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教育人格

以陶行知精神看当下的教育

姚文忠

2024年3月5日是姚文忠先生诞辰84周年,谨以此文缅怀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的重要创立者——姚文忠先生。

姚文忠先生是中国著名基础教育专家、陶行知研究专家、成都师范学院教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副会长、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2023年5月13日凌晨3点20分,姚文忠先生不幸病逝,享年84岁。

他毕生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是忠实的陶行知研究学者,秉承闻道在先,见识在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信念,始终站在实践的沃土上深悟理论,不断拓展教育实践与理论的传播空间,故学生们、同侪们,以及敬仰姚文忠先生的人,又称他为“大先生”“永远的导师”“当代陶公”。

“爱满天下”的教育人格使陶行知定格在中国教育史的长卷里,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上亿人心中的“万世师表”。今天,由于党中央持续肯定陶行知,他的名言在各地学校张挂,他的教育论述不时出现在长篇大作中,他的塑像也日渐增多起来。另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我国教育精彩不断,不少人和事得到衷心颂扬,然而,社会对教育整体的微词质疑却没有消减。对于这种现象,不能采取悲观论的立场,只是必须作出合理解释。假如陶行知还健在,或者用陶行知教育精神对照分析研究当下的情况,结论会怎样?许多学者和实践家认为,对于现在教育上的问题,可以在陶行知那里找到一剂猛药、一剂良方。学陶师陶必能使中国的教育加速振兴。学陶有几个方向:人格精神、思想理论、教育实践、社会活动以及文艺创作。

壮怀激烈的教育情怀

陶行知投身教育,抉择教育,是一首激越的交响诗,是一幅壮丽的油画,浓缩起来像一场铁人十项运动。他一旦认准方向,立即就会动员同仁,挽起衣袖,勇往直前干起来。党中央一贯重视教育,指出“强国必先强教”,认为教育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在对待教育和践行教育上,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通,充分体现出对这三性的理解,他的行动和著述都反映着这三性的引领和贯穿。当下,需要这样开阔的情怀,不存杂念。

陶行知匆匆返国,投身大学辩论,毅然决然到农村办学校,招收难童中的天才学生,独立撑持经济特困的育才……他因势而为,一方面力主夯实中国教育的基础,又不断推动教育任务转变以跟上时代步伐,连续提倡并亲自参与其事的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全都直面事实,尽显仁德智勇,教育为公的身影。这种激情,这种动作,迅捷而精准,没有壮怀激烈的教育情怀,哪会如此的震撼和留足印记。

按照陶行知的理解:“国家兴衰,视乎教育。”“治平有道,树人为先;教养多端,恤孤是重。”教育的价值在国家,在民众,是要事、大事、急事,非得全力以赴,不能须臾懈怠。他了解到晏阳初平民教育,即刻向全国推荐并且筹建实行机构。既发现难童中有众多天才,立即着手创建育才。面对物价飞涨,他立即多方筹措为育才学校纾困。偶然发现亲友中存在不诚实的行为,就痛加批评。创建育才后,又为成人开办社会大学。民主运动乍起,旋即义无反顾的投身其中。发现教育督察不谙规律办事,即刻以中篇《古庙敲钟录》提出警示。短短55个急促岁月,陶行知的活动、工作、著述,从敏感问题至艰难实践,既心力交迫还忘情于浩繁著述,直至脑溢血辞世,写就一个壮怀激烈的人生。世界公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其思想、理论和实践具有极重要价值。人们评价:“生活教育学说不是零散的、个别的实际经验,而是一个由生活教育目的、原理、原则和基本途径构成的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不用全副身心,不以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真心真意的精神视教育为生命者,一个人断不可能取得如此能够针对国家民众需要的巨大教育成就。温习下面这段话去参悟陶行知的人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的动人处:“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陶行知的生命属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

为了教育,陶行知从未索要条件,从不畏难推诿,他总是极力创造条件,努力达到目的。时事艰难多变,这种应对频率该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

和平发展时期舆情多样,心意追求安适。谈起办教育,就有人叫道:“拿人,拿钱,拿计划。”“有这样三种东西,什么都不在话下!”对如此调门,倘若陶行知健在,一定只能当为被救济者,而不会视为同志!

