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为炎黄子孙

翁淮南

导语:2024年是中国农历甲辰龙年。“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在互联网上再度成为热搜关键词。海内外华人对“我们何以为炎黄子孙”“我们何以为华夏儿女”“我们何以为龙的传人”等话题的关心,其背后实质是对“我们为何成为我们,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深层关注。当下,探析我们何以为炎黄子孙,对于回应“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而凝聚中国力量,具有深远意义。

炎黄子孙的叙事从五帝传说开始

“炎黄子孙”的文献叙事从五帝传说开始,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两千年前的文献将夏商周的历史限定在距今4100年前,那是夏启称王所开启的早期国家形态时期。《尚书》记载了尧舜的天下治理时期,这是先秦的基本历史文献。我们现在一般将尧、舜、禹的故事视为神话与历史交织的叙事,尧舜前面的颛顼、帝喾,都是神话史上的重要氏族,即高阳氏、高辛氏。在汉代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中,比较清晰地呈现了五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

“炎黄子孙”与“华夏儿女”“龙的传人”三个概念,与上古时代的三大部落首领炎帝、黄帝和蚩尤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活动在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的神农氏部落联盟首领。相传姜姓部落的首领因懂得用火而得到王位,故称炎帝。炎帝部落作为早期华夏族主体,其活动范围在黄河中上游。黄帝则是原先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部落联盟首领,居轩辕之丘,建都在有熊,也称有熊氏。《黄帝内经》中有言:“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有熊氏成为氏族首领后,势力迅速向东扩展。

在甲骨文里,“炎”的写法是“两个火字上下叠加”,“黄”的写法是“人形的腰间束有(玉)环佩”。蚩尤是牛图腾和鸟图腾氏族首领,和炎帝原同属一个部落。炎帝时,蚩尤东征西讨,夺取了伏羲后裔“九黎国”领地。《史记·五帝本记·集注》引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

史书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战争,是黄帝和炎帝两大部落进行的阪泉之战。后来,黄帝和炎帝部落联合起来,与蚩尤进行了一场大战,即“涿鹿之战”。这是远古华夏统一之战,战争中蚩尤被擒杀。战后,炎黄部落乘胜东进,进抵泰山附近,举行了“封泰山”仪式。东夷集团与炎黄集团结为同盟后,形成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中国至此进入了华夏时代。

那么“炎黄子孙”具体是指谁呢?春秋时期左丘明的《国语·周语下》记载:“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左丘明强调,鲧、禹与夏人之后,以及共工、四岳与各姜姓国皆为黄炎之后。先秦时,炎黄子孙包括夏、商、姬、姜等氏族,也就是说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等氏族继承了华夏文明。关于炎黄合祀,始自战国时期秦灵公。《史记·封禅书》说:“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祭炎帝。”此时,炎帝与黄帝均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

梳理文献,炎黄之后的几位古代帝王,一直到夏商周三代,都被认为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后世的帝王,也都声称是黄帝的后裔。几乎所有的姓氏、族群都将自己的远祖追溯到炎帝、黄帝或他们的臣子。北方的民族,如接受华夏文化的匈奴、鲜卑等,也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辽朝大臣耶律俨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而《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也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清朝末年,炎黄子孙的观念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而更加广泛流传。早期革命党即用“炎黄子孙”为口号,争取更多中国人的支持。抗战时期,“炎黄子孙”的称谓被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今天,全体中国人皆为“炎黄子孙”已成为共识。

“华夏儿女”因“华夏”而得名。“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有学者认为,“夏”是从夏水(即今汉水)得名,“华”是因华山而得名。而现在,“华山”与庙底沟文化的“花”卉纹彩陶有着渊源。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在豫西、晋南、关中,这里是早期中国的核心地。由此,“华”也是“花”,北魏以前没有“花”字,“华”亦为“花”,学者苏秉琦等人干脆称“花”为“玫瑰花”。庙底沟文化的人群信仰“华”,成为近代我们所说的最早“华人”。从考古发现来看,“华”的概念与仰韶文化有关。到春秋战国,黄、淮、江、汉一带部族融汇在一起,把有影响的祖先保留下来编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上,承认是各氏族祖先,然后融合各个氏族,形成广泛的华夏民族。

