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一具具的尸体从天而降时，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的居民万万不会想到，他们，以及整个欧洲的灭顶之灾开始了。

1347年，在久攻不下卡法城 （今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后，向来习惯用生物战作为武器的蒙古人决定，用抛石机将一具具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入城中，以求用瘟疫代兵，彻底摧毁卡法城。

正如恶毒的蒙古人所愿，作为鼠疫的一种，此后黑死病在卡法城中迅速蔓延，并被城中逃出的残存居民先是带到了意大利，然后又传染到了西班牙和法国、英国，随后又急剧扩散到整个欧洲，仅仅从1347年到1353年短短六年间，黑死病就横扫欧洲，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使得欧洲人口剧烈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并在此后三百年间成为游荡在欧洲上空的恐怖幽灵。

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也是最为残暴的生物战制造者

作为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的“法宝”之一，擅长生物战的蒙古人，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幽灵军队，由于奉行游牧思维，习惯杀光征服地区的人口以将土地作为牧场，因此早在此前公元1211至1234年间攻灭金朝的战争中，蒙古人就开始对中国北方的汉人和女真人实行了生物战。

当时，蒙古人沿袭游牧民族的古老战术，每攻占一个地方撤退时，就故意将腐烂或患病的人或牲畜的尸体投到河流和其他水源地中；当遇到久攻不下的城市时，就故意用抛石机将患病的尸体抛入敌方城中。

此前，蒙古人在攻灭西夏国后，先是将党项人屠杀灭族。在1232年围攻金朝首都汴京（开封）的过程中，蒙古人又继续沿用生物战的套路，致使汴京城中在短短50天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

而在经历蒙古人的扫荡后，金朝统治的中国北方人口从40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1000万人，而在南宋统治、抵抗蒙古人最为坚决的四川地区，人口则从原来的1300万人锐减至仅剩下85万人，根据人口学家估计测算，在整个蒙古帝国扩张时期，蒙古人直接或间接杀掉的征服人口接近1亿人之巨，约占当时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仅仅依靠屠杀，本身人数稀少的蒙古人并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利用腐尸作为生物战，频繁向战争对手发起生物战，利用瘟疫的迅猛传播来扫荡对手。

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的传播路线图

2

奉行生物战，并非蒙古人的首创，而是游牧部落自古以来的战争策略。

在经历数十年的国力积蓄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朝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开始向匈奴发起攻击，由此拉开了此后汉朝对匈奴长达两百年之久的骑兵大战。

面对骁勇善战的汉朝骑兵，匈奴人在多年作战中节节败退，于是开始对汉军实行生物战，当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通过将病死的牛羊弃置在汉军沿途经过的道路和水源等地，匈奴人开始利用生物战来延阻汉军的攻击，致使汉军大量人员和随军牲畜不断减员。

《汉书》在记载霍去病为何年仅23岁就英年早逝时，就特别提到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由于汉军大军远征，很多食材就“取食于敌”，这就使得匈奴人的生物战部分得逞，此后，原本在草原地区的鼠疫等疾病开始经由汉军的军士传播回到中原等内地，致使包括霍去病等人在内的大量人口因为感染疾病而死亡。

而这，也是人类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生物战争。

匈奴人是生物战的鼻祖

在汉朝与匈奴的百年大战中，从西汉中期起，被当时人称为“伤寒”的瘟疫开始在中原地区长期流行，与现代医学所定义的伤寒病的症状不一样，这种“伤寒”患者身上有血斑淤块，现代一些研究医学史的人推断，汉代所说的伤寒有可能是与草原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其症状与鼠疫或是流行性出血热很相似。

由于当时瘟疫在汉帝国内部横行，这就使得包括汉武帝在内的上上下下认为，有巫师以木偶人埋到地下来诅咒人，而被诅咒的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最终在汉武帝晚年，这种从匈奴人的生物战发端传染而来的瘟疫，最终在汉帝国内部酿成惨祸，由于宠臣江充诬告太子以巫蛊诅咒汉武帝，汉武帝随后发兵“平乱”，致使包括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在内的数万人被杀，史称 “巫蛊之祸”。

