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的升起和陨落(四)

田闻一

我常常仰望深邃的夜空。只见浩瀚无垠、钢蓝色的天幕上,缀满了金色的繁星。不经意间,刚才还在华光闪烁的明星,已然倏地掠过横无际涯的天际,在天幕的那一边陨落,让人扼腕叹息、惋惜。

――题记

他们寻找孤寂

两个深孚众望的大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高缨、克非,在当下人们争相进入城市,特别是对进入成都这样赫赫有名的大城市趋之若鹜、津津乐道之际,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说到克非,可能现在有些人,尽管是文学圈中人也不一定知道,但脚印应该知道。脚印是克非的女儿。阿来那部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当初走了二十多家出版社不成;最后被脚印看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炮打得天红。

克非(1930年1月—2017年1月22日),真名刘绍祥,四川眉山人。1997年前,眉山属于乐山(古称嘉定)地区,这里名人辈出,灿若群星;前有苏东坡为代表的“三苏”,后有郭沫若等等。

四川省作协原副主席克非

20世纪50年代初,克非参加“土改”工作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扎根之地――离绵阳还远的川北某地农村一个叫兴义的地方。作为一个作家,在那里,他就像打井、而且是打一口深井,一直打下去,就像愚公挖山似的,数十年如一日;最终打成的那口深井,荡漾起诱人的、清澈甘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井水。这就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春潮急》。

这部长篇小说于20世纪7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供不应求,先后印行200万册,而且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克非由此闻名。据说,当时,此书有一阵售罄,在一些地方有奇货可居者,声言除给足价钱外还得搭上一张肉票。而克非很谦虚、很清醒,谈起当时的盛况,他这样说:“现在看来,小说也有很多不足,当年之所以好卖,是因为当供人们读的书太少了。”在我看来,克非此说固然是,但《春潮急》确实是好。书中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刻画,浓郁的川北乡土风情,独到的具有表现力的语言,都是他的过人处。

克非高产,除此,还有长篇小说《山河颂》《满目青山》《野草闲花》等,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些书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他扎根之地对他的回馈。

我一直关注克非的文学成就,关注着他。我在《四川日报》和《处女地》等报刊,发表过好几篇关于他的语言艺术等方面的文章。岁月如水,当他进入老年,当了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什么关系都转到成都,病也多了。功成名就的他,理当到成都,不说享受,看病也要方便些吧,然而,他仍窝在那里――即人们所说的“穷乡僻壤”。出于对他的关心,也是好奇,我专门去看望过他一次。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如大鹏展翅刚刚起飞,各方面都还很落后。从成都到他生活的那个“穷乡僻壤”兴义,虽说直线距离不过两百来公里,放在今天,转瞬即至,可我一早从成都出发,一路紧赶慢赶,连乡间的拖拉机都坐了,差点没有坐鸡公车,到他那里时,已近黄昏。

更为别致的是,对于我这个远道而去的客人,他不是在家中接待我,更不是在家中给我泡好茶,在沙发上相向而坐,摆出一副大作家的架子侃侃而谈,而是像当地一个老农,在他经营的菜地里接待我。他的外貌、穿着,谈吐,完全就是一个当地的老农,但不同的是,他不像当地的老农,到了这个年纪,大都腰已弯了下去;而身躯高大匀称的他,腰肢挺直,说话高声武气,说一口到哪里都不改的眉山话。比如,他把吃,说成嗤,睡觉是睡瞌睡,挺逗的。他当时也就50多岁,皮肤黝黑,捞脚挽裤,一边同我说话,一边动作麻利地采摘地里翠绿的青椒、墨紫色的茄子……乐此不疲。

让我特别留意的是,他对当地的一切家长里短,如数家珍、充满感情,随手拈来。而这些在别人那里不过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东西,到他这里就不同了,听得我津津有味。他如同一个高明的大厨,把很普通的小菜做成了珍肴美味,这就是他的本事。我关切地问他,为啥不到成都去?人家那些人,千方百计钻都要钻到成都去,你现在又多病,却放着那么好的现成条件不去!他也不解释,只是随口道,“黄莺住久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何况人乎?他随口而出的这句诗,引自唐朝诗人戎昱《移家别湖上亭》诗。这里,自觉不自觉间,表现出克非事实上的皓首穷经、功底深厚的一面。我理解他,也不劝他了,劝也没用。

