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中江《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18日 11版）

【依托学科 推动“两创”·国学学科化建设】

不同文明的起源和发生是一个复杂和互动的过程，整体上的观察和解释不排斥某种并行性事物的存在。埃及、西亚和印度等几大古文明均孕育于大的河流之中（尼罗河、两河和印度河），同样，中国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黄河流域。新近考古学的发现，确实扩大了人们认识中国古文明和文化（如长江流域）的眼光和视野，但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一说法依然能够成立。而这一论断，也正是黄河学独特而重要的学科价值的集中体现。

从黄河学的学科视野来看，黄河文明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大的外延。黄河文明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从地域分布说，黄河文明在不同地域中分别建立了河湟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各具特色的文化；从思想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上说，黄河文明的历史长河先后孕育了东周百家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从黄河文明贯穿的主要观念来说，天道观、宗教信仰、认知和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社会政治和人格理想、人文精神等，整体上都属于它的一部分，它们充分反映了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古老性、不断的创造性、再生性、整体上的丰富性和坚韧的绵延性及连续性，在不同文明的比较中特征鲜明。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起源非常久远和古老。传说和早期中国古文本有许多记载，许多考古新发现又提供了大量新证据。早于夏代、比传说的五帝时期更早的文化很多就发生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如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之后的龙山文化，大致处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从反映这些文明和文化的遗址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古老的宗教意识和仪式。记载中颛顼的“绝地天通”意识，是为了强化宗教秩序，以消除“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的混乱。后在三代历史中发展出的一神信仰（帝和天等）和多神信仰（自然神、祖先神），根据《礼记》的记载，显示出含有差异性的连续发展：“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公共性的政治伦理和理性，从传说的五帝时期特别是尧舜下延到殷周的转变再到周公，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天道、阴阳、五行和气等自然哲学观念也产生了。记载中商汤的执政官伊尹和仲虺、周初的鬻熊和姜尚以及西周末的太史史伯、伯阳父等，他们对事物和政治世界已有高明的见解。《书》《国语》和《左传》都留下了他们的思想记忆。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具有高度的创造性。经过史前文明、传说的五帝时期和三代的长期演变、积累，在春秋战国的大转变中，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是一个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一批开明的政治家管仲、婴晏、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等，既是政治革新的担当者，又是新思想的创造者和提供者。诸侯国家竞争和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士阶层。“士”的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使他们周游于政治和思想创造的广大空间中。用《七略》的话说，子学的创造“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见《汉书·艺文志》）。他们都成为百家子学的创建者和重要的发展者。其创立的思想文化的丰富多样和复杂深刻，令人惊讶。人们一定会问，黄河文明和文化从三代到春秋战国，为什么既主要是起源于黄河流域，又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实现了伟大的创造。简单说，这不仅是受惠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空间，更因这一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中心，人们称为国都“政治圈”。上有传说和记载的邦国时代的黄帝都有熊、颛顼都帝丘、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等，下有王国时代夏都阳城和斟鄩、商都亳和隞及殷、周都丰镐、洛邑等。这正好解释了作为政治的参与者和思想的创造者的东周士阶层为什么主要出身并分布于这一广大的地域中。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黄河文明和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连续性，同时在质和量上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整体上的连贯性和差异性，反映了它的包容性和竞争性。从秦汉开始的帝国文明和文化为什么也在黄河流域展开，同样，除了它的地理条件外，同它主要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有很大关系。从秦到北宋，帝国的都城主要是在黄河中游的咸阳、西安和黄河下游的洛阳、开封。帝国虽然经历了魏晋的分裂和南渡的东晋及南北朝，但黄河流域仍然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性。这使得黄河文明和文化前后既表现出差异，又具有统一性和绵延不断的连续性。

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哲学、学说、观念和信念蕴含着一系列为中国人提供动力和创造的重要精神和重要价值。如它以普遍文化价值和文明为基础，奉行“薄来厚往”和“万邦协和”的人类理想共同体，具有高远的“天下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精神与价值；它在共同族群（炎黄子孙）、祖先信仰、慎终追远的意识中，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的精神与价值，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脉相承；它具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向上精神，也具有厚德载物的包容性；它相信万物彼此相生相依，具有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精神与价值；它以孝敬亲人始，扩大到爱人、爱物，主张普遍的人类共情和爱心，具有仁爱的普遍精神与价值；它反对财富的独占和土地集中，追求以“均贫富”（“损有余而补不足”）和“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经济安排与共同生活愿望，具有强烈的正义、公正精神与价值；它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张顺应“民意”，以德为本，行王道而治，主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主张贤人政治和君子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本位精神和公共理性；它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天下使命感和责任感精神等。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就像历经沧桑而又坚韧自新的中华民族那样，既古老又常新。它的一系列精神与价值，对当今中国的复兴和再创造、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是无限的源头活水和精神资源。

（作者：王中江，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