公元91年，东汉名将耿夔率军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再次大败北匈奴，至此，经历内部南北分裂和汉帝国持续两百多年之久的战争打击后，势力大减的北匈奴被迫西迁，并向西攻击当时已经安居在今阿富汗等地的大月氏人，由此推动了一拨拨的游牧民族西迁浪潮，而在蛮族西迁的攻击浪潮下，罗马帝国最终逐渐衰亡。

在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中，从蒙古高原发端、由匈奴人带去的瘟疫也经由各个游牧部族，一拨拨地传导到了罗马帝国境内，公元250年，当时，一种名为“西普里安瘟疫”的传染病就降临了整个罗马帝国，空前的传染病持续了整整15年之久，高峰时期，罗马城内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人，就连罗马皇帝 劳第乌斯·哥特库斯也染病身亡。

当时，大瘟疫导致罗马城乡一片混乱，很多人向远方逃难，结果却扩散了病菌，由于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罗马帝国全面瘫痪，史称“3世纪危机”，不久，罗马皇帝被迫放弃已经大为衰败的罗马城，于公元330年将首都迁到了位处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 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到了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到了公元452年，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人 阿提拉攻陷了当时的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并赶走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使得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此后，西罗马帝国苟延残喘到公元476年，拥有500多年历史的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3

从蒙古高原发端的残酷瘟疫，在逐渐摧毁罗马帝国的同时，也在摧毁着当时与罗马帝国并称为世界双雄的大汉帝国。

到了东汉后期，由于东汉帝国长期进行与西北羌族的战争，长期战争带来的死亡、逃难和饥荒，导致当时汉帝国内部的瘟疫开始大规模流行，到了汉灵帝时期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东汉帝国连续发生了五次大瘟疫。

当东汉朝廷面对大批民众患病死亡束手无策，甚至坐视不管时，当时，河北巨鹿出现了一个对民间医术和巫术都很熟悉的巫师张角，他带着两个弟弟，首先在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一带开始传教。

所谓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张角在大量招收学生、培养弟子和信徒的基础上，开始创立了太平道。史书记载，张角经常拿着九节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通过宣传“以善道教化天下”，张角等人利用瘟疫造成的末世恐慌和关怀，仅仅十多年间，就在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个州共招收徒众达数十万人。

公元182年，东汉帝国的瘟疫再次大规模兴起，在此基础上，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83年，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兄弟趁着民间瘟疫横行，最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暴.动口号，并在当年发起了所谓的黄巾起义，试图以太平道取代汉朝。

尽管黄巾起义仅仅十个月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但在战争和瘟疫的注脚下，却由此开启了长达近百年的汉末三国大乱世，而从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算起，当时中国的人口从汉灵帝时期的5648万人，锐减至三国鼎立时期的763万人，全国总人数锐减达85%以上，此间，除了战争死亡、饥荒外，瘟疫则是最凶猛的人口锐减凶手。

黄巾起义的背景是东汉末年大规模瘟疫传播

公元207年，当时曹操基本统一北方，但“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就在曹操基本统一北方的第二年，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不顾当时北方仍然民生凋敝、瘟疫横行的情况，又对南方发起了战争，这就是史称的“赤壁之战”。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大多注重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齐心协力，以及周瑜等人的神妙指挥，但是隐藏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则是当时中国境内大规模的瘟疫仍然四处横行，加上曹操的军队从北方南下，在南方相对温暖的气候中，瘟疫更是在北军（曹军）中广泛流行。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就记载：“公（曹操）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当时，孙吴联军打破曹军，曹操被迫烧掉剩余的船只撤退，撤退途中大量士卒又因为粮食短缺和瘟疫等原因，导致死亡士卒超过半数。

《三国志·魏书·蒋志传》又写道：“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说明瘟疫流传不仅在军队中，而且遍及整个荆州地区。到了赤壁之战第二年的公元209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记载道：“ 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由于赤壁之战恰逢汉末三国大乱世，剧烈的战争死亡、饥荒和瘟疫处处横行，而这也成为了曹操败北，最终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历史暗背景。

