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分局党校里的故事

(中)

辛洪保

《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是一本功在当代、润泽后世,很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教材。图集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革命气息,沉淀着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翻阅沉甸甸的红色图集,我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由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的伟大历史转变中,中共晋绥分局党校非凡的社会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作用;我看到了:经过分局党校革命大熔炉深造后,一大批用信仰武装起来的干部群体奉命出发,南下路上充满着酸、甜、苦、辣的生活况味;我看到了:南下干部为了党和人民崇高的革命事业,甘愿奉献自己青春与宝贵生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风雨征程;我看到了:在他们身上,处处闪耀着伟大的“吕梁精神”光泽。

阅卷深受启迪,随笔思绪万千。为弘扬红色文化,传播正能量,让新时代里更多的人牢记这段红色革命历史,筑牢信仰之魂,笔者以图集中有关事件为题材,写了几段小文与众分享,意在“讲好晋绥分局党校里的故事,”也是献给《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的一点心意。

吃广柑

我国南方与北方气候差距很大,许多南方出产的水果北方不产,北方出产的水果南方没有。自古物以稀为贵。改革开放前,如果在不同的地方能品尝到当地不出产的水果,那说明你是个有口福之人。在对晋绥分局党校红色文化调研中,曾捕捉到一个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当年苏村有二十多位年轻人组成的担架队,跟随南下干部队伍一直到达四川后才回来。为孝敬父母,还特意带回来几个南方的特产—桔子。

说起贾册村人为父母带回桔子一事,我忽然想起南下干部入川后的一件趣闻。

阅读《父辈的南下》第128页,有一张英俊潇洒的军人照片,他是临汾军人牛家学同志。

1948年临汾解放后,年仅17岁的进步青年牛家学就积极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不仅当兵光荣,还幸运地进入西北军政大学学习深造。他在回忆录中,透露了南下干部们入川后的一个生活趣闻。“晚上,我们班的人上街去转,看见水果摊上有金光灿灿好新鲜的水果,就每人买了一个,在衣服上擦了几下就吃,结果咬了一大口,好涩巴难吃。(注:因不认识该水果,所以连皮带心一块啃吃)大家谁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水果,这么难吃。站在一旁的几个老乡就大笑起来。我们问:老乡,这是什么水果啊?他们说广柑。”

牛家学与战友吃广柑的趣闻,又让我想起乡村里一些老龄人从没有看见过火车。他们认为火车趴着跑还是那么快,要是站起来那还不是更快了吗?解放初期,乡民们不懂得电能照明,现在老年人不会玩智能手机,这充分说明,形势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

耄耋之年话党校

《父辈的南下》是一本十分珍贵的红色教材,它让我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50后,近距离地触摸到了解放战争中,从农村转入城市这段光荣革命斗争历史,感受到了南下干部们入川途中的坎坷艰辛,以及入川后为维护新生人民政权稳定付出的流血牺牲,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的“吕梁精神”内涵的认知。作为晋绥分局党校当年所在地的乡民,我们倍感骄傲与自豪。学习南下干部们的“吕梁精神”,传承革命光荣传统,认真深入研讨这段红色文化,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于是,近日关注这段红色文化的兴趣越来越浓。然而,时过境迁,党校驻扎时间至今已过去74年,见证者多已作古。现在能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年龄最起码在83岁以上。常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应该算是一次抢救性挖掘。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时不我待,必须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因为,耄耋之年的人生命是十分脆弱的,晚上睡觉时还好好地,第二天穿不上鞋的事时常会出现。他们留世的时间,比黄金还要宝贵。于是,寒风天里我骑着车东走西串、南北穿插,深入村落找耄耋之人去采访。决心要打开他们久违的话匣,寻找党校当年散落在各地的有关史料。

老龄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查询史事资料的百宝库。历经数十年酸甜苦辣风雨人生,积累有深厚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文化知识。然而,无情的岁月致使他们一岁一枯荣,记忆力已大大减退。追忆童年往事,多是一枝半叶。尽管如此,我还是耐心地从他们身上淘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芦恒琦,小榆东村人,时年95岁。老人耳不聋、眼不花,乍一看精神状态极好。早时有些文化知识,至今仍有学者般的文雅风度。虽行走不便,但记忆清醒。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西北军区通讯学校驻扎在界峪村回光寺院里。小榆东村一个叫李腊三的青年人,曾在该党校培训班接受过学习教育,后随军南下入川,未归故里。

晋南军区机要干部训练大队机要培训班,驻扎在小榆西村原桥上大庙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该寺庙内曾一度驻扎过薄一波领导下的决死队随营学校。小榆东村老红军胡兴叶同志,就是在此庙里学习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