暮霭渐起,残阳如血;远处传来沱江隐隐的涛声,一时间,我恍然置身于他的小说《春潮急》营造的氛围中。而原作中,那些为青翠美丽的茅竹所掩映,却是破破烂烂蘑菇似的东钉一块、西钉一块的川北农村民居,有的已为一楼一底,围墙中的中西合璧的小楼所代替,显示出初步富裕景象。

我知道,这里有他的根、他的情、他的魂。在这里,他留下了已然过去,不会再来而怀念不已的青春岁月,留下了他和当地人的水乳交融的许多事。不说多了,他那本代表作《春潮急》洋洋洒洒几十万字中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是他对这里的写照,也是这片热土对他的回馈和回敬。他肯定舍不得走、不会走,因为,每走一步都会让他牵肠挂肚,让他心疼。

就这样,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克非,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穷乡僻壤”生活,不肯离去,直到生命终结,享年87岁。

高缨又是另一个类型。高缨(1929年——2019年2月22日),原名高洪仪,原籍天津,出生于河南焦作一个铁路职员家庭。抗战时期流落到四川重庆,入民主教育家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文学。1954年开始发表短诗,渐渐崭露锋芒,最先以一首有影响的诗《张娘》闻名。之后,不仅诗歌,小说、散文方面也取得相当的成就,他的小说、特别是以写凉山地区的小说最有特点,代表作是《达吉和他的女儿们》,这部长篇后来拍成电影,风靡一时。之所以如此,是他长期扎根在凉山,曾在一个县任过很长时期的宣传部副部长,他在凉山的生活功底扎实厚实,是他写出那些佳作的保证。作品都带有浓郁诗意的名作家高缨,离我有些远且有些梦幻;真正让我认清他是20世纪90年代,我在《四川政协报》当编委兼副刊部主任,他是省政协委员期间。有次召开政协委员全委会,我采访刚从泰国归来的他,写了一篇《访泰归来话交流》的文章,发表之前,请他先过目。没有想到,这篇最多千来字的文章,引起他的重视,他看得很细。他的一番话,让我印象很深,给我很多启迪。

四川省作协原副主席高缨

他认为我这篇千来字的文章写得不错。同时,就文学与新闻的关系、关联等方方面面发表了很好的真知灼见。他看出我这篇文章与一般记者写的文章不同,是一个记者型的作家。“记者型作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名称,感到很新奇,问这是为什么?

他说,新闻就要新,比如狗咬人不是新闻,而人咬狗才是新闻,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新闻记者的常识、共识。一般记者写稿,讲究快捷、简洁,讲究尽可能准确地达到目的。你这篇不长的文章不仅做到了这些,与一般记者不同的是更讲究视角、细节和用语,因此读起来要生动些,新颖些。这就是记者型作家的特点,也是优势,很宝贵。

名记者名作家我接触多了,但从来没有听人对我谈起过这些新闻与文学的异同,让我很震惊,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四川电台做过长时间的编辑部主任,期间,有好多重要的新闻稿都是他写的。他写的这些重大的新闻稿,有些我有印象,当时听了就觉得里面有很强的文学性。

高缨所有作品都有一个特色,即富有诗意。他的作品即使没署他的名字,也知是他写的,辨识度很高。他的有些散文,有相当的新闻性,显得很别致,很值得学习,这与他从事过的职业有关。

高老师这个人,很是风趣幽默。我曾应邀去过他家里不止一次,有次我去,见到我,他笑着这样说:“闻一来了。今天不是闻一,而是闻二、闻三了吧?闻一你今天是喝茶还是喝咖啡?还是喝咖啡吧,喝了咖啡长精神。”让人哑然失笑。

时光如水。忽忽间,我多年没有看过高缨老师了,但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踪。得知老年的高老师,不住成都,而是带着早年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毕业、从《成都日报》退休下来的老伴、高级编辑段传琛搬到峨眉住去了。到峨眉还嫌不够,不够清静,又搬,搬到更为清幽清静的能与峨眉媲美的二峨山下的洪雅去了。

前几年,在网上见去探望他的人说:高老师已经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被段老师推出来迎客。高老师见到他们,拍拍坐下轮椅,不无幽默地说:“这是我的奥迪高级轿车!”一如既往地机智风趣,也令人伤感。