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胜利，有瘟疫助力

4

另外从宏观的瘟疫史来看，随着大规模战争的持续爆发，加上西汉凿空西域以后对外交流的扩大，因此，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瘟疫越来越频繁的快速发展期。

东汉时期，中国的瘟疫流行，开始从区域性、小范围传播转向全国性的大爆发，瘟疫传播从休眠期进入高速活跃阶段，并且在西晋时达到了整个中国古代瘟疫流行的巅峰。

对于瘟疫横行的惨痛经历者，曹操的儿子曹植就在《说疫气》中记载说：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当时，作为文学家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就在诗歌中写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在曹植记载的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又一次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四人就全部因为感染瘟疫而死，以致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在给友人的信中痛苦地回忆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耶。”

在这种东西方同时流行大瘟疫的背景下，宗教开始奠定了在人类史上的地位。

与乱世之中太平道和后来的道教趁机崛起一样，宗教倡导的对于病人和灾民的人文关怀和彼此互助精神，对于身处乱世和瘟疫横行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种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存在。美国史学家麦克尼尔在阐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崛起时就说：

“基督教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宗教之处在于，照顾病人（即使在发生瘟疫的时候）是他们公认的宗教义务。当例行的服务缺失时，最基本的护理也会极大地减少死亡率，比如，只需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让那些暂时虚弱得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康复，而不是悲惨地死去。

而且历经这种护理而存活的人，很可能心存感激并同那些拯救他们生命的人，产生相互依存的温馨感觉。因此，灾难性瘟疫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大部分社会组织丧失信誉之时，基督教会的势力却得到了增强。基督教作家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力量的源泉，他们有时夸耀基督徒在瘟疫面前的相互扶持，而异教徒却躲避病人并冷酷地抛弃他们。

对于罗马帝国被压迫阶层而言，这种从容应对对瘟疫恐怖和心灵创伤的无与伦比的能力，正是基督教的重要吸引力所在。”

正是基于基督教倡导的互助和关怀精神，因此尽管一开始被罗马帝国官方视为邪教进行镇压，但基督教仍然在瘟疫横行的罗马帝国境内如火如荼地传播开了，而张角的太平道在东汉末年也正是如此，随着汉末三国乱世很快就挺进到了魏晋南北朝大乱世，在这场为时近400多年（184-581年）大乱世中，佛教和玄学也在中国趁机崛起。

对于身处乱世、经历战乱、饥荒、瘟疫横行，对前景几乎完全看不到希望的乱世人民来说，佛教所倡导的对于来生的美好向往，以及佛教寺院所进行的人文关怀和极有限度的赈灾救济，是乱世之中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存在，最终，佛教在汉末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中，逐渐奠定了作为中国主流宗教的地位，与此相伴，则是倡导蔑视名教、主谈“玄远之学”的玄学日渐兴盛。

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崛起，与东西方的瘟疫横行有很大关系

5

在影响宗教传播的同时，瘟疫最终也助力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梁朝太清元年（548年），东魏降将 侯景又在梁朝内部发动叛变，并率兵进攻当时梁朝的首都建康城（南京），在侯景军队围攻建康城的几个月内，当时梁朝守城部队在吃光粮食后，又开始杀马匹、吃人肉，由于城中死人太多，有人在吃病尸后开始中毒，随后在建康城内出现了全城大瘟疫，以致后来候景率兵攻入城内时，建康城内十几万人因为饥荒和瘟疫，死得仅剩三四千人，其余的也大多奄奄一息。由于担心尸体继续引发瘟疫，侯景就命人将尸体全部堆积起来焚烧，城内有生病未死的人，甚至也被投入火中。

候景的军队四处 “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经过侯景之乱后，原本经济富庶的整个江南地区 “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侯景之乱引发的战乱及大瘟疫，最终也使得整个南方的社会经济基础被破坏。

