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03日 07版）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出版有《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走近五帝时代》等专著、论文集或考古发掘报告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资料图片

    甘肃秦安大地湾F901宫殿遗址。资料图片

    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陶缸，上有“鹳鱼钺”图画。资料图片

    安徽蚌埠双墩陶器上的符号。资料图片

今天我要讲的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换一个词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就是史前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因为彼此交融联系，形成的一个超大规模的文化共同体或者文化圈。我把它简称为“早期中国”，含义和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接近。严文明先生则将史前的文化中国比喻为一朵重瓣的花朵，“花心”就是中原这个核心，“重瓣”就是周围地区文化。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所讲的“早期中国”这一概念，是文化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的早期中国。

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上的中国和文化上的中国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差别。比如说在汉代，文化上的中国范围很大，包括了长城内外，因为单从文化角度宏观审视，不管是汉人还是匈奴，他们的文化实际是接近的，但从政治上来说，汉匈长时间处于敌对关系。再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繁多，但文化上的中国却只有一个，而且相当稳定。所以我认为，在历史时期，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的时候向往统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我们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连续不断地发展，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向往统一、向往社会稳定，这跟文化中国的存在很有关系。这也正是我今天讲这个话题的意义所在。

早期中国的形成和中国文明的起源

●早期中国的萌芽和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早期中国形成之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最早要从旧石器时代说起。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旧石器时代约200万年的漫长时光里，中国这块地方的石器始终具有自身特征，发现的人类化石早晚也有继承性，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和中国土著人群有过血缘上的交流，所以苏秉琦先生才会说，“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多年的时候，已经出现谷物农业，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米，在中国的中东部地区形成了五个小文化区，分别是华南、长江下游、中原、黄河下游，以及东北和河北。之所以划出这五个文化区，主要是因为出土的陶器等彼此不太一样。但因为华南有着世界上最早的两万年前的陶器，所以其他几个区域陶器的出现也有受到华南启发的可能。

大约距今9000年以后，文化发展的重心就落到了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有的文化发展水平超前。举个例子，在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就发现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有些非常漂亮的瓶、罐等器物可能不一定是实用器，或许与祭祀有关，有些陶器上彩绘有类似于《周易》的阴阳爻卦画，有的又类似数字卦象符号，结合长江下游此后的类似发现，推测当时可能已经有八卦一类数卜的产生。

到了大约公元前6200年以后，中国文化发展到裴李岗时代，以河南的裴李岗文化为代表。在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一些成年男性的墓葬中随葬有龟甲，最常见的是一座墓葬随葬八个龟甲，有的握在墓主人的手里，龟甲里面还有石子，少则几个，多则二三十个，发掘者张居中等认为可能与八卦类数卜有关。有的龟甲上还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可能是对卦象或者占卜结果的记录，跟商代的甲骨卜辞很像。较大墓葬的随葬品中还有精美的骨规形器和骨板，有人提出可能就是观象授时用的最早的“规矩”，而观象授时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贾湖就有稻作农业。还有，乌龟的背甲较圆圜，腹甲较方平，用龟甲占卜，可能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出现有一定关系。裴李岗文化很出名的骨笛，冯时认为其实是律管，是一种天文学仪器，说明8000多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已经产生了。此外，裴李岗文化陶器比较发达，有各种陶壶，经过对里面残留物的分析，发现装过酒，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

裴李岗文化有专门墓地，墓葬土葬深埋，装殓齐整，随葬物品，实行墓祭，体现出对死者特别的关爱和敬重，说明已有显著的祖先崇拜观念。墓葬排列整齐，或许是为了区别亲疏辈分，表明裴李岗文化已出现最早的族葬或“族坟墓”习俗。祖先崇拜和族葬，当为现实社会中重视亲情人伦、强调社会秩序的反映。有的同一墓地能够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说明族人对远祖的栖息地有着长久记忆和坚守。这从世界范围来说，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

