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活化石”国宝大熊猫古来有之，但在1869年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中文名：谭卫道)来到四川穆坪(又叫木坪，即今宝兴县)邓池沟之前，世人对大熊猫的科学认识几乎是空白的。即使有也是朦朦胧胧，比较零乱和肤浅的。在这之前，大熊猫还不叫大熊猫，而且从上到下、前后左右根本没有统一的称谓。

考古发现，大熊猫至今已有800万年左右的生活史，而有史可查则要从4000前开始说起。资料显示，远在4000年前，黄帝攻打炎帝时，就曾训练了一支“猛兽大军”，其中就有现在所称的大熊猫，并大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中国古籍中主要把大熊猫称为“貘”，两千多年前，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中，便有“貘体色黑驳，食竹”的记载。出生于蜀地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了当时咸阳“上林苑”饲养的近40种珍奇异兽，大熊猫名列首位，汉武帝刘彻把大熊猫放养于纵横超过200里的上林苑，以成功猎杀它为荣。可见大熊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视为珍贵的名兽了。

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这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

熊猫在漫长的古代，人们难于见到，因而名称十分繁多。比如：貔（pi）貅（xiu），见于《诗经》、郭璞注《尔雅疏》《尔雅翼》《礼记》《峨眉山志》《洪雅县志》等；白狐，见于《尔雅》；执夷，见于孔注《书经》、陆玑（吴）注《毛诗》《尔雅》、郭璞注《尔雅疏》《尔雅翼》等；挚兽，见《礼记》；白罴（pi），见于陆玑《毛诗广要》；文罴，见《庄子》；皮裘，见于《峨眉山志》；角端，见于《洪雅县志》；干将（指雄兽之名），见于《辞源》与《尔雅翼》；貅（指雌兽之名），见于《辞源》《尔雅翼》；貘，见于《尔雅》《本草纲目》、白居易《貘屏赞》《东周列国志》《说文解字》《南中志》《旧唐书》《雷波县志》《酉阳直柰（nai）州总志》《竹山县志》《长阳县志》等；貊，见于《新论》《兽经》《广雅》《直隶澧州志林》《后汉书》《中山经》《蜀中广记》《酉阳杂俎》《广志》《巴东县志》（湖北秭归）等。

另外尚有玄貘，见于《王会篇》；白豹，见于陆玑《毛诗广要》《尔雅》；猛豹，见于《蜀中广记》；猛氏兽，见于《蜀中广记》；啮铁，见于《神异经》；食铁兽，见于《蜀中广记》、晋左思《蜀都赋》《北川县志》《酉阳直隶州总志》等等千奇百怪的名称，多达三十几个。

原四川省旅游局巡视员、大熊猫文化研究者孙前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古汉语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于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各类实物，多是以单个字来称之……于野生动物则如虎豹豺狼熊罴象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名词一直沿用至今且内涵无改。同时，对于上述哺乳类动物中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又有古代的器物或极为形象逼真的绘画作为佐证……同时，古汉语又有一个由单字词逐渐向多字词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可见古语里的貘，就是大熊猫的古代芳名，并非如今动物分类学当中的貘属动物，坚持把古语里的貘视为貘属动物的人，显然置身于生硬的条理藩篱之中。

其实，古人并不看重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大熊猫的极可能是《山海经》：“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豹或作虎。”按照郭郛在《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当中的观点，“猛豹”即貘豹，也就是现在的大熊猫。唐宋之后，文献所载的大熊猫基本就仅见于西南地区。古动物学者文榕生《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一书里，摘录历代方志记录的各地野生动物，其中大熊猫原产地就在川西，按说大熊猫最集中分布的嘉定府及雅州，在唐宋明各朝方志中连一个字都未提及熊猫。