侯景之乱（548-552年）

当时，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中，军事上是北强南弱，经济上却是南强北弱，因此双方总体上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但经过侯景之乱后，虽然陈朝又控制了江南地区，但由于南朝的领土被西魏和东魏趁机大肆掠夺，因此从领土到人口锐减的陈朝从一开始就走了下坡路。

在侯景之乱中趁机占领四川全境和湖北、湖南部分地区的西魏，则从梁朝、东魏、西魏中原本最弱小的一方，一跃成为最为强大的实力派，最终，取代西魏的北周攻灭取代东魏的北齐，而沿袭西魏的隋朝则最终于公元589年攻灭陈朝，在历经400年的大乱世后，再次统一了中国，从而开启了隋唐盛世的序幕。

6

而蒙古人沿袭自匈奴等远古游牧部落的生物战，最终也反噬到了蒙古人自身。

当时，在攻灭金朝和南宋，以及西征战争中频繁使用生物战的蒙古人，出于游牧部落代代相传的谨慎，一直保留着对于鼠类等瘟疫病源的控制，例如规定不能吃土拨鼠、对于鼠类不能靠近、只能以弓箭远射惊扰等民俗。

从游牧社会进入到了中华大地的农业定居社会，瘟疫仍然不可避免地袭击了元朝。就在蒙古军队用黑死病病人的尸体袭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城前三年，公元1344年，大元帝国内部也爆发了鼠疫，当时，朱元璋的故乡安徽濠州先是发生旱灾，随后又爆发了蝗灾和瘟疫，不到半个月时间，朱元璋的父亲、大哥和母亲先后去世，只剩下朱元璋和二哥相依为命，在此情况下，16岁的朱元璋被迫出家当了和尚，并在四处流浪乞讨的过程中，最终加入了“红巾军”，掀开了摧毁大元帝国的序幕。

在朱元璋的父母和二哥因为瘟疫致死22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明军最终攻入北京，摧毁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但与瘟疫成就了大明帝国一样，瘟疫最后也助力摧毁了明朝。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当时地处南方沿海的广东下起了大雪，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在最后的26年间自然灾害频发，开始进入了气候学上“小冰河期”，当时，明朝境内先是连续多年旱灾，然后又引发蝗灾和饥荒，饥荒引发李自成和张献忠等流民起义，加上东北的满族崛起不断南侵，在不断的灾害和战争交接下，明朝境内的鼠疫、天花、霍乱等多种瘟疫也席卷了整个中国的华北地区，并在1640年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崇祯十四年（1640年），由于长期的干旱，海量的老鼠互相咬着对方的尾巴、成群结队渡过江河险阻，进入安徽，河南，河北等各省觅食，而在长期旱灾和饥荒中饥不择食的灾民中则以老鼠为食，由此更加加重了鼠疫的爆发，当时，整个北方 “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当时，往南方督催漕运的户部给事中 左懋第在途中给朝廷上疏说，他从天津静海抵山东临清， “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就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蔓延整个华北的鼠疫又传入北京， “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于瘟疫死亡人数实在太多，当时北京城内甚至出现了有的人户全部死光，甚至连收尸人都没有的惨况。

当时，北京城内的人口约为100万人，在这场明朝灭亡前一年的大瘟疫中，北京城预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人，而剩余的人也奄奄一息， “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明朝灭亡当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就说，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1644年开春，瘟疫又在北京复发，此时，李自成的军队也从陕西顺利推进到北京附近，当时，北京城内因为鼠疫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由于死人太多，当时北京城中许多街巷都已冷落得无人行走，而负责保卫北京的明军京城三大营，当时名义上有10万人，但除了缺额外，剩下的几万人也大多患病， “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身体已经虚弱得无法守城。加上欠饷太久，当时士兵们已经全无斗志。