在择校、减负和农村教学点的布局等烦人的课题面前,对比陶行知,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解决办法?绝对不可左顾右盼,空发议论。依靠这样的三拿主义而不思走群众路线和创新工作,择校、减负和农村教学点的问题能够解决吗?请问问群众:这些问题的真假?这些问题的症结和问题何在?不能由不谙实际的人成天唠叨。二十余年舆情反复,二十余年对家长的撞击,二十余年的徘徊太过久长,如果沉下心来抓好实实在在的学校建设、教师培养、管理创新,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已见端倪而不会困扰社会了。十余年前,中师刚刚通过国家标准的验收就被撤销,教育学院没有运行到二十年也告消亡,大学扩招引出教育质量下滑,如果花在这些异动中的资金用在学校建设,教师和校长的匠心匠意的培养上,三大难题,还会如此强劲吗?教育研究掌握在只立项而不结项的人手中,损害了认识真问题的能力,也强化了一些弊端。

现在的问题是在相当多情况发生时,不理解中国教育特征而无所适从;不以教育为公而抓不住问题的实质;没有教育经验的空谈言不及义……于是,没有了实实在在,也就没有了壮怀激烈,没有了大家手笔。毛主席说过:“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所以,要把除四风和实践群众路线的工作抓真、抓实、抓透,这样,才能够认清,认清了才能雷厉风行,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才会迈向坦途!

敏锐深邃的教育眼光

对于教师和校长而言,只有“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他们才可能真正发力为学校工作,才能以自己的人格和智慧,惠及青少年学生。但是,这“静”和“潜”在大多数人那里不能以他们个体和个别意愿而实现,陶行知深知“教育又是一种社会事业,非同情普遍,不足以收共济之效。”

陶行知既已指明教育对于历史、社会、人民的重要意义,更进一步阐明要办成好教育,必须“知其要,有其才,百折不回”。对于这些条件,办教育者理应长考。陶行知的“知其要”,不仅仅在于当下所谓顶层设计上,这种设计在他那里属于必备作业。其“知其要”更在于参透了教育的精神实质,参透了启动、维持和发展教育的条件。

教师是教育之本,这个本如何才能组建起来并发挥作用?以为把教师的薪水说得天花乱坠就行吗?在招收师范生和招募教师时,陶行知的宣传决不着眼在待遇。他强调:“教师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足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有钱而无精神和无钱而有精神的学校,我都见识过。精神是不靠钱买的。”时下,讲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育质量,强调者基本上是待遇。这个想法和做法很值得商酌。一位教育厅领导叹息:“现在办教育不讲精神了。难!”这是少见的真知灼见!以前中等师范招生,言明“向农向小向基层!”现在,免费师范生不愿兑现当时的承诺,毛病出在哪里?有人分析,在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时,教师的工资被拖欠?一些地方,工资调整,到了教师那里就要慢一二拍。如此现实冲击教师,使有些地方的教师对于钱有了不同感受。这种分析有些道理。“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是教师职业的规律之一。当经济问题不得不进入思想并把思想搅浑时,教育所需要的“静”就被破坏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前句是入世,后句是出世,二者结合,对于学校的领导者,尤其应该认知理会其中的含意。这句名对,在教育界已经耳熟能详。在教师工资被拖欠事件不断的情况下,出现了个别教师抱怨,他发狠要“扛两颗树走”。对于这样的怒气,无需批判。必须指出,在解释陶行知这副名联中存在错讹。若要正确理解,只需了解晓庄和育才两所学校实际的情况。在育才经济十分困难时,陶行知变卖自己的家产,奔走于重庆的官衙豪宅求助,甚至做木材生意赚钱。目标不仅为了保证师生吃饭,还要发放工资。陶行知还说过:“……努力通过增加报酬鼓励更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这句话可以让人全面理解心与草的关系。

陶行知关于教师,特别是中小学和幼儿教师的职业没有功利只有服务的论述,反映出这个事业的清贫性、深沉性和伟大。因为,学校的价值具有隐藏性:学校培养人才,不生产物质;她所培养的人才,在若干年后才能显露;她所增殖的知识也不能装载于有著作权的书刊报和网络上,只是存在于学生的脑海里;她所传递和弘扬的精神很难表现在光华万丈的舆论中,只能在幼小的生命里涵养成长。在生活里,教师如若显露私心,就会失信失伦于学生,其教育力也就可悲了。教育的这种隐藏性使亲和和理解教育存在难度,所以,理解教育是一个重大课题。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掌握不了现代化建设。”理解这段话,所指者就包含着教育难以理解、容易被隐藏的深意上,而表面说只是任职条件。