在中华古史中,与“炎黄子孙”相关联的“卷龙”叙事在黄帝时代已出现。《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见。”《五帝本纪》中提到,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炎帝火,黄帝士代之,即黄龙、地蜿见是也。”学者孙机认为,地又指躯体盘旋卷曲之虫,与《封禅书》中提到的“黄龙”在形象上相互呼应。而红山文化中发现的玉卷龙,又让人们意识到龙可以作为土德之瑞的代表。实际上,龙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一种象征升腾和变化的吉祥物。

“炎黄子孙”也较多地涉及黄河的叙事。传说中五帝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河。在殷商时期,黄河在《卜辞》里叫“高祖河”。高祖就是王朝的第一个王。记载“黄帝”“黄河”最早的文献材料,基本在战国到秦汉时期。《汉书·地理志》称“黄河”,这是最早见到关于“黄河”的正史记载。在《史记》中,黄河被称作“大河”,反映出黄河被视为所有江河之首的观点。“黄河”与“黄帝”之“黄”为“五色”之一。东周至秦汉之际兴起的“五方”“五行”与“五色”,其三者关系,应是“五方”决定“五行”与“五色”,“五行”之“中”是华夏文化“核心基因”,“地”为“土”,“土”为“五行”之“中”,故黄帝都城有熊国与黄河中游均在“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区,故二者均姓“黄”。也就是说,黄帝在黄河中游缔造了彰显中华民族文化根与魂的“黄河文化”。

“宅兹中国”映照炎黄子孙五千年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夏娃”的孩子。我们的文化传统从一开始就和西方不一样。

黄河文化中的“地中”概念,就是天上有中心,大地也应该有中心。战国时代出土的清华简《保训》篇中记载了五帝时代的舜“求中”于“历山”(今河南濮阳),以及王国时代的缔造者夏禹让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其“求中”于河洛及其附近嵩山。由此,嵩山成为5000年来的“天地之中”,嵩山古建筑群申遗成功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命名“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求中”,正是王国时代的夏商都城选址于黄河中游大嵩山附近的一个重要因素。

陕西宝鸡发现的距今3000年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器底的122字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的“中国”名称物证。铭文中的“中国”实际上是指国家的都城要建立在国家的中央,延续了虞舜、夏禹、商汤以来的都城选址理念,并且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的制度。从《史记》记载的“五帝时代”,经夏商周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时代的历代王朝的都城均在大中原地区,这也就是“择中立国”的佐证。宋代以后历代王朝建都北京,仍然是择中立国的延续,大金王朝的都城就称为“中都”,他们认为“燕京乃天下之中”。

中原就是过去的中州。禹时设九州,是因为如果是偶数,就没有中,只有奇数才有中。豫州在九州之中央,因此也称“中州”,中州地形是平原,故称这里为“中原”。其实,黄河在中国的大河大江中是居于“中部”的。中国的地理空间,河在中,江在南北两边。淮河以南基本叫江,如长江、闽江、赣江、珠江等。辽河以北有吉林的松花江、黑龙江、鸭绿江。在吉林以南,在淮河以北的都叫河。因此,“河”在中国的南北之中部,黄河又在中国的“河”之中间,其南有渭河、洛河、淮河等,其北有汾河、海河、辽河等。

黄河又分上中下游三区,按照区位,中游主要是大中原。中国有句话叫大好河山,河山就是国家。山就是嵩山或华山,河就是黄河。以“天地之中”、五岳的“中岳嵩山”为核心,从长安、洛阳到开封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东西轴线。此外,在大嵩山附近的中国王国时代最早、最重要的夏商周都城均在这里。

学者刘庆柱认为,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中国从“中”而来,建国要立中,建都要立中……最后国家也叫中,这时“中国”的国家是指天下,是东西南北的中间。

“天下之中”生成了“中国”这个概念。学者何驽说,“‘中国’的最初含义,即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这也“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了”。

“宅兹中国”映照了5000年来炎黄子孙求中、择中的文化传统。

炎黄子孙缘于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的相遇

近年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物证显示,当六千年前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相遇的那个时代,中国学意义上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的概念,便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的相遇,也催生了中华民族总根系的“直根”。