裴李岗文化的聚落有的已经有30多万平方米，多数仅几千平方米，有的大墓随葬60多件随葬品，包括骨笛、骨规形器等特殊器物，而且大墓以成年男性最多，可见当时的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男性地位已经相对较高。尽管这种分化可能是发生在宗教中心和普通村落之间、宗教领袖和普通人之间，并未形成真正的阶级分化。

裴李岗时代在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有白家文化，应该是裴李岗文化来到陕西、甘肃后，和当地文化融合形成的。白家文化的典型遗址有陕西临潼白家、甘肃秦安大地湾等，也有“族葬”习俗，在精美陶钵的内壁还有一些彩绘符号。在安徽蚌埠的双墩遗址，许多陶器的底部有刻画符号，冯时认为其中的“十”“井”“亞”等字形的符号，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等“天地定位”的思想。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的鹿角器和木算筹上面，则刻有数字卦象符号，和之前桥头遗址彩陶上的符号一脉相承。

这里我还得特别说一下湖南的高庙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考古学家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了距今7500年左右的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场，里面有4个一米见方的大柱洞，原来应该有非常高的建筑物，发掘者推测可能是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通天的“天梯”。因为在这个遗址出土的精美白陶器上，就有这类“天梯”的图像，此外还有太阳纹、八角星纹、凤鸟纹、獠牙兽面飞龙纹等，其中八角星纹可能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这里面的兽面纹、八角星纹后来影响到全国，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饕餮纹或兽面纹的源头就在这里。

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有一条长达20多米的用石头堆成的龙，位于一个中央广场上，周围围绕着许多房子。最近又在附近的塔尺营子遗址发现了一块有獠牙兽面纹的石牌，和湖南高庙的兽面飞龙纹很相似。湖南和辽宁相距遥远，它们之间如何发生联系，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还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和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发现外面有壕沟的聚落，里面的房子排列整齐，大房子在最中央，社会很有秩序。兴隆洼文化的有些墓葬随葬有非常漂亮的玉器，后来传播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裴李岗时代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在天文、象数、字符、宗教等方面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当时已经拥有较为复杂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宇宙观，社会也有了初步分化，将中国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迈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一步。而恰好此时，处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对外强烈扩张影响，使得黄河、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起来，也可能通过社会上层在宗教祭祀、宇宙观等方面的交流，使得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也和黄河、淮河流域有了不少共性，从而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大约距今7000年进入仰韶文化时期，文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半坡类型的聚落，周围有环壕，几乎所有房子的门道都朝向中央广场，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向心凝聚、秩序井然。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虎”墓，冯时认为与青龙、白虎、北斗组成的星象有关，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出现和盖天学说的产生提前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在南方，河姆渡文化出土有玉器、漆器、象牙器等，最著名的艺术品是象牙雕的双凤朝阳，陶器上的很多符号，可能已经有特定的含义，并且流传到后世。

●早期中国的形成和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适宜，是中国史前农业大发展、文化格局大调整的时期。这时候，在河南、陕西和山西交界之处，形成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它最典型的特征，除了作为酒器的小口尖底瓶，就是陶器上的花瓣纹彩陶了，这些彩陶灵动变幻、神采飞扬，与庙底沟类型的空前强大和扩张态势正相吻合。庙底沟类型还流行鹰鸟类题材，比如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陶鹰鼎就是代表，那个鹰塑造得神骏异常。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出土于河南汝州阎村的陶缸，上面彩绘有“鹳鱼钺”图，就是一只大眼睛的鹳鸟叼着一条死鱼，旁边还画有一把漂亮的象征军权的斧钺。严文明先生把它解释成鹳鸟氏族战胜青鱼氏族的纪念碑性质的图画。因为庙底沟类型有很多鸟的形象，而半坡类型流行鱼的形象，这幅图就很可能反映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人群战胜半坡类型人群的史实。