其实,只要入职正常而光明正大的教师,绝大多数仍然执着于教育,社会必须深信他们的品质。要使那些心存愤懑的教师,重回神圣和清贫,重新全副身心于教育,社会必须给全体教师以呵护,要他们远离关于经济待遇和条件的联想。没有长时期的稳定支付保障,很难掷还已经动摇的教师的专业精神。

波澜壮阔的教育叙事

陶行知的教育生涯博大、广阔,影响所及,必须认真研究和创造性发展。有些人试图自创门户,建立学派,这并没有问题。但是,同样应该支持别人的学陶师陶研陶活动,不能非此即彼。

目击全球,纵览华夏,意属顶层,力付百姓。陶行知的教育生涯,就是这样展开在历史和世界上,现在,他的思想强劲地活跃在真教育的肌体里。

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被委派到欧美拉非四大洲,包括印度等地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旅足遍及26个国家和地区。他的活动受到广泛报道,引起强烈共鸣,争取到了坚定支持。有意思的是,他的活动开始和结尾都与教育有关,其间从未脱离教育。出国第一件事是参与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陶行知的报告让听众了解中国教育的三大需求,赢得历久不息的掌声。回国途中,在印度与泰戈尔长谈;说到中国和印度的教育,圣雄甘地向陶行知索要关于中国教育的论著,并为陶行知专门写的《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作按语:“我不得不认为,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在我们印度是非常有用的。”

陶行知站在中国特有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的高度上看教育,著有长篇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通过这篇论文,使我们能够理解陶行知力求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角度把握教育的动力和走向,其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的探索,显示出宏大叙事笔法。因为陶行知关注整个社会,有人称他也是社会改革家。其实,陶行知看重社会是因教育的基础性而发生的,他看到社会的弊端,又返回教育来找出路,于其实践当然显出波澜壮阔的气象。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制定和实施着四大规划,即民主教育、全面教育、普及教育和终生教育。就覆盖人群方面看,其实施方案和行动针对全中国人;就学校实体而言,创办起了幼儿园、培养学校教师的师范和培养天才儿童的育才学校以及培训成人的社会大学。抗战胜利,陶行知赶回上海,并向救国会等同仁报告:“我怀抱着为国为民的热情来到这东方大城。主要是想做上海的工作,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海上大学、空中大学,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创办育才大学附设中学、小学、幼稚园。这样,我们的生活教育设想就可以全部实现。”陶行知在世时精心策划、全力以赴地去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艾芜评价陶行知:“实是富于理智,却又极其热情;抱有理想,且能勇于实行。”

实务于教育,必能上达宏观顶层,下接底层大众,思想精到先进,行为精准有力,所谓大教育家,陶行知正是。他讽刺不接地气的官僚教育,他鄙弃只知道生造词头故弄虚悬的理论,他要求因循守旧的教育人去创造性工作。陶行知与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的教育积习陋行坚决区隔,用试验主义的科学活动,开辟了一个又一个领域,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拓开了宽广的空间。

假如不是为学派而学派,不是为创新而创新,齐心协力在教育上有继承,有弘扬,有发展,“只管适不适,不论新和旧”,那么我国的经验不仅能够最好的服务中国,还能够服务全世界。

求真务实的教育思想

陶行知总结教育规律,称“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反对伪知识和伪知识阶级,指出亲知是基础,然后才能够掌握闻知和说知。“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这些论述既来自墨子的古训,又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情意,更符合《实践论》的光辉思想。

