持每天翻阅七八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四川日报》都是每天必看。当前我国正在中国梦鼓舞下，奋进新时代创造新业绩。尽管在国外的压力下，中国经济面对的矛盾和困难是历年来最大的，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14亿人，人均GDP8000 多美元。80多万亿的总产值乘14亿人的消费，尽管人均消费世界不算最高，但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是我们稳步高增长的有力支撑。中国的精准扶贫是一项重大创新。让每个人都远离贫困，体现中国道路和中国自信。只要坚持下去，到2020年，中国将是全世界唯一解决贫困难题的国家。我对此充满自信。坚持改革开放，充分挖掘潜力，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中国还将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奇迹。

（载《巴蜀史志》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

整理：邓晓凤（考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