庙底沟类型人群战胜半坡类型人群在考古上的反映，就是使得陕西、甘肃大部分地方的文化面貌，变得和庙底沟类型很近似，最西边甚至延伸到了青海东部，西南方向到了四川西北部。类似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往北占据了内蒙古中南部，最北甚至到达锡林浩特地区；向东向南占据河北、河南大部地区和湖北北部。也就是说跨越现代八九个省的庞大的仰韶文化区，在庙底沟时代都变得和庙底沟类型面貌差不多，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化”。仰韶文化之外，庙底沟类型在东北方向一直影响到西辽河流域，使得红山文化当中开始出现黑彩和类似花瓣的彩陶图案；向东影响到山东和东南沿海地区，使得那里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也都出现花瓣纹彩陶；花瓣纹彩陶还向南渗透到湖北、湖南和重庆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

这就是说，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由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促使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就正式形成了。

这个最早的“早期中国”，具有核心区、主体区和边缘区这样一个三层次的结构，成为商周王朝畿服制度、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支一体文化、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

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或许与战争有关，或许与其令人仰慕的文化特质和足以服人的文化策略有关，但无论如何，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的实力。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原核心地区，这个时候出现了多处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在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等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座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有的甚至有500多平方米，墙壁和地面装修考究，墙上还绘彩，很可能是宗庙、宫殿类建筑。灵宝西坡还发现面积近20平方米的大型墓葬，随葬精美玉钺，彰显出墓主人的崇高地位，但随葬品很少，显示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或者“北方模式”特点。李伯谦先生认为这代表了文明演进的“王权”模式，以与红山文化等的“神权”模式区别开来。

在庙底沟类型的带动下，周围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红山文化等也都加快了文明化进程的步伐。大汶口墓地这个时候的大墓，有的已经有100多件随葬品，属于崧泽文化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彩绘石钺、玉璜等60多件随葬品。这两个东部沿海文化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富贵并重，和中原不同，我认为代表文明化进程的“东方模式”。所以，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了初步的阶级分化，迈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

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趋于干冷，战争频繁，文化发展迅猛，社会变革加剧，“万国林立”，中国很多地方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和初级文明社会阶段。苏秉琦先生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古国”时代。

这个时期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的文化重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陕黄土高原，一个是河南中部，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范围。距今5300年以后，在甘肃中部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出现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有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东西两厢、左中右三门这些中国古典建筑的基本格局特征。而河南中部的巩义双槐树聚落遗址也有100多万平方米，发现三重大型环壕、大型夯土基址，这里发现的长排宫殿式建筑与大地湾前堂后室式的宫殿式建筑有一定差别，分别成为夏商周时期两类宫殿建筑的源头。大地湾和双槐树聚落，可能分别是仰韶文化晚期甘陕和豫中地区两大“古国”的中心聚落，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或者初具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缺乏东沿海地区的奢华玉器和厚葬习俗等，仍具有“中原模式”或“北方模式”特征。距今4800年以后，双槐树代表的“河洛古国”衰落，但在陇东、陕北地区仍有较多大型聚落，其中庆阳南佐遗址发现的前厅后堂式宫殿建筑，面积达630平方米，宫殿前面两侧还有多处直径各约100米的夯土台，所显示的社会发展程度比大地湾更高。

距今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以后，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陇东和陕北的中心地位继续加强，出现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灵台桥村遗址，和核心区面积就有200万平方米的延安芦山峁遗址，在两个遗址都发现较多板瓦、筒瓦，可能用于宗庙宫殿建筑，还出现了玉器，在芦山峁遗址已经揭露出1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面有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建筑群，和大地湾的建筑格局相似，只是更为宏大复杂。这时还在山西南部兴起面积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里面有大型宫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宫殿，还有半圆形的“观象台”，以及随葬大量玉器、漆器、龙盘等的豪华大墓。陶寺晚期还发现用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以及小件铜器。这些中心聚落及其宫殿式建筑等的发现，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不但早已进入国家阶段或者文明社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已经超越同时期的长江流域。