当下,中小学学生伏案作业时间太长,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对通过纸笔学习得到的东西,能不能算作获得人生有益知识存在根本疑问,更难说习得了什么有用的技能。时下,课外校外的技能学习负担沉重,而目的竟在考级。这考级的学习,与素质发展又有什么关系?为了学业考试,物理变成了计算物理,化学变成了计算化学,生物变成了背诵生物。三年、六载、十二个春秋下来,于成长,于生涯有何种益处?在大学,基础不厚实,知识空泛,缺乏动手能力,就业不如中职学生。有报道称,农村高中生没有考上大学。回到乡下,不会种田,不会下地,不会做饭,只会按时起床睡觉,只会在赶场天去游荡。这些都受害于非真知识的学习。看来,所谓“读书无用”并非没有所指,并非空穴来风,拿了与学到扎实技能和勤奋有礼貌的中职高职生比较,普通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应该不难辨识。“读无用的书,当然无用。”

陶行知说真知识是思想与行为的结合;他更指出,真知识的学习方法只能是“教学做合一”。“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以做,即实践,动手动脑相结合为中心的学习与那种听课、读教材、做纸笔作业的学习属于两种不同的教学形态,前者与所谓建构主义教学论也大不相同。陶行知根据他那个时代的实情为教学做合一所编的七十种生活力的教学用书或者教学指导,体现着做为中心的教学范式。这是两种在不同教育思想范式上发生的教学形态。

三十余年,中学数学教材已经采用十种以上,这样的教材是基于基础知识技能的“系统”,即按基础主义观点编制的。要问的是:究竟其中哪种更加能够反映数学的基础和系统?如果只有一种是科学的,其它教材是不是存在坑蒙拐骗的嫌疑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疑问,在这方面不能玩“零和游戏”,非此即彼,非优即歹。其实,关于课程教材仍然需要探讨。那么,“教学做合一”能否纳入讨论范围呢?设若,现在中小学课程,其理科部分的“做”与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以云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密切关联在一起,又该如何评价?

修改过的义务段课改指导提出重视学生先前经验。以做为中心的课程,解决了这些经验从何而来的大问题。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一定道理?

亲切质朴的教育话语

关于陶行知文章和话语的风格问题,在一些理论家那里得不到肯定,他们反倒是认为以这种话语论述教育,是没有专业水平和缺乏训练的表现。在教育理论著作仅仅热衷于杜撰空洞新概念,竭力打造新词头的当下,陶行知好像来得不是时候。这情形真有点那种“欲揶揄的悲哀了。”想一想,有“支点的控制论审美意趣”多深奥?想一想“具备逻辑层次的耗散教学”是多么的现代?陶行知能够制造出这样的精彩吗?不能够,实际是不愿意。

陶行知的语言和文章的风格,一贯是亲切质朴、明白易懂,属于大众的。他的这种风格以其诗作为代表,更有突出的研究价值。

日本学者斋藤秋男有自己的体会,他也引述别人对陶行知的诗歌进行评论,写道:“陶诗别有风格,非常通俗,大众化而富有‘诗味’,读了令人兴起,令人深思,这正是我们时代和我们大众所需要的诗。”“这是怎样清楚明白而又细腻入微地解释抗战救国联合战线之必要的一首鲜见的好诗!”“这不是宣传新文字一首最好的诗歌吗?”“这是如何简明透彻的句子”,陶行知的风格根本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

说话、做文章,是为了与人交流沟通的,无论是娱乐、教育或者宣传,使人容易明白,容易理解是第一位的。至于观点能否被人接受,是否已经沟通,可否引发讨论,都要以明白为前提。如果因为语言难懂而使教育思想和理论无法传播,这些思想和理论一定异常孱弱和平庸。读书人已经卷入快阅读和浅阅读的漩涡中了,这要求我们必须适应趋势,让教育的话语在网络语言等现实中走远走好。

之所以必须在这里谈到陶行知的语言风格,原因有二。第一是有人因陶行知的平白语言指他没有理论,这当然可笑,但是这种说法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于一些研究者当中。第二,一些教育理论作者,是阅读译作来学习教育理论的。其所读,受翻译水平不“信达雅”的影响,文章故作高深,读起来佶屈聱牙,很不利于传播。这个问题与学风有关,文艺应该使人喜闻乐见,论著则必须晓畅明白。所以,需要讨论陶行知的文风以正视听,以为榜样。

中国教育异常需要理论的支撑,哪种理论属于中国?斋藤秋男与华莱士有共同的认识:“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国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可妄自菲薄,必须起而效之,努力创造。

来源:成都市陶行知研究会

作者:姚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