我这才注意到,不知不觉间,高老师已年近九旬了!印象中,个子不高的高老师很精神,做事利索,走路风快,怎么一下子就坐到轮椅上去了呢?这才觉出,时光如水,我已好些年不见对我多有教诲的高缨老师了。得去看望他老人家了,再不然就看不成了。然而,还没有等到我去,突然得知高老师在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去世的消息。在我思想的天幕上,又一颗明星陨落了,无比地痛惜。

克芹同志不再来

周克芹是著名乡土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以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鸣惊人,喜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一名。

周克芹

我对周克芹(1936年――1990年8月5日)的认识,是由远及近,由浅渐深,犹如最初听到天边的雷声,渐渐响了过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刚在《四川文学》发表作品时,就察觉他是四川文坛骁将,特别擅长写农村题材,尤其以写他熟悉川东沱江流域的农村生活,如小说《棉乡战鼓》等就很有代表性。后来我回到成都,听到他早年读成都农业技校的同学描述。他同学道,1958年毕业于成都农业技校(现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周克芹,当时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一心想当作家,随时都在练习写作,不时向报刊投稿,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向外投的稿,不时被一摞摞地原封不动地退回。有几次上语文课,老师逮住他在课堂上看小说,把书给他当场缴了,批评他不务正业,然而他却乐此不疲,我行我素,公然声称,我就是要当作家。老师对他很不满,有次上语文课,老师借讲《范进中举》讽刺他;老师把范进落魄之际那段讲得有盐有味的;把范进的老丈人,那个屠夫,轻贱教训挖苦范进的话,读得阴阳怪气的:你不看人家那些张府王府,那些中举的文人,一个个都是文曲星下凡;哪个不是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你看你是一副什么样子?没有钱买镜子,就撒泡尿照照……

大家当然知道老师所指,轰的一声笑起来;当时黄皮寡瘦、真有点范进落魄像的周克芹霍地站起身来,把捏在手上的一张报纸往桌上一摔,很豪壮地说:“不要把人看扁了,今天的《成都晚报》就发表了我一篇散文。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我就不相信我周克芹当不了作家,和尚也是人学的。咱们二十年后见分晓!”

周克芹这个同学很有感触地说:“真是有志者,事竟成。没有想到,回到农村啥都干过,当过乡过民办教师、会计、公社干部的克芹,不想真如他说,20年后,成了一个作家、而且是大作家。不过稍不同的是,不是他放言的20年,而是24年。”

1982年,周克芹以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茅盾文学奖第一名,一举闻名,如同一颗倏然升起在天幕上的明星,璀璨夺目,身价百倍,立刻改变命运:他被调到四川省作协任党组副书记、任《现代作家》(由《四川文学》更名)主编;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这不是偶然的。如果细细审视,就会发现,之前,他在《四川文学》发表过的一些作品就相当有特色,只不过没有引起足够注意。比如《勿忘草》《山月不知心里事》,就分别获得1980年和1981年短篇小说奖;在艺术上,显示他是一个以情感和灵魂拥抱社会生活的优秀作家。

而他那篇一鸣惊人、煞费苦心的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写成后,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他,也不是那么有信心,那么自信,而是先投石问路,给了公开发行的家乡刊物《沱江文艺》。《沱江文艺》全文发表了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立刻引起身在重庆的著名作家、长有一双慧眼的评论家殷白(1917—2008,原名张鹤龄)注意。又一个伯乐出现了。1979年,殷白风尘仆仆,信心满满,从重庆赶到简阳看望周克芹,双方作了很好的交流交谈。之后,殷白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推荐给有影响的重庆大型刊物《红岩》发表(1979年第2期)。这个长篇,以1975年冬工作组来到葫芦坝开展整顿工作为背景,描写老农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出深广的时代内容。小说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许茂等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鲜明。

如此一来,立刻放大了方方面面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注意。1980年4月,《文艺报》刊登了中国文坛两位领军人物周扬、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他们对这部长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实至名归、众望所归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仅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而且破天荒地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两家有名的电影制片厂同时选中,互不相让,争相拍成电影搬上银幕,由此更是一发而不可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是在成都市金牛区文化馆多次见到周克芹的。