距今4000多年以后，在陕北出现面积400多万平方米的石峁石城，雄伟高大的皇城台，宏大复杂的城门，精美的玉器，神面、兽面石雕，以及铜器等，都尽显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气象。而在河南中西部也有了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中心聚落、新密古城寨和新砦古城。如果说以石峁古城为中心的老虎山文化南下对陶寺古城的摧毁，还可以看作是黄河中游人们集团内部的斗争，那么王城岗、瓦店等所代表的王湾三期文化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的大规模替代，则无疑是中原集团战胜江汉集团的铁证，对应历史记载中的“禹征三苗”事件，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黄河下游也是文明发祥地之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既有五莲丹土等古城，也有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陵阳河、章丘焦家等高规格墓地，有些大型墓葬有棺有椁，随葬较多玉器、黑陶器、象牙器、鼍鼓等珍贵器物，也有象征军权的玉石钺，有些陶缸上有原始文字。到了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出现章丘城子崖、临淄桐林、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等十多处古城遗址或中心聚落，还有更为高级的墓葬。临朐西朱封的大墓一椁一棺甚至二椁一棺，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显然是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特征。龙山文化的精美黑陶，最薄的地方仅有0.2—0.3毫米，令人叹为观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邹平丁公一块陶片上刻有11个字符，可能是书写了一段文本。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时期，应当也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阶段。

长江下游最引人瞩目的非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莫属。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大型祭祀遗迹和高等级墓地，有的大墓随葬品达330件，其中仅玉器就有200多件，层层堆满墓室内外，富奢程度令人惊叹，这些玉器包括核心为八角星纹的“洛书玉版”，中心有八角星纹的玉鹰，玉龟形器，以及类似红山文化的玉人、玉龙等，显示的宇宙观和裴李岗文化、高庙文化、红山文化等遥相传承。大约距今5100年以后，良渚文化进入兴盛期，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区发现内城和外城，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以及大型祭坛、豪华墓葬等，有的“王墓”随葬玉器500多件，玉器、漆器、陶器等精美异常，玉琮、璧等可能是与祭祀天地相关的礼器，神人兽面纹可能是良渚人崇拜的宗神。良渚陶器上刻画的类似文字的符号不少，有的可能就是当时的文字。良渚文化完全具备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属于中华大地上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文明之一。但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以后突然衰落，玉器等文明要素流播到各地。

长江中游在距今5000年至4100年之间先后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发现20座古城，最大的石家河古城约120万平方米，分成“宫殿”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可能与祭祀有关的数以万计的红陶杯、红陶小动物、小人等，营造出浓厚而又特别的原始宗教气氛，有的陶缸上有类似大汶口文化的单个字符，应当也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距今4100年前后，石家河文化被来自中原的王湾三期文化所摧毁，同时在江汉地区出现了以前没有见过的神人头、虎头、凤、鹰等造型的极为精美的玉器，源头可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西辽河流域于距今5000多年进入红山文化晚期，以辽宁牛河梁遗址大规模的宗教祭祀遗迹为世人所瞩目，这里有“女神庙”、有祭天的“圜丘”，还有可能属于宗教首领人物的大型石冢，高等级墓葬随葬精美玉器。红山文化应该已经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但距今5000年以后突然陨落，只有一些文明要素流传下来。

小结

总体来看，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和中国文明开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以前。距今6000年左右由于中原核心区的强烈扩张影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距今5000年左右不少地区已经站在或者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入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实力大增，长江中下游地区全面步入低潮。距今3800年以后以中原为中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形成二里头广幅王权国家，或者夏代晚期国家，中国文明走向成熟。

如果我们依照考古发现，把欧亚大陆划成东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早期文化圈，那么早期中国就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核心。在长达数千年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当中，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明，逐渐沉淀和锻炼出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征，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农为本，稳定内敛；二是敬天法祖、整体性思维；三是有主体有中心的多支一体文化结构；四是跌宕起伏的文化连续发展进程。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连同这些文化特征，对此后文化上的中国或者中国文明连续不断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版演讲资料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