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通志·物产》卷三八直隶嘉定州下，并未提及大熊猫，而雅州条下只有麝香、鼯鼠的记载；乾隆四年      （1739年）《雅州府志·物产》提及名山县有“熊”，但也没确切描述是大熊猫。《嘉庆重修一统志·嘉定府·土产》条下，仍只有麝香而无大熊猫的点滴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邛售野类·方舆类·物产》当中，也没有大熊猫的片言只语。直至同治三年（1863年）编修的《嘉定府志·方舆志·物产》，才提到了神物“貔貅”，描述也很简短：“非猛兽也。”

直到1869年大熊猫被阿尔芒.戴维在四川穆坪第一次科学发现并命名，大熊猫这种藏在深山无人识的珍稀物种的名字才逐渐得以统一，为世人所公认。大熊猫也因此为世人所喜爱，获得新生。

那么，戴维是怎么科学发现并命名大熊猫，从此在全世界统一了国宝称谓的呢？

要弄清原尾，就还得从远在法国比里牛期山区的一个小镇说起。

戴维1826年出生在这个小镇上。受其父酷爱博物学的影响，他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博物学家。1851年，25岁的戴维加入天主教，成为法国教会的一名正式神职人员。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法国前辈或同事从中国采集到的大量动植物标本传递等的强大信息长期刺激着他，使他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一直充满了好奇，强烈希望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深入了解。1852年，他在获知教会有派神职人员前往中国传经布道的打算时，马上提出派自己去的请求。但他的请求直到十年后才如愿以偿。

临行前，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米勒.爱德华兹教授交给他另一项任务，帮助该院到中国采集动植标本。1862年2月，正值春寒料峭的时节，戴维开启了他的中国之旅。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转折点上，经历了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海处殖民地的血腥护张之后，工业革命的潮流正推动着社会飞速前进。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科学方法都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去发现，而这方面当时的法国是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之一。

戴维首先来到北京法国教会驻地。在北京，除了完成教会的工作以外，他被这里各种各样新鲜奇异的动植物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很勤奋，经常到北京周边采集动植物标本，并把整理好的标本不断寄回巴黎，获得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者的高度肯定。

后来，他又到了上海。仿佛命运中自有定数，这次上海之行彻底改变了戴维的一生。在上海，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穆坪灵宝学院的中国学生。这个学生告诉他，他们学院的法国院长已经在穆坪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准备运回国去，这个消息使戴维异常兴奋。于是，他决定前往穆坪。

1869年2月，戴维到达穆坪。戴维在向导的带领下，沿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临邛古道与青衣道线路行进，从成都经新津古渡口、邛崃油榨头、芦山大川镇，最后翻越大瓮顶，来到邛崃山脉中段夹金山南麓的穆坪所属的邓池沟的地方。这里法国传教士活动的足迹至少可追溯到1802年。当时法国远东教会的周耶神甫便开始在邓池沟传教，1829年周耶病逝并葬归此地，从那时起，这里成为了川西天主教堂的圣地。而戴维来到时的三十年前，即1839年他的先辈们便在这个神秘之地建成了占地数亩、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天主教堂，还开办了教会学校――灵宝学院，这为人生地不熟的戴维很快融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最终机缘巧合短时间之内发现大熊猫这个动物“活化石”的珍稀新物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到达不久后，凭着多年来野外考察的经验，戴维强烈地感觉到这里就是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而苦苦追寻的地方，一个灵异民族的家园，一个动植物的王国。这里的高山和河谷都被原始森林所覆盖，使得当地旧野生动物得以生存和延续下来。灵魂转世、普度众生的佛家信念也是这些动物得以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此相反，凡是人进入的地方，往往树木被砍光，土地被裸露出来，植被破坏严重，是极不利于动植物生存的。