因此，当李自成的军队于1644年农历三月兵临城下时，已经被瘟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京城立刻土崩瓦解，随后，崇祯皇帝在无人来朝的孤独中，在紫禁城后的景山凄凉上吊自杀，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而入驻北京城的大顺军也很快大面积感染瘟疫，因此在北上山海关与吴三桂的军队决战时，大顺军10万军队就有4万人不能随行。在山海关惨败后，李自成又率领大顺军残部退出北京，并将鼠疫带到了明朝其他地境继续广泛传播。

明朝末年大瘟疫，造成明军内部的崩溃

7

在这种明清交替之际瘟疫大规模传染的背景下，就在清兵进入山海关后仅仅17年，1661年，年仅23岁的 顺治皇帝就由于感染天花去世。为了保证皇位继承人的顺利成长，顺治皇帝的母亲 孝庄皇太后最终选择了已经出过天花、却幸运大难不死的顺治皇帝第三子玄烨继承帝位，是为 康熙皇帝。

经历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饥荒与瘟疫的摧残，当时，中国的人口也从明末实际的约1.6亿人下降至清初的9000万人，人口减少达7000多万人。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随着清朝的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口激增至3.98亿人。在这种人口大爆炸的背后，地理大发现以后从美洲传入的番薯、玉米等高产、抗旱农作物也对人口的剧烈增长起到了重要的加持作用。

但是，在番薯、玉米传入的同时，与西方更加频繁的交流，也带来了更多病菌和瘟疫的传播。当时，作为通商首先接触之地，在沿海的广东、广西等地开始出现瘟疫，在这种情况下，以 “拜上帝会”、宣扬能治百病的洪秀全等人利用当时沿海地区瘟疫流行和两广地区的土客籍矛盾、大量穷困流民横行的社会背景趁机起事，其中，自封为“赎病主”的杨秀清更是假借天父下凡说：

“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凡坚信的将得救。”

由于盛传假如拜上帝会可以免除瘟疫，于是，广西的流民更加蜂拥入伙，到了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最终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事反清，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军之乱。

在经历1851年至1864年长达十三年的太平军之乱后，中国人口也再次锐减。根据人口统计，在战乱前的1850年，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3亿人，但到了1874年清廷再次统计人口时，发现当时人口存量仅剩下3.02亿人，除去流民无法统计等因素外，历史人口学家预估整个太平军之乱中，中国死亡人口约为7000万人，其中瘟疫则是最大的死亡因素。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借助瘟疫进行鼓动宣传

在经历太平军之乱后，中国的疾病防治水平也开始大规模提高，而在战乱中亲眼目睹了江南地区瘟疫惨状的李鸿章，则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模仿西方军队建立了医官制度，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国内的大城市开始陆续建立起现代医院，并采用新式的药品和医疗技术防治瘟疫，在此基础上，到了晚清时期，大规模的瘟疫也逐渐减弱。

到了清朝灭亡的前两年，1910年底，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鼠疫大规模爆发，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造成了东北地区4万多人死亡，鉴于鼠疫飞速的扩散态势，清廷随后紧急任命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广东人 伍连德（1879-1960）担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

在检验确定瘟疫病源为鼠疫后，伍连德随后一方面推动尸体实行火化，另一方面又推动建立了卫生警察部队，并在从东北到北京的铁路沿线都建立了防疫区和检验检疫措施，由此迈开了中国防疫事业现代化的第一步，此后历经三个月的紧急控制，到了1911年，东北鼠疫被控制下去，尽管最终死亡了6万人，但却有效遏制了东北鼠疫疫情，使得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成为全国级别的大瘟疫。

1911年东北鼠疫

就在东北鼠疫被控制后第二年，1912年，清朝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中走向灭亡。此后，尽管历经民国战乱和日本人对华实行的残酷细菌战，但大规模的瘟疫最终没有再次出现，中国开始进入了长达百年的瘟疫控制阶段，尽管后来也曾经历2003年的SARS危机，但中华大地，终于在两千多年与瘟疫的长期战争中，取得了后来居上的胜利。

而如今，时隔17年后，我们又面临新的考验。

参考文献

1.徐焰：《战争与瘟疫》，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2.（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

3.刘滴川：《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

来源： 最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