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高考回忆录

靠“适应”走过一波三折求学路

杨 雪 雷欣谣

“我考试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最后那一个月冲刺阶段,感觉到很紧张。”

1964年,魏辅文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家中共有7个孩子,全靠做小学教师的父母,用不算宽裕的工资养活。

作为家中幼子,魏辅文被寄予厚望。小学四年级,他就被父母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远离父母求学。

从东风小学到云阳中学,再到一步步走上学术研究的大道,这一路上,魏辅文的求学生涯有过三次“微调”。第一次是中考,那是1978年,中国恢复中高考统一考试制度的第一年,他本来想读中专,填报了河运和造船专业。结果因为考试成绩太好,被云阳中学提前调档,进了重点班,读起了高中。第二次是1980年的高考,他本想学医,却最终进了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本来以为会读数学系,结果读了生物系。再后来,对农作物育种相关知识感兴趣的他,研究生报考了华南一所高校,但最终却进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知名研究者胡锦矗门下,成为胡锦矗带的第一届研究生。

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魏辅文进入西华师范大学珍稀动植物资源研究所工作。

1994年,魏辅文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王祖望先生和冯祚建先生。1997年魏辅文获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学位,后继续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

2017年,魏辅文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受访者供图)

20世纪90年代,动物所正处于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大潮中,老一辈的生态学家们鼓励学生用微观手段去解决宏观的科学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魏辅文逐渐走上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道路。

魏辅文超过一半的人生,都扑在大熊猫、小熊猫等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上。他率先将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引入到大熊猫研究中,阐明了大熊猫的种群历史、濒危过程及演化潜力;揭示了大熊猫在食性转换和特化历程中如何在形态、行为、生理、遗传和肠道微生物等方面产生适应性演化的规律;阐明了栖息地破碎化导致大熊猫孤立小种群崩溃的机制,推动了国家大熊猫放归和栖息地廊道建设工程的实施。

2017年,魏辅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于2018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21年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作为保护生物学家,魏辅文目前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从事濒危动物保护生物学研究,兼任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我这一辈子,感悟最多的,就是‘适应’二字。”研究大熊猫多年,什么原因让这个物种从千万年前延续至今?他认为是适应。“无论是我的个人经历,还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都是因为适应,才能一步一步,走出一条路来。”

大学本科期间实验中的魏辅文(受访者供图)

魏辅文本来想去看看大海,结果命运让他进了高中;他想学医,又阴差阳错一头撞进生物系……命运的几次转折,让本来想要和父母一样做“光荣的人民教师”的少年,一步步攀上科学研究的更高峰。

“人有时候是被命运改变的,你必须去适应。就像大熊猫,几百万年来,同时期的剑齿象灭绝了,它还能活下来,靠的就是适应和努力。”上世纪80年代起,魏辅文在秦岭、邛崃、岷山等多地进行野生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同时用新的技术手段,破解着大熊猫这一古老物种的诸多科学之谜。

“高考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时隔40余年后,回忆起自己1980年参加高考的那个夏天,魏辅文依稀又看到了16岁的自己。岁月迢迢,如今已知天命,但曾经朴素的、求知若渴的情怀,仍然在他的心中荡漾。

一波三折求学路

新京报:在你整个求学的过程中,家庭有着怎样的影响?

魏辅文:小学四年级我就离开家乡的村小,到了云阳县的东风小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

因为我父母都是小学老师,他们就觉得要读书才行,就把我送到县城,离开父母住在我二姐夫家里。

后来我从东风小学考到了云阳中学,那会儿很穷。考大学的时候我读寄宿学校,最后那半年,我妈妈在县城里租了一个小房子,天天给我做饭。我妈妈算是很早的一批陪读妈妈。父亲不爱说话,但是影响也很大。我们整个家庭都有个共识,我参加高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新京报:你高中的时候成绩在班里的排名如何?

魏辅文:中等。初中的成绩一般是排在前面,上了高中后,全县各个区上中学的人都来了,把全县最优秀的人招到这个班上。那个时候我们一班是最好的班,配的都是当时中学最优秀的老师,数学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我们这个班上最后百分之七八十都上大学了。那会儿谈不上什么学习压力,我只有14岁,高中毕业的时候是16岁。反正就是学嘛,没什么特殊的。

新京报: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当时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魏辅文:我们家七姊妹,唯一就是我能够参加高考。那会儿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就靠父母工资加起来的五六十块钱养我们一家九口人。我最初只想读个中专,读了高中是意外。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填报的志愿是什么专业?

魏辅文:1980年,高考恢复后的第四年。那时候我爸爸生病,让我有了学医的想法,报了西南一所高校的儿科。后来没录取上,就到了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我本来填报的志愿是数学系,因为我爸爸是小学数学老师,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对数学感兴趣。结果我被分到了生物系。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的分数吗?拿到成绩时是什么感觉?

魏辅文:反正比本科录取线高30分左右。很高兴很激动,能进哪个学校不晓得,但是肯定是考上了。我在我们班上成绩不是特别好的,也就是中游,那时一个班50多个人,40多个人都上了大学。

刚进大学时的魏辅文,稚气未脱(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没读到最理想的专业,当时有没有觉得遗憾?