张杰子,苏村人,时年89岁。苍天有灵,我俩有缘路遇结识。由于年轻时受苦较少,乍一看那硬朗的身板与容颜毫不匹配。老人童年家景状况好,有机会上学读书学文化,因而出口成章,交流十分畅快,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

据他回忆说:由于自己家庭成分不好,党校来村后我家搬到村白磑去住,把村里最好的四合院民宅—王家院让给了党校。于是,初始的富户人家的大宅院成为了党校五部的办公场所,且住了一两年时间。南下干部走时需要带走的东西较多,村里有二十余名年轻人组成担架运输队随队伍南下,一直到达四川后才回家。回家时上级给担架队每个成员都发有大洋,而且还带回南方水果桔子。

担架队人员有:王廷壁、高福贵、张风明、史玉顺等人。

苏村担架队人员随南下干部入川一事,填写了历史空白,很有研讨价值。

王建政、苏村人,时年83岁。天不作美,午饭时间早过多时。但在张杰子老人建议下,我忍着饥饿找到了另一位历史见证者王建政同志。

王老也曾是王家院的一个小主人,他回忆说:那时虽然我年龄不大,但因居住党校很近,耳闻目睹过党校五部人员在我们王家院的生活情况。住校人员较多,分别住在马家院(现村民大宝家院)和梁家院(现村民梁灵山院)。学习、用餐均在王家院,王家院大门前墙壁上有学习计划专栏,灶房在村民王春云院东房处。麦场上有简易制作的篮球杆,可供学员们锻炼身体。党校驻扎时间较长,大约一二年。我们家里做起豆芽小生意,党校人员经常来我们家买菜。时间一长,相互间很熟悉,感情也很深。党校走的头天晚上,临汾县五队里(五一蒲剧团)在村里演蒲剧《天河配》,党校有个人称小老王的同志,还背上我去看大戏哩。没料想第二天我俩竟然一南一北相分离,至今仍很想念他。

王神保,贾册村人,时年92岁。一生艰辛操劳落下了聋病根,问了几声也不知我说的什么事。当我破嗓门提到党校时,他竟然好奇地听懂了。告诉我说:村民宝林家现在住的地方,就是晋绥分局党校四部当年驻扎的地方。

马高生,坛地村人,时年85岁。他告诉我当年晋绥分局党校三部就驻扎在他家院里。住有一年多,还在村玉皇庙舞台上演过戏。

张金生,河南村人,时年83岁。3年前编著《金殿红色记忆》一书时,他曾向我叙述过村里驻过党校一事。可是,《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中共晋绥分局驻临单位略图”上没有找到。为还原这段历史事件真相,我再次上门寻访。他肯定地说出了当年党校培训班办公地址、篮球场位置,以及党校人员与村民共同演戏的事实。为进一步深入研讨晋绥分局党校红色文化,提供了一份宝贵史料。

陈复兴(曾用名陈白子),伍默村人,时年86岁。从2010年起,他就会同南下干部许引丁、村民单小春等人,为了能把晋绥分局党校变成一个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而奔波。3年前,红色文化这根主线又把我们紧紧地拽到了一起。经我们多次寻找上级有关部门,党校旧址上终于挂上了一块闪耀历史光芒的牌匾。其间,他向我述说过有关党校在该村活动的一些史料。例如:他们家里,曾住过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因为,汾河东岸是国民党,汾河西岸是共产党。为防止敌人搞破坏,自己当儿童团员时还手持红缨枪,在村口站过岗、放过哨。从他口中得知党校在该村曾住了一二年时间。(注﹕根据几位老人口述,有关资料上记载的晋绥分局党校在临汾存留的时间只有4个月,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2月7日,对大多数人来说,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就过去了。可是,对笔者来说,这一天却是喜悲交加。按事先约定,这天妻子生病要去医院做手术。可是,天还没亮,陈探许大哥从微信上发来一条消息。“你能帮忙找出临汾留守处妇干二校的驻地沙坡(泊)底吗?”我立刻回话说:能,不过要过几天等妻子出院才有空闲时间。军人的荣誉是责任。我俩都当过兵,都把使命看得高于一切。大哥托办的事,就像是一道命令。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的职业习惯。于是,在医院利用当天不做手术的空间,我告知了通情达理的妻子,走出医院,带着使命感来到泊庄村。一连找了两位高龄老人,没有结果。还有一位可能会知道,但暂时不在村内居住。怎么办?失掉勇气,就会失去一切。为完成调研任务,我又来到与泊庄村相邻的泊段村。