刚刚来到这个神秘地区的时候，戴维就遇到了一个难题，差点儿推翻了他的全部计划。穆坪土司出于表面保护宗教以利于统治的原因，前不久再次重申了禁止狩猎的法令。好在管理不严，当地的猎户并不认真执行，所以戴维并没有费多大的周折便拿钱把他们收买了，于是猎户们仍然像往常一样为戴维猎取标本。就在戴维来到邓池沟的第11天，他在上山采集标本回来的路上，被当地一个姓李的人家邀请去做客(如今李姓是这里的大家族之一)。在这个李姓人的家里，他看到了一张从未见过的黑白兽皮，个体相当大，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当地人叫它“花熊”。仿佛是命运在冥冥之中的指引，这个法国人忽然之间就如此地接近了一个必将轰动世界的神秘动物。而且，他本能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因为他在记录中提到这种动物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词：“著名”。这个词在法文中可以解释为“第一流的”，或者是“重要的”。由于这种动物多数部位是白色皮毛，且之前闻所未闻，为了便于表达，他便临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白熊”。  3月17日，戴维带着仆人到野外考察。沿途的地质结构和动植物让他们着迷。他们愈走愈远，迷了三次路，晚上仍在危险的冰雪溪沟攀援。戴维明白处境的危险，一再重复说：“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死不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死了！”结果，一位在山里采药的青年农民提着马灯来救了他俩。戴维在日记中说：“这天真是糟糕，但并没有征服我收集自然资源的信心。”

之后，戴维急切重金聘请了当地猎人帮助捕捉这种奇异动物“白熊”。 3月23日，当地猎人带来一只幼年“白熊”，捕获时还是活的，为了运送方便，猎人把它杀死了。猎人以十分高昂的索价把这只“白熊”幼体卖给戴维。戴维由此证实了这种奇异动物的存在。

1869年4月1日，这帮猎人们带来了一只幼体白熊，原本是活体，但为了便于携带，猎人们把它弄死了。然而不管是死是活，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能得到这样珍贵的标本，他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又过了一个星期，猎人们又带回来一只同样的动物，只是黑色不那么纯，白色部分也比较脏污，戴维确定这一定是个新的物种，他正式给这种动物命名为“黑白熊”。

当戴维把黑白熊标本送到巴黎展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两圈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精妙的黑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思议万。于是有人断言，这张来自中国的皮毛绝对不真实，肯定是人工伪造的。而当时已是巴黎自然历史博馆长米勒.爱德华兹教授经过认真仔细研究这种动物的皮毛和骨骼后，断然否定了有关伪造的武断说法，确定这是个新的科学发现。1870年，米勒.爱德华兹教授发表了题为《论西藏东部的几种哺乳动物》的文章，认为“黑白熊”虽外貌与熊相似，但其骨骼特征和牙齿系统的区别十分明显。他确信“黑白熊”是一种新属，遂命名为“大猫熊”，以便与另一种体型较小的类似物种“小猫熊”区别。

后来，伴随着大熊猫的发现和走向世界，对它的命名也曾一度长期争论不休，但最终学术界还是普通采纳了米勒.爱德华兹教授的研究成果，维持了把这个科学界新发现的物种定名为“大猫熊”。

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距离大熊猫科学发现并命名七十周年之际的1939年，重庆平明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其中“猫熊”标本最吸引观众注意。那个时候，标牌采用流行的国际书写格式，分别注明中文和拉丁文，但由于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参观者一律把“猫熊”读成“熊猫”。久而久之，人们就约定俗成地把“大猫熊”叫成了“大熊猫”。后来，台湾有家报纸曾撰文给“熊猫”正名，但人民已经习惯，反而觉得“猫熊”不那么顺口了。从此，“大熊猫”这个现代名称就这样诞生，并定格下来了。

其实，“熊猫”一词早在1915年间就有了。据资料显示，1915年编成，193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熊”之(三)：“熊猫，兽名，似猫而善升本”。目前为止，“熊猫”一词的公开报道，至少可以追溯到1922年11月25日的《申报》。当时上海举行的“西人篮球会”，其中一支参赛队是“上海公学美国学校及青年会之‘熊猫队’”。

时值今日，“熊猫”一词到底是何时开始出现的，仍是个谜团，期待着我们去考究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