关于炎黄子孙绵延发展,学者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说”。他认为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内部,可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一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二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是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是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这六大区系又可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各三区的两半,或为面向东南海洋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两半。六大区并非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着眼于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

学者严文明在文化区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重瓣花朵说”:中原是重瓣花朵的核心。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西内蒙古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在演进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呈现了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多元一体结构。中原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

学者张光直认为,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文化相互作用圈”,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这个“圈”涉及六个文化区:一、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二、仰韶文化;三、大汶口文化;四、大溪文化;五、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六、大坌坑文化。张光直强调文化相互作用圈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存在密切联系。

地层中的物证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信息。华山玫瑰和燕山龙的相遇过程,有裂变、有撞击、有融合。龙+玫瑰,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相遇。学者苏秉琦认为,相遇涉及中国古文化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种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等。另一个是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一种标志是龙或仅龙鳞。它们都有自己的根,都有自己的标识符号。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约当距今七千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那儿衍生或裂变出来的。

先看燕山龙,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距今约7200年—8200年)和赵宝沟文化(距今约6400年—7000年)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源头。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发现巨型石堆龙在聚落的中心部位,采用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7米,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龙形象。兴隆洼文化还出现石雕神龙人碑形器,以及类龙纹陶片。龙纹陶片皆为夹砂红褐陶,分别为龙的身体和尾部残件,用窝点纹表示龙鳞。具体说来,华山脚下的玫瑰与燕山以北的龙的中间对接点在桑干河上游(河北省、山西省北部)一带。出土文物证明,两者真正结合到一起的证据发现在大凌河上游、辽河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带,时间距今5000年—5500年。那里近年发现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含有玉雕龙、玉雕玫瑰、玫瑰图案彩陶筒座与彩陶盆的巧妙结合。玉雕龙放在男墓主人身上,彩陶玫瑰图案盆和筒座配置在积石冢四周。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在大青山下的河套地带和桑干河上游地带的考古发现,证明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这些龙与花的结合,会使人自然联想到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这也说明,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迸发出文明的火花,并留下文明发展的颗粒。

位于黄河南岸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实证了5300年前黄河中游已经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在双槐树遗址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还被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这里出土的牙雕家蚕艺术品,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这里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

山西陶寺城址的年代距今约4300年—4000年。龙与玫瑰相遇后,晋南一带的“中国”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陶寺遗存有黄河中游华山、东部泰山、北方燕山三个主根,还有来自太湖及其他区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北方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响。学者王巍认为,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这些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尖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陕西石峁遗址是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头城,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构成,有多种防御设施。中华文明探索工程最新发布,皇城台始建不早于距今4200年,放弃不晚于距今3600年。皇城台总高度达数十米,台顶有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宫殿台基上有雕刻兽面和玫瑰图案的石柱,并发现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鹰。这说明,皇城台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

河南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距今3800年—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二里头文化的一整套青铜与玉礼器,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二里头时期,水稻比旱作农业多,稻作农业的贡献超过粟和黍。

从地缘视角看,黄河两岸的中原文明吸纳来自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化因素,形成具有明显的合成性文化。这里深受来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响,北方文明的南下影响形成一个Y型通道,即辽西文明和内蒙古高原河套文明通过山西晋地到达晋南的通道,这个Y型通道就是学者苏秉琦眼里的中华文明多根系中关键性的“直根”。此时,若把黄帝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符号,那么,以黄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人很可能就是后世的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说是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国核心文明的共祖。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此时,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包括江南的古文化均相聚于此。如此,聚焦催生了“中国”。

《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4000年—2000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这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想,而把理想变为现实,是从三代至秦各国“逐鹿中原”的结果。“我们在一起”,是中华文化基因的选择。

炎黄子孙在大中国相互依存和发展

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历史”被割断了,就是老百姓眼中“断子绝孙”。有一首歌唱得很好:“我们的大中华呀,好大的一个家!”其实这个家,就是我们炎黄子孙能够相互依存和发展的大中国。