李玉新,泊段村人,时年92岁。老人对童年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泊庄村由三大片域组成,分别是泊庄片、沙泊底片、关口片。早时关口片上有一座寺庙,名叫“菩萨庙”。是否天意巧安排,要让菩萨保佑共产党彻底打败国民党,妇干二校当年驻地正是在“菩萨庙”里。听了李玉新老人的叙述,悬浮的心终于放下了。大哥交给的任务胜利完成,我轻松地骑着车又往医院奔去。

南下路上红小鬼

“红小鬼”这个熟耳的词语,在我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因为,从许多红色革命教育题材中,知道了在著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岁月里,曾有一部分红军子女、革命先烈的遗骨,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孤儿特殊群体。虽然年龄很小,但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之路必定能取得胜利。于是,就像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意志坚强。爬雪山、过草地,不掉队、不落泪、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在战火纷飞的硝烟弥漫途中,蹦蹦跳跳地随军前行。用不寻常的童年,谱写出一曲曲生命的壮歌。

当时在某部队中,有个只有19人的红军班,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刚满9岁,都还是一些稚嫩天真的孩子。例如,原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兼政委王维舟同志的侄女王新兰(开国上将萧华夫人),9岁参加红军,11岁参加长征。贺龙元帅的外甥女向轩,参加长征时年仅9岁,是长征中最小的红军战士。2023年2月,这位历经腥风血雨的革命老前辈,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后,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人生路,以97岁高龄谢世,成为人们心目中永不消失的丰碑。

当我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品读《父辈的南下》纪念图集时,惊奇地发现,照片上许多革命老前辈参加革命工作时夫人年龄都不太大。例如,关桂荣(12岁,晋绥分社新闻训练班学员),赵永福(12岁,西北艺校学员),刘茂才(13岁,革命战士),冯如秀(13岁,西北人艺教师),王正选(14岁,晋绥军区三分区政治部科长),褚泉龙(14岁,西北军大学员),范朴(14岁,西北军大艺术学院学员),赵志宏(15岁,西北军大学员),靳双林(15岁,青干校学员),范瑾(15岁,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李秀云(15岁,西北军大文工团)、张惠娥(15岁,62军文工团区队长),王保玉(15岁,一野战医院书记),陈雅琴(西北军大文工团成员,当年南下入川时年仅9岁。与长征路上的向轩同岁,是南下干部群体中年龄最小的一员,正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下路上的红小鬼),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南下干部由北方徒步到南方的道路上,充满了五味杂陈的艰辛。从临汾出发时,为加快行军速度,上级规定每人只准携带23斤行李,严禁超标,且统统当场过秤。队伍行军速度每天不低于80华里,有时急行军要走120里。据陈雅琴自述:因为年龄太小,南下行军途中老爱打瞌睡。多亏了大哥哥、大姐姐们热情帮自己背行李,才没有掉队落伍。《雪卷红旗过秦岭》一文写道:“正值严冬季节,数万人顶风冒雪徒步翻越秦岭……”“山路狭窄,树木丛生,只容单人匹马侧身通过。山溪纵横,部队只得涉水而过。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积雪及膝爬坡吃力。山高空气稀薄,体弱的同志感到呼吸困难,前又传来口令,不准在此休息!”“上山难,难在累,下山更难,难在冰雪路滑。”山高林密路滑,处处随时都会有险情。有几匹心爱的骡马不小心掉下深沟,为解放大西南而献身。

改革开放初期,为寻找工人,笔者曾去过陕西安康叶坪。对“华夏龙脉”、群山起伏的秦岭,那盘山而上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以及祖国南北差异的自然风光记忆犹新。深深体会到南下干部队伍群体,当年翻越秦岭山脉时是多么艰辛不易。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陈雅琴一个只有9岁的小女孩,在浑身体力透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硬是咬着牙、紧紧抓住团长刘星火的衣角,踩着团长踏出的雪窝,忍受着双脚血泡之痛苦,坚持行军直达四川。

南下路上“红小鬼”陈雅琴的革命故事,是南下干部这一特殊英雄群体践行“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伟大“吕梁精神”的一个真实缩影。纪念图集中一个个英俊潇洒的肖像,浓缩着讲不完的红色革命故事。一张张沉淀着厚重辉煌历史的画卷,犹似那一座座闪耀历史光泽的丰碑,是激发人们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爱国之行、弘扬正能量的好教材。让我们以革命前辈为榜样,筑牢信仰之魂,始终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不动摇,为新时代党的伟大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

初稿于和泽佳源医院病床前

定稿于2023年12月10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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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辛洪保(山西省尧都区金殿镇峪口村村民,1954年生,初中文化。1973年入伍,1974年入党,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1977年退伍,曾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喜好文学,业余时间编著有《峪口村史话》《金殿古落趣闻》《金殿红色记忆》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