成都市金牛区文化馆是改革开放以来,公认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最好、最有成效、最有规模的基层文学组织。每月一次的文学活动,人满为患。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不仅有本区成了名和大批没有成名的作者、作家,还吸引了大批市里、省里的记者、作家、编剧,比如《成都日报》的编辑、作家徐联和诗人张大成就是常客,从本土走出成了名人、作家,再走上职业编辑之路的有林文询、徐建成,农民诗人钟朝康、农民作家张俊民等等。

活动安排在每月中旬第一个星期天。那次我去,听馆长杨秀全兴致勃勃地说,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周克芹,这很出我的意外。周克芹是文学“新贵”,忙,是可以想象的,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单位想见他,想邀请他!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能参加这样的基层文学活动?再说,那时一周只有一个星期日,他刚到成都履新不久,不知有多少事要忙,他能参加这样的基层文学活动?如果这样,.一是说明他不忘本,二是说明他对基层文学活动的重视。我对这次活动充满了期待。

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金色的阳光从四周浓密的葱绿中洒射下来,灌进金牛区文化馆大院里那座红柱黄瓦的亭子里,四周雀鸟的啁啾,显出一种欢欣。那是一个小型的文学活动,就安排在亭子里。上午9时,周克芹在杨馆长陪同下,准时出现在大家面前。周克芹稍高的个子,40多岁,花白的头发浓密,穿一件中山服,五官端正,面容清癯,脸上似乎有几颗不起眼的白“麻子”;人瘦,肤色不太好,有点病容。

大家自觉站起来鼓掌。他招了招手,请大家坐,请大家不要那么对他客气,鼓掌欢迎。他说他是来同大家交朋友的,他也不是什么主编、书记什么的;他就是周克芹而已,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显得非常谦和,平易近人。他请杨馆长将众多的与会人员给他介绍。杨馆长介绍到我时,他走上来同我握了一下手,看了看我,说:“啊,真是人如其名。”他笑着对我说,“我在《四川文学》上见过你写的好些作品,最多的是文学评论,还有评论我的作品的,我都读过。还读过你发表在《四川日报》副刊复刊第一期上的散文《华灯》。”我希望他说下去,他却点到为止。他只是这样鼓励我,“没有想到你发表了这样多作品,这样年轻,出名早,不像我进步慢……”

对于大家叫他周老师,他说:“不要叫我老师,我和你们是同类人,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对我,可以直呼其名:周克芹,叫老周也行;亲切点,叫我克芹。至于其他名称,少来。”由此可以想象他的为人。

在座的好些人,他虽不一定认识,但这些人公开发表的作品,好些他都读过。会上,他代表《现代作家》向大家约稿;他不像有些人动辄摆出一副大作家大编辑的架子,居高临下夸夸其谈,更多的是请大家提问,他结合实际,就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等,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这些虽是老生常谈,但经他谈起来,却有一种“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来活水来”的亲切感、现实感,很有收获。

这样的文学活动,周克芹经常来。1990年8月初星期天的一个例会,这天因为克芹应大家要求,要在会上作一个结合他的创作体会,讲一讲大家关心的、大家熟悉的他的多个作品中多个人物的原型是如何进行加工提炼的。还有,要讲故事与细节的关系。有言故事好编,细节难寻。这些都让大家非常有兴趣,也是大家在具体创作中经常遇到的很考手艺的问题。因此,这天来的人特别多,平时最多百来个人,而这天足有两百来人,开会的地方,我记得是安排在幽静的九里堤公园茶园。

时间到了,上午9时,人坐得满满当当的。可是,平时很准时的克芹同志没有来。九点半,克芹同志还是没有来。这是怎么回事,在大家的讶异中,有人叫馆长接电话。馆长去接了电话回来,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哑声告诉大家:“刚才接到通知,克芹同志不再来。克芹同志因为积劳成疾,入院治疗……今天不幸因病逝世!”大家感到非常震惊,面面相觑,都没有想到,大器晚成、非常谦和、正当盛年的克芹同志就这样去了。壮志未酬,竟何先凋!

“克芹同志不再来!”我永远记得这句话。当时,轰的一声,在我眼中,一颗在天幕上刚刚升起、闪烁着华光异彩的文曲星,就这样倏然陨落了;英年早逝的周克芹,年仅54岁。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田闻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巴金文学院连续三届创作员;著作甚丰,多篇多次获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