在时空维度上,炎黄子孙是个时间概念,绵延发展5000年;同时,炎黄子孙也是个空间概念,在中华大地上绵延发展,扎根在中国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南海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等五大文化带上。可以说,中华文明是在“河流”中孕育和发展的。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东面是烟波浩渺的太平洋,西面有高耸云端的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等屏障,西南方则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再北就是冻土地带,形成一个半封闭地理单元,使得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其内部,自然环境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河巨川的主干和支流,又把东南西北的族类连在一起,使得数千年来大家必须相互依存、互相补充。经过不断地演进,中国五大文化带是在“滚雪球般”的拓展中形成的,炎黄子孙靠的是非征战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的交往交流交融,聚集在一起。

五大文化带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内部和外部循环流动、交流,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员迁移流动的大通道,并起到了调节和平衡中国东西南北社会经济文化差异的大动脉。这一点,“确保古老中华文明5000年未曾断裂”(汤因比语),成为支撑着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基本因子和战略资源,是炎黄子孙5000年绵延发展的地缘优势。

学者王巍强调,文明的存续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等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取得丰厚的考古物证,实证了炎黄子孙能够在大中国的五大文化带上相互依存发展的演进历程。

距今10000年前后,中华文明奠基。距今13000年至10000年前的湖南玉蟾岩遗址、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广西甑皮岩遗址,出土了稻的植硅体,而在北京东胡林人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至9000年前的炭化粟和黍。距今10000年前,浙江上山遗址出土了栽培稻和红陶器、石器。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开启。因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并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农业分布格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裴李岗遗址、内蒙古兴隆洼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等出土了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刀耕火种已发展为耜耕农业。在河南贾湖、内蒙古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出现分化,并出现了“以玉为美”的观念,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加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3年12月发布信息显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各地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质地坚实、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山西师村遗址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四件石刻蚕蛹,有学者认为当时已发明了养蚕缫丝。辽宁牛河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等,出现了一批大型的复杂社会群体,并开始出现社会等级分化。辽宁牛河梁遗址共存的“女神庙”、高等级墓地(冢)和祭坛共同形成“坛庙冢”的独特结构,被称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曙光”。此时,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丰富。

距今52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文明阶段。当时,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遗址均属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太湖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无论是聚落等级的分化还是公共资源、人力的调配,复杂程度较前一阶段已有质的变化,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良渚古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建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焦家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此时,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大体同步。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信息显示,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距今4300年—4100年,气候发生较大变化,气温异常,降雨不均,洪水频发,各地区文明的进程受到较大影响。距今4300年前,黄河中游的势力集团在与周围其他集团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峁两座巨型都邑相继出现。此时,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这也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炎黄子孙发展的基础。

距今3800年前后,进入王朝时代。在夏王朝建立时,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十余座大型城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州瓦店遗址等,见证了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开创的礼制,形成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冶金术和礼制对更为广阔的区域产生影响。商王之下有相对完善的行政机构,有以王畿为中心的直接控制区和间接控制的方国。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和二里头一样,殷墟没有防御性城郭,“大都无城”凸显了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

距今3000年,王权巩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布信息显示,四川三星堆遗址八个器物坑的埋藏年代基本相当,大体距今3100年前后,此时到了商末周初。西周初年,周王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构建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政体,形成了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差别构成的器用礼制。西周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距今2600年前后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与古希腊、古印度同时发生“轴心时代”人文精神的觉醒。

距今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后,汉蜀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青铜镜“中国大宁,子孙益昌”等物证,彰显“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理想。

在炎黄子孙相互依存发展过程中,呈现诸多中国特色。如,在历史大动荡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所谓的“五胡乱华”,与欧洲的所谓的蛮族入侵不完全一样。五胡是牧人,他们虽也带来战乱,但更多的是带来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大唐盛世的诸多业绩源于北朝。可以说,北方草原民族不仅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还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每个文明世界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冲突和战争,而且不可能完全解决这种矛盾,而中国文明却有着更明显的和平倾向,形成一种能够尽量减少冲突的文明。

炎黄子孙在大中国相互依存和发展的历程,实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别是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这样的历程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参考文献:

1.名誉主编王伟光、主编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2.中国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

3.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22年版。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翁淮南(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审,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