魏辅文:没啥遗憾的,能有大学上就很不错了。而且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奇妙的变化。1978年恢复初高中统考时,我刚好初三,本来是想去读中专,尽快工作减轻家庭负担。结果因为成绩不错,被云阳中学(时为四川省云阳中学,现重庆市云阳高级中学)第一批次把我档案调走了。我成了重点班的学生,中专也就没得上。我记得当时我应该是报了一个河运还是造船的中专,想出海去看看。结果中专没读成,反而去读到了高中。也还是高兴,既然考上了,就认认真真去读。

路灯下苦学的大学时代

新京报:上大学时你才16岁,进大学之后的感觉如何?

魏辅文: 我那会儿还是小孩子一个,啥也不懂。到了大学之后,就跑到南充的嘉陵江大桥下拍了一张照片,心情很激动。我进大学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们都不告诉我,等放假的时候才告诉我,家里面怕影响我学习。

新京报:上大学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魏辅文:肉眼可见的是长高了。进大学之前我身高1米55,上大学长了10厘米。进大学之前吃不好,到大学了每天早上要吃两个馒头。我的6个哥哥姐姐中,除了条件比较差的之外,有4个每月给我5块钱,我每个月就能有20块钱,再加上国家给的21块钱的饭票、32斤粮票,我算是比较富裕了。因为读的是师范,全是免费。是国家把我们供出来的,从现在来讲,真的是应该想方设法尽自己的努力去报答国家,报答我们的父母和亲人的养育之恩。

新京报:大学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魏辅文:是学习。我对1984年的春晚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考研究生那一年。唯一就是春晚那天休息了,其他时候都在刻苦努力地学习。我上大学的时候,寝室十点关灯,我和同学们就到路灯下学。这是真实的,全是自愿学习。图书馆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厅,我们在那里占位子,用黄书包放在凳子上。后面来的人才不管你,来了之后直接就把你的包甩一边儿去。那会儿没有其他想法,就是觉得要学好,立志要考研究生,还要继续上进。

新京报:进大学后就确定了动物作为研究目标吗?

魏辅文:也不是,当时我对遗传学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会儿育种、粮食生产这些特别特别重要。我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看遗传学的书,然后我就报考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最后又没有招我。当时胡锦矗老师刚好在招第一年的研究生,就把我招来了,搞野生动物去了。所以说,兴趣是重要的,但是也得随着环境的改变去适应。我经常说,我们要向大熊猫学习。熊猫为什么没被淘汰,就是它善于改变自己。人生过程之中,必须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你的策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改变。人生不是规划出来的,我觉得规划不了,完全是随着环境的变化。

魏辅文在野外考察(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后来投身大熊猫研究,有没有觉得做野生动物研究很辛苦?

魏辅文:那时候天天早出晚归,不管下雪还是下雨,我们都要钻林子,去追踪熊猫,找粪便、做样方、观察熊猫的行为,等等。我的导师胡锦矗先生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会儿五六十岁,也是天天在里面跑,带着我们到处转,到处搞研究。人家老头子都可以干,我们有什么不能干的呢?另外,我那时开始觉得做科学研究很有意思。1978年竹子开花,是我们这一代人印象中的大事。为什么竹子开花,会怎么影响大熊猫的生活,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我很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改变自己,适应环境”

新京报:现在有些年轻人说“躺平”,你怎么看?

魏辅文:我的命运一直都在发生很多变化,光是从求学经历来看,我就经历了三次“身不由己”的调整,我最大的体会是,你必须要去适应这个环境。抱怨永远没法前进,你只能颓废下去。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生命的进化就是不断适应环境。比如从四川到北京,肯定很多时候不熟悉,肯定要适应环境,融入到这个环境,那该怎么做呢?就是改变自己,不能让环境来适应你,你必须适应当地的环境,当地的文化。人生的启迪,就是适应整个环境的变化。

新京报:距离你经历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你觉得现在高考还重要吗?

魏辅文:高考肯定重要,这是一个平台,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高考的话,就只能待在家里面种地了。高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选拔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相对更加公平的平台。

新京报:我们一直都说“读书改变命运”,你心中的“改变命运”,到底是怎么改变的?

魏辅文:就是必须要读书,非常简单的读书、掌握知识,一个人不学习,没有知识,没有文化,那不行。我的环境里,大家都在学习,有一种朴素的求知的渴望。至于未来做什么,真还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

新京报:和你当年高考相比,你对现在的高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魏辅文:我考试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最后那一个月冲刺阶段,感觉到很紧张。我的大女儿在2010年左右参加了高考,她考试的时候,我比当年自己高考还紧张。第一天我上午送她去考试,中午骑着自行车把她接回来的时候,把准考证那些材料全扔到前面的车筐里。结果为了赶快回去吃饭让她休息一会儿,把准考证忘了。下午准备送她去参考的时候,一看准考证不在了,着急惨了。冲下来一看,准考证幸好还在。如果丢了,是否会影响一辈子不好说,但至少影响她那一年上大学。

新京报:今年的高考快要来了,你有什么想对现在的高中生说的?

魏辅文:我觉得高考是影响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年轻的学子们,要抓住这个时机,拿出最好的成绩。如果能够进入到大学的殿堂,不管未来做什么,都会对人生有重要的价值。

人物简介

魏辅文,保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率先将种群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比较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引入到大熊猫研究中,首次提出“保护演化生物学”和“保护宏基因组学”新分支学科。

2022年4月8日,魏辅文院士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来源:新京报(2022年6月5日)

作者:新京报记者 杨雪 实习生 雷欣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